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的天真(上).doc

论老舍的“天真”（上）基金项目：本研究项目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守成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多重路径》的系列论文之一项目编号：08CZW039；项目负责人：王桂妹作者简介：王桂妹，女，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桂妹摘要：老舍的人格魅力、文学世界的流光溢彩和他对政治革命的理解参与以及主动终结生命的方式，都与这种“天真”的性情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天真”体现在人格中，表现为一种“软而硬的个性”，并总是在关键时刻爆发出倔强的生命力度；表现在笔下，老舍以天真温厚的幽默格调殊异于以“恨”“怒”为色调的文学主潮，像文坛奉献着爱与宽容；同时，这种“天真”也决定了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单纯理解，在冷眼讽寓与热情投入中承受着由此带来的规训与惩罚 关键词：老舍 天真 人格 文学老舍是天真的他的这种“天真”体现为人格、流布于创作并构成他对社会、革命、政治及政党的理解，甚至可以说，老舍的人格魅力，文学世界的流光溢彩和他在新社会所焕发的政治热情以及主动终结生命的方式都与这种“天真”的性情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当我们把“性格决定命运”这一陈词滥调用在老舍身上时，也并没有丧失它新鲜的启示意义一、老舍人格中的“天真”与“倔强”“天真”是一种美品。

中国的思想文化历来就对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抱有一种好感，怀有一份向往但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要教化内容的礼教传统在行为方式上实际又是一种塑造“老成”、追求“世故”的文化儒家以“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以“修齐治平”为最高人格理想的训导教化方式，正是一个通过道德礼教的训诫与熏陶不断剔除人的自然本性的过程，因此，“少年老成”、“老成持重”就逐渐成为备受称道的“理想青年”的人格状态另一方面，作为与儒家礼教文化分庭抗礼的老庄哲学，则是以一种“法天贵真”的“天然”理念来对抗并修正这种被过分约束雕琢乃至丧失了“天真”的人性对于“天真”人性论述最为完整有力的莫过于李贽的“童心说”尽管李贽的“童心说”是以“真儒”自命去抨击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假儒，[1]但是，就他所提倡的“绝假存真”的“一念之本心”而言，足以鼓荡起一种新的人格乃至审美风范，提请知识者省思被“闻见”、“道理”所侵蚀覆盖的“天真”本性，从而成为“天然人性”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补偿与调适可见，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合结构，尽管不同范畴之间的价值取向彼此对立，同一范畴内的阐释向度也相互排斥，但在总体上却正构成了一种型塑人格的“合力”。

天真”与“老成”以奇妙的悖反状态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和谐，并氤氲成一种典型的中国式人格老成持重”作为文化教养与为人处事之道，是一种要在理性层面刻意养成的庄重仪态，是一种“不激不随”、“无过而不及”的境界，而“天真”则是潜藏于内心世界的感性本真状态，是近乎无需刻意培养甚至与生俱来的一种天然本性但是日渐精致严格的教化、理念既易使其被遮蔽，过于沉溺的世俗生存又往往使其蒙尘乃至失落，这就需要重新回归本心去召回它李贽的“童心说”就是针对世人（尤其是儒者）普遍丧失纯真本心所做的一次招魂，是真心蒙尘时代的一次“荡涤”因此，返归并卫护一份天真童心始终是传统文化尤其是知识阶层的一种固有情怀天真”作为一种现代价值是五四启蒙以来伴随着“人的发现”（包括妇女与儿童的发现）而逐渐彰显出来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就对中国传统中以“老年本位”所形成的“称人之语”——“少年老成”进行了抨击，而极力推崇欧美人习用的“年长而勿衰”的青年本位取向[2]可以说，对于中国“老态文化”的抨击和对新鲜活泼的“青年中国”的期盼，是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怀可见，“天真”无论是在传统文化的积淀中还是在现代文明的求索中，从来都不仅仅指涉为一种纯粹生理年龄上的阶段性特征，而更是指向一个文化载体所葆有的一份“真纯”情怀。

