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十七年文学.doc

当代文学十七年文学第二章十七年的小说创作教学目的与要求：1．大体认识本时期小说创作的情况2．理解本时期小说的两大题材：乡村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3．认识在频繁的文艺运动与斗争的缝隙下出现的小说《百合花》等在写作上的打破教学重点和难点：1．理解乡村题材小说代表作梁斌的《红旗谱》思想与艺术成就2．本时期少有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青春之歌》3．短篇小说《党费》《黎明的河畔》《百合花》艺术成就教学手段：理论讲解与师生探讨相合第一节本时期小说概括本期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从中国古典小说和外国著名小说中吸取了营养，以新的态势在新中国文苑中成长着其间经过解放初的适应、认识过程，1956年前后与1960年代初呈现蓬勃喜人之势这一时期，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写乡村土改与社会主义革命题材的作品数量较多，成就较高总体说，长篇小说创作之成就显得比较突出，短篇小说创作次之，中篇小说创作在这一期显得相当薄弱，其原因能够研究探讨思考：长、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为何出现不同的发展态势第二节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红旗谱》一、生平与创作梁斌（1914-1997），河北蠡县人全书由三部长篇合成《红旗谱》、《播火记》和《烽烟图》，而以第一部《红》成就最高。

《红旗谱》与《青春之歌》变革了小说的写作模式，以主人公的“成长”作为小说的基本线索，以此反应出一种历史主体的生长过程成长”的进入，并非只是意味着小说技巧上的变化，它还波及到小说最基本的范围——时空观点的改变，这实际上可理解为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分野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描绘“中国农民的成长史”的《红》与描绘“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的《青》的出现，意味着一种真实上的现代小说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到一个艺术形式更为完备的“今世文学”时期《红》是“十七年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这部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自发革命走向自觉革命斗争历程的小说，对于20世纪的中国小说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论怎样评论都可是分的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周扬甚至将之称为“全国第一部优异作品”二、朱老忠形象《红》与“革命通俗小说”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表现了“人”与“历史”的全新关系《红》中的“人”是生活在冀中平原上的朱、严两家的三代农民，“历史”则是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史”第一代朱老巩——为保卫锁井镇的48亩公田而与冯老兰发生矛盾，吐血身亡；第二代朱老忠，若干年后回乡要复仇；第三代朱严两家的新一辈江涛、运涛等。

三代人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梁斌在一篇题为《闲谈〈红旗谱〉的创作》的文章中，全面阐述了《红》的创作过程、主题思想、人物塑造与艺术风格：从锁井镇农民的斗争方式，能够明显看出一代比一代进步，朱老巩赤膊上阵，拿起铡刀拼命到了朱老忠和江涛，他们接触了党，党教导他们要团结群众，走群众路线的道路，于是所倡始的反割头税的斗争，就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说了然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的团结起来，战胜阶级仇敌，解放自己就小说的主题而言，《红》并无独特之处，可是是重复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社会本质的相关表达，但是，《红》不同凡响的地方，是将一个农民的现代性的本质的生长过程包裹在一个传统的子报父仇的通俗小说故事中，以“成长小说”这种现代艺术形式描述了这一抽象本质的生长过程成长小说”中的“成长”主题总是通过小说的主人公得以体现的，在《红旗谱》中，这一承上启下的主人公就是第二代农民的代表朱老忠家族复仇”是传统社会的叙事母题——孔子就主张为亲人复仇——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伍子胥为父复仇的故事都是超时空的文学母题曹禺《旷野》，仇虎的回来是为了向焦阎王报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仇虎并没成为英雄，相反无法挣脱内心深处的有罪感——不再是一个称心恩怨的水浒英雄，而是一个开始意识到人道精神和非家族观点的现代人。

曹禺通过仇虎这一人物的刻划达成了家族复仇这一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质疑《红旗谱》同时叙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家族复仇”，另一个是“阶级斗争”两种不同的知识话语的并置，突显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对立，而“家族复仇”主题向“阶级斗争”的变换，则书写了中国农民经历的艰难的现代性转型梁斌说：“这写这本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这就使“家族复仇”成为“阶级斗争”的起点，同时又使“阶级斗争”成为“家族复仇”的终点《红》的楔子——朱老巩护钟失败身亡的故事就是大有深意的设置朱老忠为报父仇千里返乡，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对于家族复仇的传统故事，但是，在这个耳熟能详的框架后边，隐含的其实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现代性叙事——虽然大部分的读者由于阅读习惯，经常会忽略这个隐含的故事朱老忠性格解析参看教材P193-195“出水才看两腿泥”——不甘折服的抗争意志和韧性战斗精神；“为朋友两肋插刀”——重团结，讲义气，患难与共，舍己为人三、民族化成就主题思想浓重的地方色彩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构造、语言、民族化表现手法第三节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杨沫的《青春之歌》一、生平与创作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二、政治叙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小财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性叙事中的重要主题。

