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_重读_白鹿原_.pdf

·85·小说《白鹿原》自面世至今，吸引众多批评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然而，在现有的知识语境下，重新打量近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再次深入文本，打开乡土社会的内在视野，可能进一步认识小说的人物形象，更深入地体会“白鹿原”上的风雨沧桑，以及小说的叙事成就作品中，白鹿原上的社会变迁并不是对传统向现代演变这一必然规律的简单验证，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社会史的考察告诉我们，中国宗族现象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产物 近代以来，这一关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带来了宗族的多舛命运白鹿原本来作为皇权制度下具有自治性的村落社会，以宗族为主要社会组织，以士绅、族长等乡村精英为主导自清末民初以来，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并不断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日益深入村庄社会，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体系；尤其是对村庄资源的汲取甚至掠夺，破坏了乡村精英的保护职能，进一步耗失其权力基础，从而导致这一阶层的衰落，宗法社会形态随之解体一《白鹿原》的价值首先在于， 它以宗族村落为叙事基点，从宗族的日常活动、代表人物的言行举止、婚丧嫁娶的风俗礼仪等方面，比较全面、生动地展现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权力结构和运作机制。

从这样一幅相对完整的乡土社会图景出发，对于一些人物形象会有更贴近的认识在小说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这里呈现的是一隅安宁和谐的乡村社会，其特征之一是自治性，这里基本上看不到官府的影子在“白鹿原”上，宗族是村民生活世界中主要的社会组织， 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和族人主要的活动场所；族长是宗族功能的人格化体现如果有了纠纷，按乡里社会不成文规矩，首先应该在内部寻求解决，尽可能不要诉诸官府比如白嘉轩和鹿子霖为李家寡妇那六分地起了争斗， 一度想打官司朱先生立刻劝阻双方， 并晓以仁义大义，于是两人握手言和这一处理方式得到了滋水县令的褒奖，显示出宗族村落的自治性是为官方所承认和支持的在这一点上，“白鹿原”可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 “在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 韦伯在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也认为，村落是一种离旧政府的功能很远的自治单位，正规的政权在村落里并不施行任何控制，政府没有派遣自己的警察和官员管理村落，而是承认地方自治的合法性 在具有一定自治性的乡村社会，对其秩序的形成和维持，乡绅、长老、族长等人物起着主导作用在“白鹿原”上，就是体现于朱先生、白嘉轩、冷先生、鹿子霖等人身上。

这些乡村精英身上集中展现了乡土社会秩序建构与运行的特征评论家面对朱先生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每每感觉无从定位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认为朱先生“缺乏人间气和血肉之躯，他更像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的‘人化’ ，更接近于抽象的精神化身” 其实，从乡土社会形态本身出发，就会认识到朱先生这样的人物属于历史悠久的“士绅” 阶层社会学家指出： “士绅不仅是传统农村社会中一支主要的运作力量，而且士绅和农民是传统农村最基本的社会构成 ” 朱先生并非超然世外、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精神性的存在，他以“士绅”的身份与乡土社会很具体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士大夫居乡者为绅” 朱先生曾高中举人，即拥有功名，虽然安居乡里，但是他主持白鹿书院，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袁红涛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白鹿原》中宗法社会形态的终结并不由其文化“本质”所决定， 最直接的因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对村庄社会的日益深入在近现代以来国家与宗 族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下，深入文本，打开乡土社会的内在视野，可以更贴近地认识小 说人物形象、体会其历史内涵，更确切地评价小说的叙事追求与文学成就面对文学世 界中的乡土中国，重新打开一种历史视野，细致呈现现代性、民族国家进入乡土社会时 改造与冲突、碰撞与对话的具体情景，乃是一个更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