正因为如此，它才由一种情感层面的“本真”状态更进一步升华为一种理性人格，乃至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持守从传统文化教养的深刻浸润中走出又迎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新文学作家，是双重文明铸就的生命复合体但是，在一个“觉醒”的时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天真情怀”却又有着前所未用的时代性特征诸如冰心对于“天真、母爱、自然”三位一体的温情表述融会着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再如郁达夫直白的、大胆的赤子般的啼哭与欲求，是一个刚刚醒来的“人之子”所发出的天真呼唤；即使阴冷如鲁迅，我们从他对故乡那个纯真的少年闰土的怀恋以及他“救救孩子”呐喊声中，也不难感受到一个人道主义知识分子们的诚挚和天真在老舍身上，打着时代痕迹的“诚与真”也以独有的方式流布于老舍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中老舍明确、公开地表达过自己因生活而“被迫老成”的生命痛感和对“儿童”、“天真”的由衷喜爱老舍自述因为“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作事早，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不久，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但是老舍对于这种因谋生所需而“假装出的稳重”并不满意：“不应当如此，但事实上已经如此，除了酸笑还有什么办法呢？！”[3]但是这并没有压抑老舍的童心，或说相反，正是因为自觉意识到这种外在迫压所造成的“童真”的过早丧失，致使老舍倍加珍惜并呵护内心世界的“天真情怀”，尤其痛心于被文明教养提前褫夺了天真雉趣的“小大人”：“我爱小孩、花草、小猫、小狗、小鱼；这些都不‘虎事’。

偶尔看见个穿小马褂的‘小大人’，我能难受半天，特别是那种所谓聪明的孩子，让我难过……世界确是更‘文明’了，小孩也懂事得早了，可是我还愿意大家傻一点，特别是小孩假如小猫刚生下来就会捕鼠，我就不再养猫，虽然它也许是个神猫[4]老舍对于自己葆有的一颗“赤子之心”也是深感欣慰的老舍自述在写《小坡的生日》的时候，“写着写着我又似乎把这个忘掉，而沉醉在小孩的世界里……我深喜自己还未全失赤子之心——那时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写这样的书使我觉得年轻，使我快活；我愿永远做个孩子头儿……我爱孩子，他们是光明，他们是历史的新页，印着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儿——我们只能向那里望一望，可也就够痛快了，那里是希望[5]“孩子”在老舍这里是“天真情怀”的表征包括老舍对于友人的评判，都是不自觉地以“天真”作为最高的评价标准他评价好友许地山“是个极天真可爱的人”，[6]他评价郭沫若“是个五十岁的小孩，因为他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7]他评价史沫特莱说“她真纯”[8]他评价好友巴金：“是个可爱的人他坦直忠诚，脸上如是，心中也如是[9]或许应该说，老舍正是以自己一颗天真之心对待朋友，也以此发现了友人们身上这种同样可爱而可贵的品性：“我的脾气是这样：不轻易交朋友，但是只要我看准够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

至于对小孩子，我就一律看待，小孩子都可爱[10]老舍的“天真”也让他以一颗宽容而洁净的心看待世间一切，从中看出“可爱”与“感动”来，不但是天真的孩子，即使是一些温弱的自然生命样态，诸如花草、小猫、小狗、小鱼等小动物们，老舍也同样倾注了温情与爱，并从中获得纯净的生命慰藉老舍爱人爱物，但是这种孩子般的天真心态并没有连带造就他孩子一样的怯懦，相反，老舍又是倔强的，在天真里有他的硬度这种倔强的性格首先来自于他的出身和母亲的影响母亲“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11]母亲“最会吃亏”，可是“并不软弱……她的泪会往心里落！”老舍充满了自豪与感恩的讲：“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12]母亲给予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老舍性格中的这种“温和”与“硬气”也转绘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在祥子、“我”（《月牙》）、老李（《离婚》）、韵梅等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以“和气”“忍让”为原则的“弱势群体”身上，总能及时爆发出倔强与坚忍的人格力量，这是属于穷人的骨气，是老舍式的硬度。

