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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和罗马之间 　　内容提要：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古典学的学者通常过分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而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则往往低估美国建国与古代经验的联系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吸收了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者在雅典和罗马之间走出了一条新的建国道路 　　关 键 词：美国革命 古典传统 雅典民主 罗马共和制 美国民主　　作者简介：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美国古典学者迈耶·莱因霍尔德在1984年谈到，当讨论古典传统在美国的影响时，古典学者和美国思想史学者的研究视角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前者“戴着玫瑰色眼镜”看问题，大多过度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后者则往往低估古典传统在美国的作用，仅视之为精英们装点门面和显示身份的标记①。

他提到的这种情况，此后仍然存在卡尔·理查德在1994年的著作中，列举了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戈登·伍德、乔伊斯·阿普尔比等人关于古典传统在美国早期思想中的作用的观点，并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他认为，古典知识对美国的建国者发挥了“塑造性的影响”，古典工具留在建国思想中的印记从未消失②这种“两极化”现象同样也可见于美国政治学界一些专治古典政治的学者倾向于强调古代民主的意义，甚至以雅典民主作为评判标准，指责美国民主抛弃了民主的实质，使之变成了一种“形式的民主”，其结果不过是“抑制民主”③而研究现代民主理论的学者，则根本不承认古典传统，特别是古代希腊在现代政治制度形成中的意义，宣称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代议制民主的发展过程中则被全盘抛弃了”，“现代民主并不是由古希腊理想和某些后来的附加物组成的”④这种在学术和思想上截然相对的立场，给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研究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并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美国革命一代人在探索建国道路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照了古典知识所提供的路标？美国民主与古代民主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断裂还是连续？换言之，在现代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创建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一、来自古代的经验教训　　有学者提出，18世纪是一个“新古典时代”，古典传统对革命时代的美国人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⑤。

的确，美国革命的某些领导人对古典时代心驰神往，深信革命的爆发为他们进行政治上的创新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约翰·亚当斯就说过，“亲爱的朋友，你我被赋予生命的时代，乃是古代的立法者希望生活的年代”；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很少享有自己选择政府的机会，而革命时期的美国人就享有这种机会，来建立一种人类智慧所能构想出的“最明智、最幸福的政府”⑥这些人之所以向往古典时代，追慕“古代立法者”，首先是缘于他们早年所受的古典教育，以及由此养成的古典兴趣和对古典价值的认同　　在北美殖民地最初的移民中，有些人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他们来到北美以后，大体上因袭了英国的教育体制，以文法学校和高等学院为主体，以拉丁文、古希腊文、文学和古文物方面的课程为核心，构筑了一条系统地传承古典知识的渠道这种教育理念及相应的体制，一直延续到美国建国初期即使是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由于在文法学校打下了基础，也能长期保持对古典知识的兴趣　　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进入高等学院和获得学士学位的“通行密码”⑦，凡希望进入学院深造的青年，首先必须掌握古典语言的基础知识，而文法学校正是为此而设在这里，学生的主要功课都与古典知识有关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是学习的重点，在其他课程中也经常涉及古典。

从殖民地时期直到共和国初期，古典课程和语言的教学方法都没有很大的改变⑧高等学院更是古典知识的“一统天下”一个学生从入学开始，古典知识就始终伴随着他的学习生涯目前可以看到的第一份学院课程表，是1723年哈佛学院的课程和教科书计划，从中可见：一年级复习在中学时学过的古典作品；二年级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三年级学习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地理学等；四年级学习几何学、物理学(自然哲学)等；此外，大致每两周举行一次拉丁文的辩论⑨学生阅读的古典作品以文艺、政论和历史为主⑩　　美国革命的领导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直接阅读古典作品的能力一个既有阅读兴趣又有闲暇时光的人，在各个学院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书房的藏书中，都不难找到自己想读的古典作品在各类图书馆和私人的藏书中，古典题材的书籍平均占10%～12%不少古典作品有英文译本，即便能直接阅读原文的人，使用译本也有明显的便利从总体上说，革命时期美国人的古典知识主要不是来源于原始文本，而是“译文不忠实”的节选本、现代史家关于古代史的著述、古物手册以及百科词典(11)革命领导人在繁忙的公务中，仍然有针对性地阅读和参考古典作品在制宪会议期间，出使巴黎的托马斯·杰斐逊给詹姆斯·麦迪逊寄去若干本波里比阿的著作和若干套古典作家的作品。

其他制宪会议成员对于古典知识也有浓厚的兴趣(12)无怪乎有位美国学者断言，革命时期乃是“古典传统在美国的黄金时代”；在美国宪法的制定和批准过程中，对古典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求助”达到了高峰(13)　　当然，美国革命领导人并不是泛泛地对古典知识感兴趣，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古典作品中选取合适而有用的东西他们阅读古代散文，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和政治智慧；阅读古代历史，因为他们相信历史是“伦理和政治的教本”，可以取法于古代的“英雄主义、美德和爱国主义”(14)按照18世纪的标准，掌握古代语言，熟悉古典知识，不仅是一个学者的必备条件，而且“可使年轻人能够在公共职位上为他们的国家服务”(15)1781年，约翰·亚当斯告诫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萨鲁斯特、西塞罗、塔西佗和李维的陪伴下，你会学到智慧和美德”；“学习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好人和一个有用的公民”(16)美国革命者有时还刻意模仿古人的装束和行为方式，创造适合自己的古典个人形象，竭尽全力去实现古典价值(17)有时，古代伟人的形象还刺激了普通居民的政治想象，用一个波士顿人的话说，“看起来，我们在每两三个村镇和区里，就有一个梭伦或莱库古”(18)。

