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秦汉舆服消费研究.doc

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秦汉舆服消费研究 　　内容提要：秦汉社会阶层结构复杂，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等级身份，舆服消费是彰显他们阶层地位与身份认同的表现形式，故而不同阶层消费不同等级的舆服秦汉不同阶层的舆服消费呈现出三大特征：一是舆服消费的统一规范，二是舆服消费的等级森严，三是舆服消费趋于奢靡与浮华过于奢华的舆服制度，助推了社会奢靡风气，也促进舆服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商品交易时空的拓展　　关键词：制度安排/身份认同/舆服消费/秦汉　　作者简介：温乐平（1975-），男，江西石城人，博士，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硕导，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秦汉史、经济史（江西　南昌　330022）　　    秦汉消费经济的研究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当今消费经济研究热潮不断，学者越来越重视研究秦汉消费经济史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衣食住行用等消费问题对于舆服消费问题，学术界已有一些相关成果[1]，但是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余地本文运用消费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尝试从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系统地探讨秦汉时期不同阶层的舆服消费形式、舆服消费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等，旨在揭示秦汉舆服消费的独特社会功能和舆服奢侈消费的深层因素。

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一　　秦汉时期，社会阶层结构复杂，划分为贵族阶层、官僚阶层、庶民地主阶层、手工业者阶层、商人阶层、农民及其他劳动者阶层等，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被秦汉国家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并享受不同层次的国家待遇舆服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它在国家制度安排过程中充当了社会分层的重要媒介和角色，成为不同阶层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的象征，故此舆服消费在秦汉社会结构中发挥了阶层分化的作用，朝廷藉助舆服形式来彰显不同阶层的功德与身份，正所谓“车服以庸”[2]（志第29《舆服上》　　（一）贵族、官僚阶层的舆服消费　　秦汉时期，贵族阶层是指由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子、公主、诸侯王、外戚等成员组成的且享受最高特权的社会群体，人数较少，但享受的舆服消费层级却最高官僚阶层，主要指公卿大夫百官僚属等群体，人数不少，朝廷根据官秩地位的高低，官吏分别享受不同层级的舆服待遇，以彰其德，表其功，正如商鞅所谓“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3]（卷68《商君列传》）　　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乘舆有“五路”，皆“以玉为饰，[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龙，象天明也”。

除此之外，还有乘舆、金根车、安车、立车等，皆“文虎伏轼，龙首衔轭……鸾雀立衡，文画輈”，驾六马，有十二旗，“画日月升龙”天子是唯一的，且手握国家权柄，处在社会阶层的顶尖，其使用的车马自然是极其豪奢壮丽！而皇太子、皇子皆乘“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黑文，画轓文輈，金涂五末”如果皇子封为王者，则“锡以乘之，故曰王青盖车”，皇孙则乘“绿车”，又称“皇孙车”，“皆左右騑，驾三”[2]（志第29《舆服上》）　　公、列侯乘“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皂缯盖，黑轓，右騑”；中二千石、二千石乘安车“皆皂盖，朱两轓”；其千石、六百石则“朱左轓”[2]（志第《舆服上》）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始令六百石以上安车“施车轓，得铜五末，轭有吉阳筒”，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皆有四维杠衣”，除吏则用“赤画杠”，其余皆青色[2]（志第《舆服上》）　　官吏车马出行，还配备一定数量的导从和伍伯，作为随行仪仗队，象征其身份地位秦简记载了秦代官吏系统中下层官吏配给车牛的情况，《金布律》云：“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共养；十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

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人，养一人；十五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不盈十人者，各与其官长共养、车牛，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予）车牛、仆，不盈七人者，三人以上鼠（予）养一人；小官毋（无）啬夫者，以此鼠（予）仆、车牛[4]（P58-59）汉承秦制，大小官吏配备一定数量级别的车马导从和伍伯据史载：公卿以下至县三百石长导从，“置门下五吏、贼曹、督盗贼功曹，皆带剑，三车导；主簿、主记，两车为从”；县令以上，“加导斧车”；三公乘安车，前后有“并马立乘”随从；长安、雒阳令及王国都城所在县令，“加前后兵车”；亭长，“设右騑，驾两”；伍伯若干人，“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另外，“铃下、侍閤、门兰、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随所典领[2]（志第29《舆服上》）　　又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天子的服饰最为高贵，例如：天子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2]（志第30《舆服下》）而“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

[2]（志第30《舆服下》）“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2]（志第30《舆服下》）“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2]（志第30《舆服下》）衣服有精巧佩饰，区分等级身份史载：“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2]（志第30《舆服下》）由此而知，贵族阶层自天子以下各级贵族又各有等差，官僚阶层因官秩高低而划分为不同秩级，享受不同秩级的舆服待遇，不得僭越等级　　此外，《后汉书·舆服志》还详细地记载了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公主、贵人、王妃、中二千石夫人、二千石夫人等王室、官僚家眷女属的舆服规格与标准，自太皇太后至二千石夫人依次在舆服的材质、饰物、色彩等方面减等使用，不得逾次　　总之，不论贵族阶层还是官僚阶层其内部都按照身份地位高低而划分不同等级群体，根据所处等级而消费不同层级规格的舆服，通过增加舆服文饰、色彩、技巧来辨别和区分贵族、官僚的身份地位，舆服起着社会分层的功效，是贵族、官僚阶层内部分化的标志因此，汉代制定一套严密的舆服制度，其目的是强化等级制度和巩固等级关系，确保社会有序　　（二）豪民地主、工商阶层的舆服奢丽　　豪民地主、工商阶层是由豪民、豪强、手工业者、商人组成的群体，人数较多，他们是秦汉社会的富人阶层，虽富但没有身份地位，这一阶层生活奢侈，尤其是大地主、富商大贾的生活消费特别奢靡。