文学评论 2009年第6期·86·教书育人，拥有对儒家经典文化、道德规范的解释权，从而对原上社会发挥着文化培育和引导的作用，这是朱先生在原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基础拥有功名还意味着朱先生虽然没有做官，但是在科举制社会他和地方官拥有共同的背景，常常作为民意代表可以和地方官直接沟通，地方官通常也会对其表示尊重比如“每有新县令到任，无一不登白鹿书院拜谒姐夫朱先生” 士绅因文化而获得人们的服膺和敬重，权力和地位也从人们的服膺和敬重中产生 在辛亥革命以后，张总督极力争取朱先生能前往前清巡抚军营说服其放弃攻打西安，朱先生本着免于百姓遭难的立场成功劝服后者撤军，避免了一场兵祸适逢大旱之年，县长力邀朱先生主持赈济会，以确保每一粒粮食都能落到灾民口中可见朱先生的“领导权力不仅是传统伦理风俗的指导， 而且进入到地方公务的处理上面” 在这个意义上，或可以说“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 从乡土社会本身的视野可见，朱先生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象征或者似虚似幻的人物角色，他在“白鹿原”上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多方面的职能，代表了乡土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士绅阶层的形象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中正是士绅阶层的存在沟通了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乃是王朝不断更替过程中帝国体制得以延续的基础 。

朱先生这样的士绅整体说来承担的是皇权与宗族村落之间的中介角色，而在自治性的村庄社会内部，白嘉轩等人是实际领导人物白嘉轩身为族长，他接受朱先生的文化理念，坚决地在村庄推行《乡约》 ；而诸如鹿子霖、冷先生等人在原上都有各自的威望和影响力，他们作为乡村的精英人物共同维持着“白鹿原”上的宗法乡村社会探究其权威的形式和来源则可以深入了解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内在机制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财富和经济地位并非是这些乡村领导人物权威的主要来源， “除富有之外，有‘面子’的乡村领袖将其权威建立在发挥某些社会职能的基础之上” 比如中医冷先生一家即以其高超医术服务乡里，且祖辈几代都表现出急公好义之德，在老中医去世的时候方有四乡群众相送，显示出在原上的威望鹿子霖一家也是因为与族长白嘉轩一家在有关家族的公事上紧密配合，如修缮祠堂、开办学堂，才获得尊重鹿家和白家暗地里存在竞争关系，表现之一就是在对村庄事务多做贡献方面历史学家杜赞奇通过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深入研究，揭示出乡村权力网络的多元因素，指出精英人物“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乃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 他将这样的乡村领袖称为保护型经纪，他们不仅沟通了国家与民众，而且实际上承担着乡村保护人的职责 。

这一社会机制集中体现于作为族长的白嘉轩身上在一个自治性的基层乡村，白嘉轩的权力不是来自科层制结构中的上级授予， “族长”不是行政职位，其合法性来自于家族内部的血缘秩序，对其行为的引导来自于乡绅所掌握的文化价值体系，对其权力的约束来自于族人的口碑舆论，其权威大小来自于对家族责任的承担情况白嘉轩出任族长并非为了攫取可见的经济利益，相反为了宗族、村庄事务他宁愿自家多出些钱物而对他仁义行为的回赠就是声望和口碑比如白嘉轩在兴建祠堂和学堂时多有善举，因为他相信“他的名字将与祠堂和学堂一样不朽” 而倡议全村加固村寨围墙以抵御“白狼”的领导行为， “不仅有效地阻遏了白狼的侵扰，增加了安全感，也使白嘉轩确切地验证了自己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从此更加自信” 他自觉意识到，维护村寨利益安危的实际行动使他增加了权威，这激发他更加主动地为村庄利益服务，更执着于对仁义文化价值的守护，自觉担当起白鹿村保护人的角色这集中体现于他多次为自己的“仇人”说情、搭救他们的行为中在农民运动失败之后，田福贤回到镇上疯狂报复，鹿子霖也在白鹿村的戏台上惩治参加过农协的村民这时白嘉轩走出了祠堂：白嘉轩端直走到田福贤的前头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面向台下跪下来： “我代他们向田总乡约和鹿乡约赔情受过。