毛泽东多次讨论过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问题，他始终不变的一个观点就是知识分子必须实践、必须与工农相结合《青春之歌》正是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史的成功演泽小说中的主人公林道静，就是一个从小资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典型人物”父亲林伯唐是——北平城里的大地主，生母秀妮是贫农的女儿林道静身上兼有剥削阶级与劳动者的双重血缘，形象地说了然小资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半人半马的怪物”的阶级特性在林道静成长过程中，她通过反复强调自己的二重血缘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我是地主的女儿，也是佃农的女儿，所以我身上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双重身份既是林道静成长的依据，也是成长的起点林道静成长的第一步是通过旧家庭、旧道德的背叛得以实现的与余永泽相遇、相爱和相处是林成长的第一阶段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征服林的话语武器是西方19世纪的人道主义——“骑士兼诗人”林成长的第二阶段是共产党人卢嘉川取代了余永泽的位置而成为林的新引领者卢热心地启迪林，借给林很多革命书籍，将林带入了一个全新而激动人心的未知世界但从理论上给林启发的卢注定不能率领林达成她的成长之旅，作者安排他被捕并被杀害于公民党牢狱林成长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江华的指导下达成的。

与卢扮演的理论启发者的角色不同，江华引导林关注中国革命的详细问题，并以定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身份直接领导林经历乡村阶级斗争生活的磨炼林在经历了定县乡村的生活和牢狱斗争之后，林才终于达成了她成长为英雄的全部步骤林的成长——对封建家庭、封建伦理道德超越——对旧我超越——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从抗争封建家庭、要求个性解放到谋求民族的解放和阶级的解放；从对劳动人民同情到为劳苦大众奋斗；从一名小财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正是“五四”以后，特别是30年代大部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一、一种阅读方式：情爱叙事与《青春之歌》作为一部政治寓言进行解读同样，还存在着另一种更加直观的阅读方式，那就是将《青》解读成一部成言情小说这个发生在一个美丽的少女与三个男人之间的情爱经历，就好像杨沫晚年写的回想《我一世中的三个爱人》那样，完全能够视为杨沫的情爱忏悔录作者充满了暗示性的描绘，余永泽的虚伪和阴险被深刻地揭示出来对于余永泽而言，这是一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对于爱、对于美、对于文学、对于生活的情趣的叙事显然无法战胜对于革命、对于民族国家、对于阶级斗争的弘大叙事卢嘉川是个坚强的战士，不会轻易地退出战场。

江华的情敌是比余永泽强大得多的卢嘉川，林曾立誓要永远等着卢但江华成熟得多，江华持续向道静提出各样问题叫她解答，同时也和她一起解析各样问题，使林再度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是个多么坚强、勇敢、不厌其烦的人啊！”江华一直在耐心地培养着林的共产主义意识，直至介绍她加入了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使林真实成为这群为理想献身的“同志”的一员林对卢的难过思念渐渐被对江华的巨大的感谢之情所取代就政治话语而言，《青春之歌》中的众多男性主人公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对峙姿态，可是在以林道静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出完全相同的“男人性”他们获得林道静的手法也惊人一致，那就是从“政治”到“性”，“政治”作为手段，“性”作为终极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把个体的林道静视为整体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象征，我不难发现在林道静成长的三个阶段中，余永泽代表的“财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卢嘉川代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江华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疑组成了引导林道静成人的主要话语种类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三种话语之间的矛盾确实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矛盾，斗争的结果，就好像先是余永泽，既而是卢嘉川，最终是江华得到了林道静，中国知识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在一定意义上，《青春之歌》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小说”，自然，也不是一部纯粹的“言情小说”这部小说的独特性，恰好是“政治”与“性”的奇特组合第四节短篇小说创作一、王愿坚《党费》王愿坚的创作，按题材可分为三类：一是描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长征以后苏区人民的斗争事迹；二是描绘红军长征?上的生活片断；三是反应革命前辈在今世的生活风采其中，以第一、二类作品居多在擅长写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家中，以反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和苏区斗争生活为主要内容并取得成就的，王愿坚是较早的一个王愿坚本人并没有这一题材领域的生活经历，他的这批作品主假如在编写革命回想录《水滴石穿》的过程中，接见革命老区，追寻红军踪迹，为那些动人的革命事迹所激发而创作的这些作品，与峻青小说同样，正视战争的苦难，写的是革命斗争生死攸关的考验，表现的是昂扬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但由于生活的限制，王愿坚难以象峻青那样，对当年的斗争生活作色彩浓烈的多方面的描述和衬着这反而促进他避短扬长，不去纯真地追求情节的完整与波折波澜，不去衬着斗争场面的强烈壮阔，也不去描绘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在听来的故事，收集来的材料中，精心筛选那些深深地感动了自己的最令人动情之处，捕捉人物性格发出耀目光芒的那一刹那，英雄人物达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间，给予饱含深情而又不事铺张的表现。

比如，《党费》虽然与峻青《黎明的河畔》同样，都是采用第一人称回想、叙述式写法但《黎明的河畔》着重护送武工队长去河东的全过程的正面的仔细叙写、铺排渲杂，写了足有二万五千字的篇幅，而《党费》只是围绕缴纳党费的典型事件，突出其典型细节，揭示人物心灵的光芒作品中那根腌豆角就是这样的细节：仇敌残忍围剿着山上的游击队，切断了他们同群众的联系在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