　　汉初，官府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据史载：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诏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6]（卷1下《高帝纪》）；“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3]（卷30《平准书》）沿袭秦代抑商政策，目的通过限制商人舆服消费来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因为舆服是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孝惠、高后时，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复弛商贾之律”，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至文、景时，商人财力与势力俱增，“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6]（卷24上《食货志》）如《史记·货殖列传》载：南阳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齐刀间“连车骑，交守相”；此时商贾不仅“衣丝乘车”，而且社会地位大大地提高　　文、景以后，富民阶层开始追求舆服消费的高贵、精致、华饰《淮南子·齐俗》云：“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马饰傅旄象，帷幕茵席，绮绣绦组，青黄相错，不可为象《盐铁论·散不足》云：“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环佩今富者革中名工，轻靡使容，纨里紃下，越端纵缘。

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烦尾掌蹄至东汉时，富人舆服消费更为奢丽，史称：“彼肆人之男女，丽美奢乎许史”[7]（P42-43）“男女姣服，骆驿缤纷，致饰程蛊”[7]（P71），“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出则连骑，归从百两[7]（P79）东汉光和末年，一些商人居然“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8]（卷1《魏书·武帝纪》引注），即借用二千石官吏的级别的奢华车马、舆服和导从来炫耀商人的社会威仪车马本是生产、生活的交通工具，服饰本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因社会制度与舆服制度的规范与要求，却成为个人财富、名望声誉与社会地位的标志与象征因此，富人阶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享受奢华的舆服生活　　（三）农民及其他阶层的舆服粗鄙　　秦汉时期，农民及其他阶层主要是指自耕农、佃农、雇农、贫农、逸民、方士、术士、奴婢等组成的社会群体，人数最多，财产最少，地位低下，属于社会下层，大多数人处于贫贱状态，故其车马、服饰消费能力相当低下这里着重讨论农民阶层的舆服消费问题　　先秦时，农民不得衣丝，有身份地位或老者才可以享用穿着丝织衣服和乘车，所谓“五十者可以衣帛”[9]（卷1《梁惠王章句上》，P33），“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不敢畜连乘车。

[10]（卷1《立政》，P12）与先秦相比，汉代农民的服饰消费有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可以穿着丝织衣服和盛妆佩饰，葛、麻布的重要性减弱《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意思是说一些农民可以穿着丝织彩色服装二是讲究文彩，追求享受需要[11]据《潜夫论·浮侈》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后乃得衣缯彩而乘车马今者既不能尽复古，细民诚可不须，乃踰于古昔孝文衣必细致，履必獐麂，组必文采，饰袜必緰此”[12]（《浮侈》，P55）可见，东汉“细民”（指富农、中农）比较讲究服饰消费当然，大多数农民的衣着主要是短褐、葛衣、皁服或粗制毛皮裘等至于贫民的“布褐不充”[13]（《毁学》，P21）、“衣不完采”[3]（卷124《游侠列传》）、“衣敝履空”[6]（卷72《鲍宣传》）现象，也很普遍　　马车、牛车是出行、运载的重要工具，诸如柴车、牛车、羊车、役车、栈车、驴车、鹿车、独轮车等柴车，“贱者之车”[2]（卷74上《袁绍传》）《释名·释车》云：羊车、牛车、役车、栈车等“皆庶人所乘也”这些车的造型简易，无盖无屏，仅有一个车厢，可以用来装运实物，多属于牛、驴拉的车如《后汉书·张楷传》载：“（张）楷字公超，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

还有靠人力推动的独轮车，也叫鹿车据《后汉书·赵熹传》记载：“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山东武梁祠汉画像中，董永故事里有一独轮车但是，因家庭富裕一些，富农对车马的外观、质量与装饰有所讲究，《盐铁论·散不足》云：“常民漆舆大軨蜀轮”；王符《潜夫论·浮侈》亦说：今“细民”不但随便乘车马，而且“挍饰车马”当然，大多数乡里贫民是没有车、马、牛等，仍靠人力担负而行　　二　　先秦以来，舆服就是社会阶层的标识，是身份与地位的文化符号至秦汉，国家一统，为了维持与巩固统一的社会秩序，加强了舆服消费的管制；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快速发展，舆服消费出现新的发展变化这些都折射出舆服消费的时代特征，主要为以下几方面：　　（一）舆服消费的统一规范　　春秋时，王室式微，礼崩乐坏，诸侯各国竞相修饰奇丽的舆服史载：“自是礼制大乱，兵革并作；上下无法，诸侯陪臣，山楶藻棁降及战国，奢僭益炽，削灭礼籍，盖恶有害己之语竞修奇丽之服，饰其舆马，文罽玉缨，象镳金鞍，以相夸上[2]（志第29《舆服上》许慎《说文解字·序》云：春秋战国时“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至秦兼并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其中有“车同轨”、服同制的政策，开创了统一的舆服制度。

据史载：“及秦皇并国，揽其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