他们作乱是我的过失，我身为族长没有管教好族人理应受过请把他们放下来，把我吊到杆上去！”而在对手鹿子霖被抓进监狱后，鹿贺氏求助于白嘉轩，他爽直地答应了：白嘉轩鼻腔里不在意地吭了一声，摆摆头说： “在一尊香炉里烧香哩！再心短的人也不能不管 ”白嘉轩还曾在不同时期多次解救黑娃，尽管黑娃曾砸毁了祠堂里的石碑，其手下的土匪还打断了自己的腰椎白嘉轩以德报怨的大度与宽容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道德自律和文化修养，而且与他作为“族长”的社会身份不可分割，与他在乡土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不可分对族人承担责任是其声望的来源， 立身的基础 正如有论者指出，乡村权势人物深知其“领导地位是基于其在乡民中的声望，并且他的声望亦与其维护乡村制度、促进公共利益的角色相关联” 白嘉轩曾很郑重地向家人讲述自己这一门担当族长的历史，强调“白家的族长地位没有动摇过，白家作为族长身体力行族规所建树的威望是贯穿始今的” 关于家族的悠久传说，对于历代族长的功过评定不断强化他的责任意识，促使他愈加尽力于村庄事务反过来这使他获得更高的威望，更加有支配性的权力自治性的乡村社会机制激发、鼓励了他的仁义之举，从而促使他在领导、保护族人的过程中提升着人生境界。

白嘉轩对于伦理规范的持守、对于仁义精神的践行，并不仅仅出于个人道德修养和文化选择，背后有相应的乡村社会结构为支撑二在小说第六章以后， “白鹿原”上这种稳定和安宁被打宗族村落与民族国家：重读《白鹿原》·87·破了在一天深夜， 冷先生从城里带回来 “反正” 的消息，“皇帝只剩下一座龙庭了” 民国的到来不再是皇权社会下的改朝换代，而带来的是现代政治制度和理念滋水县新任县长登门礼请白嘉轩出任县“参议会”的“参议员” ，县长所说的“什么民主，什么封建，什么政治，什么民众，什么意见，这些新名词堆砌起来” ，让白嘉轩很是糊涂他渐渐体会到“白鹿原”上自治性的乡村秩序开始动摇改变首先来自于新的国家行政体制 “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 这乃是基于新兴国家形态的强烈冲动；国家政权下沉，以加强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行政力量的强化；中国学者认为这对于中国现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也是有解释力的 新的国家政权不断向基层深入，从而改变了宗族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空间。

在宗族这样的自治性组织之外，还有了正式的基层行政机构；在乡绅、族长、长老这些传统的乡村领袖之外，还出现了官方任命的“总乡约” 、 “乡约”等基层“官员” 在遵循地方社会传统以谋求地位之外，乡村精英拥有了新的权力来源，从而其行为规则开始发生改变比如鹿子霖也曾积极领导村里开办学堂、修建祠堂的活动，而在出任乡约后却反过来嘲笑白嘉轩只会守在祠堂里忙乎，因为他有了新的位置，不再看重和遵循原有的社会机制在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国家还“试图通过新的基层政权对社会—文化的变迁作出规划” ，以“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 在 “白鹿原” 上影响最力的举措是兴办新学此前这里的教育主要是私塾体系，比如白嘉轩延请徐秀才在祠堂里坐馆执教，主要为本村子弟进行启蒙教育，学堂敬奉祭祀的是孔子；朱先生亲自主持的白鹿书院则是原上最高学府然而，民国以后新学体制的建立冲击并很快终结了学堂教育传统 兆鹏、 兆海兄弟首先 “进城念新书去了” ； 其后“生员们纷纷串通离开白鹿书院，到城里甚至到外省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 ，朱先生最终关闭了书院滋水县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白鹿镇头一所新制学校也在这年春天落成，由县府出资，白鹿仓负责筹建，兆鹏回到原上担任校长。

使乡村教育从地方社会“面对面的社区型社会化”向由国家组织、规划和控制的“超离于面对面社会化的普遍性知识传播”转化，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对村庄社会的现代化整合、开放和动员” 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教育体系的覆灭，士绅阶层失去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在社会结构的变革转型过程中再也找不到确定的位置，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阶层最终消亡朱先生在勉强出任县立初级师范学校校长半年后，向县长请辞， 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