当然，老舍性格中的“天真与倔强”也缺少不了一份基督教精神的洗礼，耶稣勇于背负十字架的“普世之爱”和“献身精神”，融会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也构成了老舍的“救世”情怀，这同样是支撑起老舍性情的重要精神力量这种“柔中带刚”的性格总是在需要的时刻彰显出力度，例如老舍在国难伊始便别妇抛雏投身抗战，并在艰难而漫长的八年以持续的热情投身于琐碎的文协事务，随即放弃了成就了一个作家声誉的小说创作而转向了具有及时宣传效应的通俗曲艺的创作，并心甘情愿，乐在其中；这种性格同样也使老舍在一个人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开端，便断然选择了沉湖用“脆而不坚”的弃世行为来解释老舍的这种人生选择是一个可悲的误解应该说为奔赴国难而献身和为了维护一个人的尊严而赴死，在老舍这里是并无二致，这是他设定的生命价值底线，也是老舍的人格力度老舍自己也说过：“设若我能管住生命，我不愿它又臭又长……我愿它又臭又硬[13]二、老舍笔下的“天真”与“温厚”葆有一派“天真”，怀有几分“童趣”，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可爱”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则是“可贵”的老舍更把“天真”看成是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必要条件：“哲人的智慧，加上孩子的天真，或者就能成个好作家了。

[14]在老舍的笔端，这种“智慧与天真”集中体现为老舍式的“幽默”老舍自创作伊始与“幽默”建立了血脉关联之后，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于“幽默”和“讽刺”的刻意区分尽管在实际创作中难免情不自禁地越界，但是老舍总是努力把“幽默”与“讽刺”划清界限这种有意的清理与其说是为了从形式技巧上分辨两种艺术手法，毋宁说是一种人生态度和情感上的剖白与定位在老舍这里，“幽默”与“讽刺”绝不仅仅是两种可以模糊混淆的创作手法，而是两种不同的为人处世的心态：“幽默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由这种内世界的“冷”与“热”外化成文字即构成两种不同的风格：“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家则时常由婉刺而进而笑骂与嘲弄……讽刺因道德目的而必须毒辣不留情，幽默则宽泛一些，也就宽厚一些可见，老舍首先是把“幽默”看做一种对待世事的独具心态：“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人虽不必是个艺术家，他还是能在行为上言语上思想上表现出这个幽默态度这种态度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因为它表现着心怀宽大……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15]或者说，幽默首先是一个人用诚挚宽和的热心肠看待世界的结果，老舍正是如此这种宽和的幽默心态也成就了他笔下的宽容：“他悲观，他顽皮，他诚实；哼，他还容让人呢，……他不但这样容让人，就是在作品中也是不肯赶尽杀绝。

[16]而正是这种“要笑骂，又不赶尽杀绝”的态度，使老舍的创作既不同于他成名之前的主流文学——启蒙文学，更殊异于他同时代的文学主潮——革命文学幽默”使老舍成为他自己同样是用笔蘸着血泪描摹社会的苦难、黑暗以及底层民众的痛苦与不幸，老舍是在以“恨”、“怒”为时代主调的呐喊与控诉中，向文坛捧出了他独具一格的“爱”与“宽容”五四以来，以鲁迅为旗手的启蒙文学都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作为情绪主调的在启蒙者眼中，民众的愚昧、麻木、冷漠、自私，既让他们深感同情，又令他们痛心疾首启蒙者从事文学的目的也正在于“揭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无疑，启蒙文学家们都是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热切情怀来剖析国民劣根性的，但是这种终极意义上的“热切情怀”又往往冷凝为笔端的冷峻乃至尖刻冷静的谛视与尖锐的批判是启蒙文学的整体格调虽然这其中不乏启蒙者的深哀剧痛，然而也许正是“爱之深”进而“恨之切”，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与改变国民性的激切愿望，更促使他们把哀痛变成“救救孩子”热切呐喊和笔端辛辣的讽刺与批判直到四十年代，以胡风为代表的启蒙者们还延续着鲁迅的这一思路，主张对民众身上“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胡风语）进行无情地鞭挞启蒙文学”，这种根底上烙印着“爱与同情”的文学，实际则是以一种冷峻无情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这种“内热外冷”的表现样式与启蒙者对自身的定位有着绝大的关系面对无知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