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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金针开生面：浅述周一良的三位老师对他史学研究入门的影响_历史学论文 　　周一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魏晋南北朝史、佛教史、敦煌学、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几个方面取得巨大成绩主要著作基本收入《周一良集》（1998），1997年后文章基本收入《郊叟曝言》（2001），其他还翻译有《日本》（1997合译）、《折焚柴记》（1998）等周一良从1920年在私塾发蒙，开始接触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并学习日文和英文，初步接受乾嘉朴学的训练，萌发到北京求学的念头1930年开始先后在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辅仁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历史系、燕京大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地进行科班学习和研究等工作1939年后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全面系统学习了日本语言文学和其他种类语言，系统地接受了近代西方史学训练，基本掌握了超越乾嘉诸老的史学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1946年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进行学术研究建国后，转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接受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进行研究和教学和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新知识分子一起，周一良经过了新中国发展中的风风雨雨、各种运动，跌打滚爬直到改革开放的到来。

刚刚要开始新一轮勃发，满怀豪情的投身教学和研究的新阶段的时候，1986年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周一良的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克服各种年老体弱的困难，解放思想，坦然放达，达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新人生境界和“融会贯通、渐入化境”的新学术研究境界　　按照戴逸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撰写的总序中提出的对现代历史学家的分类标准，周一良应该算是二十世纪第三代史学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融乾嘉朴学、西方近代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三种训练于一身，面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已经站在了超越前人研究的历史高度，有给后来者开辟一条广阔的研究方向纵观周一良70年的历史研究生涯，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发展的隐约身影，可以看出一个勤奋的历史学家的铮铮史德和卓然史识，也可以窥见二十一世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些许端倪周一良从1932年秋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到1939年秋去哈佛大学学习日本文学之间的8年，先后在燕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习和工作，受教于邓之诚、洪业等人，中间曾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这段时间总的来讲是在周一良私塾阶段文史研究启蒙的基础上对于史学研究真正登堂入室的时间通过上述三位老师对于周一良史学研究的入门史实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找寻周一良从事历史研究的入门过程和他的师承关系，而且可以展示20世纪30年代中国高等院校历史教学和研究的真实面貌，从而对于后来的向学之人提供可靠的入门路径。

一 　　在研究诸位老师对周一良从事历史研究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30年代的燕京大学历史系的情况进行简单介绍根据当时任教的老师和求学的学生回忆，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历史学教学的师资和具体安排瞿同祖是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副修历史学，当时他听过的课有：洪业的“史学方法”、邓之诚的“中国通史”、“秦汉史”、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张尔田的“史微”谭其骧是1930年秋入燕京大学研究院，1932年春提前毕业，1933年开始在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1935年8月离开北平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主要修过的课程有：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尚书》研究”，还听过邓之诚、张星烺、陈垣等人的课，洪业的课没有听过侯仁之是1932年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夏本科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1940年研究生毕业，到1941年12月被日本宪兵逮捕，都在燕京大学任教修读过的课程有洪业的“史学方法”、顾颉刚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也听过邓之诚的课王锺翰1934年秋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本科毕业，1938年秋到1940年在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部读研究生毕业后任历史系助教直到1941年冬燕京大学被日本封闭。

当时陆续听过的课有：邓之诚的“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张星烺的“宋辽金元史”、洪业的“史学方法”、“远东史”、顾颉刚的“春秋史”、“战国史”瑞士人王克私“世界古代史”、“基督教史”等等周一良是1932年秋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1935年毕业入研究生院，1936年秋肄业主要听过的课程有：邓之诚的“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洪业的“初级史学方法”、“高级史学方法”、“远东史”，其他老师还有顾颉刚、钱穆、张星烺、李德（西洋中古史，美国人）、贝特（世界古代史，英国人）等后来周一良觉得，受邓之诚和洪业的影响最大，这里面有一个疑问，同样是系内且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什么没有成为引导周一良入门的人细分析起来，可能是周一良不喜欢顾的“完全抄黑板”的授课方式，再有可能周爱好的是日本史和魏晋南北朝史，和顾的研究内容不沾边　　先从邓之诚说起邓之诚（1887年11月19日—1960年1月6日）（注：周在自传中写邓之诚1889年出生，可能有误，备查先生，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祖籍是江苏江宁曾祖是赫赫有名曾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抗击英军，其留有诗集《双砚斋诗钞》。

祖父邓文基、父亲邓小竹，长期在四川和云南作官，也好文史邓之诚自幼得到家长的启蒙教育，酷爱读书，又充满爱国情怀曾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以后任《滇报》编辑，昆明一中史地教师后积极参与革命1917年北上任教育部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1921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教授1930年起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旋被捕入狱半年，后出狱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　　邓之诚的主要著作有：1926年刊行的《骨董琐记》，1933年刊行的《骨董续记》四卷，1941年交付排印但未刊行的《骨董三记》六卷，后来1955年，三书汇为《骨董琐记全编》出版1934年，邓之诚在授课讲义基础上出版《中华二千年史》上中两册，1956年，又把明清史补入，全书重版1955年出版《桑园读书记》，1959年出版《东京梦华录注》，1965年出版《清诗纪事初编》邓之诚在燕京大学其间主要是讲授“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课程，讲课基本是另起炉灶，十分受学生欢迎。