　　在美国革命时期，对于古代人名的使用，不仅反映了时人对古典知识的兴趣，而且暗含各色各样的政治倾向，从而使名字成了有特定含义的政治符号他们有时用古人的名字给同时代的人物取外号，以代表某种暗含的评价例如，汉密尔顿等人把华盛顿叫做“Scaevola”，把约翰·亚当斯叫做“Brutus”，把杰斐逊叫做“Scipio”(19)他们更喜欢用古人的名字作为发表言论的化名或笔名，这样既可隐藏真实的身份，又能显示自己的博学，还有助于寄托特定的思想感情古罗马的“Publius Valerius(Publicola)”很受美国人青睐，被他们视为罗马共和政府的创建者和捍卫者汉密尔顿在1778年就用“Publius”作过笔名，在1787-1788年又同麦迪逊、杰伊一道，用这个名字发表了题为“联邦主义者”的系列文章反联邦主义者”中也有人用“Poplicola”(原文如此)作笔名，发表文章阐述反对宪法的理由马里兰议会代表院领导人威廉·帕卡曾用“Publicola”作笔名，与参议院的代言人“Aristides”就纸币法案进行论战这些政治人物纷纷使用这样的笔名，无疑是想表明自己对共和制的忠诚和热爱相对而言，反对新宪法的人更喜欢用“Brutus”、“Cassius”和“Cato”这样的笔名，以表达誓死反抗“专制暴政”的态度和决心(20)。

　　不过，革命领导人利用古典知识的主要方式，并不是借用古人的名字，而是从古代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古典理论中发现可以用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资源13个殖民地在脱离英国以后，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共和制；但是，就他们所熟悉的古代历史而言，共和事业却很难说具有光明而乐观的前景杰斐逊曾论及，有人从古代共和国的历史推断，共和政体在弗吉尼亚的前景令人感到悲观(21)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也感叹说：“我们已回到古代历史中去寻找政府模式，考察了那些不同形式的共和国，它们在形成时就各自带有解体的种子，现在都已不复存在22)现代欧洲的那些共和国，在美国革命者看来都不是真正的共和制；纯粹意义上的共和制只能求之于古代正是由于古代共和国都“以失败而告终”，美国革命者才感到，总结它们“失败的教训”，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乃是创建新共和国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美国革命领导人在援引古典知识时，对古代政治理论常常持贬斥态度，而更看重古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23)约翰·亚当斯声称，古人提出的各种政体理论都不适合现代社会；对现代社会有价值的“政府科学”的重大改进，是古代人所不知晓的，或者至少未被他们付诸实践(24)杰斐逊在晚年也表示，亚里士多德等古代作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特点与现代和现代社会大不一样，因而他们关于政府问题的论著，已无任何启迪可言，即便亡佚或误传，也不值得遗憾(25)。

但是，他们却注重从古代历史中寻找参考和启迪，用亚当斯的话说，“希腊的历史对于我们的国人来说，就好比是大陆人所说的许多家庭拥有的‘梳妆室'”，里面有许多用以反观自己的镜子(26)在革命期间，特别是邦联时期，一些报纸经常刊登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的历史片断，古代共和派的事迹，以及讨论古代历史教训的短论有的文章还直接指明，古代史事对了解当前现状具有启示意义例如，1784年有个署名“A.B.”的人向《哥伦比亚先驱报》推荐一篇讨论古代历史教训的短稿，在题记中说：“下文描述的导致罗马和雅典政府倾覆的不快纷争，对于当前时期并非不适用，特推荐给贵报发表27)　　在革命的不同阶段，美国革命者对古代历史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其侧重点也发生过显著的变化当革命爆发之初，他们面临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动员民众参与和支持对英战争，牺牲个人利益以争取和巩固独立因此，他们大多推崇斯巴达式的平等社会，欣赏古代罗马，因为那里的人随时都准备为国家的利益而献身(28)反面的例证也给他们提供了借鉴雅典人在马其顿的大举进攻面前仍疏于防卫，不肯齐心抵抗，以致城邦沦陷这类史事也有人在报纸上提及(29)随着战争的结束，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地位凸显出来，斯巴达、雅典甚至罗马的社会价值便遭到了质疑。

约翰·亚当斯在1786年指出，虽然莱库古的制度很好地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但没有重视人民的幸福和自由(30)同年，一位旅居英国的美国年轻人也提出，如果说“对贫穷的爱好”乃是斯巴达政体崇高性的基础，那它也只能存在于一个人数很少的社会；“像斯巴达那种建立在严格的平等观念之上的政府已经失败了，因为它们的形成是与自然对立的”；它们“迫使人性变成扭曲的形态”，而不是赋予它自由展示和发挥的空间(31)也就是说，在革命后期，有人开始质疑古典共和的价值取向，希望把美国的共和政体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　　与此同时，当共和制初步建成以后，不少人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古代共和国那种覆亡的命运《独立记事报》上有一篇文章感叹道，在古代历史上，不少共和国的人民拥有很大的主权，但最终都未能免于覆灭，其重要原因在于“人民”“愚昧无知”，受那些“险恶的野心家”的引导而走向了毁灭(32)署名“自由共和派”的系列文章的第2篇，更系统地讨论了古代共和国覆灭的教训文章以迦太基、雅典、罗马等为例，说明民众缺乏美德和判断力，在居心叵测的民众领导人的煽动下，结成帮派和小团体，相互倾轧，排斥和放逐优秀正直的领导人，致使城邦遭到极大地削弱，最终为外敌所灭，或是某些强势人物乘势而起，“奴役”了整个国家(33)。

这位作者引述古代历史的目的，在于证明古代民主政体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