周一良称邓之诚是他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引进门的师傅我们来看一下邓之诚对周的具体影响　　1932年周一良补听了邓之诚讲授的《中国通史》，以后陆续听了各断代史，对魏晋南北朝史特别感兴趣由于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无从觅得，很难了解邓之诚的讲课内容，不过我们可以从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中窥见一些邓之诚的讲授内容、讲授重点、治学方法以及传授的入门之道　　在《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邓之诚讨论了他编著通史的一些体例第一、邓之诚推崇纪事本末体，然后在时间纲目的基础下在对民族变迁、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生计等分类的进行阐述，这样可以保持通史的连续性和便与使用，记录的也都是“非一人之事、琐碎之事”第二史料取材的次序是正史、政书、杂史、最后再参考其他书，反映出他十分重视原始资料，对于史料的重要程度和真实程度有明确的判别第三在文字方面，他崇尚“史贵真贵简”，用比较精炼和准确的语言来讲清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邓之诚也对于自己的读书治学的方法也有涉及，归纳起来就是：“多读原书”、论断“不欲轻下断语”、“比较综合” 读史可以发现“事理”和“因果”、“读史修史贵有识”　　邓之诚曾对谭其骧说自己搞的是“明朝人的学问”，曾要求王钟翰他多读顾炎武的《日知录》。

这个的“明朝人的学问”实际上就是特指“顾炎武”的方法顾炎武治史最大的特点就是“搜落史料，印证实物”，用直接史料来订文史这也充分表明邓之诚“经世致用”的治学目的　　周一良在回忆中提到邓之诚讲课中还常常讲一些小典故，引起大家的兴趣，启发大家思考邓之诚早年曾动手编有《南北朝风俗志》，所以在讲授断代的“魏晋南北朝史”十分生动邓之诚的《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都已经出版，这些书充分表现出他对史籍的熟悉，对充分利用乙部考证史实这种方法的娴熟邓之诚还在课上向大家介绍史籍，引导大家系统专门的读书，把他总结的 “书贵细读、尤贵甚思” 的读书方法和极其严谨的治学的态度都传授给了学生　　在邓之诚的影响和指导下，1934年周一良撰写了《魏收之史学》，初步运用所学的方法和史料进行了第一次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专题的研究《魏收之史学》，主要从几个方面证明其不是史学界普遍认为的是一部“秽史”全文分六个方面，第一节从魏收的为人来说明魏收不是史所传的为人有问题，一些所谓的问题实际上和当时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相吻合，证明其“原其本心，实无其他”第二节是讨论今本《魏书》，证明在修改、传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删节和亡佚，有些部分非本人所写。

第三节讨论了《魏书》的取材，通过大量的文献比较研究断定魏书大半取自于国史和其他史著第四节考订了该书的体例和书法，通过正统论和体例不一证明该书不是魏收一人所著第五节从该书记载的事实和论断判断，该书大半取自国史，魏收相对还是比较“持平近是”最后结语对魏收的《魏书》进行了公允的评价　　从史学方法来说，周一良充分运用了邓之诚的“比较综合”的方法发现问题，从典章制度角度解释问题，注重生计对于历史事件发展的影响对于历史典籍这一原始资料进行真伪鉴别，这也是这篇文章在周一良史学研究生涯上具有重要意义所在在邓之诚的影响下，周一良还写有两篇文章，即1935年陆续写成的《北魏镇戍制度考》、《北魏镇戍制度续考》，它们是他不多见的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文章这里面也贯穿邓之诚的一些研究方法，对于典章制度的深层次发掘，不仅阐明这一制度的具体安排，还从实际运作的层面进行研究，实际上就是开始从史料、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研究上升到对实际发生历史的研究，这应该是研究思路上的一个突破可见邓之诚在课堂和课下的教学谈话对周史学观的形成和成熟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对照邓之诚的《骨董琐记全编》和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我们也可以看出分条目考订史料，重视多种材料互相参正，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甚至连编写方式也是札记形式，可见这位“引进门的的师傅”的巨大影响。

二 　　再说说影响周的另一位老师洪业，也是对周一良进行“考证和处理史料严格训练”的老师洪业先生（1893年10月27日—1980年12月22日）号煨莲（畏怜，Willian），名正继，字鹿岑福建侯官人父亲林曦，中举人，后在山东等地做官，时间不长后考入济南山东师范附属中学，成绩优秀后回福州，1910-1915年在鹤龄英华书院读书，学习十分优秀 1912年，林曦去世，后信仰基度教1915年赴美留学，1917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良大学，获文学士，191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硕士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获神学士后攻读历史学博士未果1923年回国，后基本在燕大任教并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图书馆馆长、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辑处主任、研究院历史学部主任和研究生导师1941年冬燕大被日军封闭，旋和邓之诚一起被捕入狱半年，后出狱拒绝与日伪合作，至抗战胜利后燕大复校才重新回校工作1946年春赴美讲学，后滞留美国1948到1968年，兼任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研究员后在美国去世　　根据王锺翰的统计，洪业的主要文章著作有：《考利玛窦之世界地图》（1936年载《禹贡》第五卷第三、四合期）、《礼记引得序》（载1936年《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春秋经传引得序》（载1937年《引得特刊》第12号）、《杜诗引得序》（写毕于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