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历史学论文.doc

《资治通鉴》的纂集与特点_历史学论文 北宋政权建立100余年间，学术文化事业出现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后，潜伏的社会危机逐渐暴露，“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改用编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1]在这样的社会、学术氛围下，司马光登上 历史 舞台，一方面从政实施其改变社会危机的主张，一方面进行著述改断代纪传史为通古编年史，将 中国 编年史推向顶峰，与纪传史始祖司马迁并驾齐驱，被誉为“两司马”，成为中国史学最高成就的象征 一、纂集经过 《资治通鉴》的纂集，应当从《历年图》说起英宗即位第二年改元治平，治平元年（1064）三月，司马光进其所纂《历年图》，则《历年图》当纂于此前。

《记历年图后》述其初衷：“光顷岁读史，患其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又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乃上采共和以来，下讫五代，略记国家兴衰大迹，集为五图每图为五重，每重为六十行，每行纪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国为主，而以朱书他国元年缀于其下盖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则从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历年图》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他人也[2]此时司马光主要考虑的是旧史“文繁事广，不能得其纲要”，“诸国分列，岁时先后，参差不齐”，集为五图，用朱、墨两色文字，都是为了“聊以私便于讨论”而且其起始之年为“共和”，并非战国“三家分晋”随后不久，奏其《通志》8卷，进书表这样写：“臣有先所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3]《通志》8卷，即《资治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 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于是司马光进奏曰： 自少已来，略涉群史窃见纪传之体，文字繁多，虽以衡门专学之士，往往读之不能周浃，况于帝王，日有万机，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诚为未易窃不自揆，常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书，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为可法，恶为可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

其余浮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顷臣曾以战国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编集？若续此书，欲乞亦以《通志》为名其书上下贯穿千余载，固非愚臣所能独修[4] 同时，以刘恕、赵锡君皆习史学，为众人所推，欲望特差二人同修诏从之，而令接所进书八卷编集，俟书成取旨赐名其后，赵君锡以父丧而不赴，命刘攽代之 据司马光后来所写《资治通鉴进书表》追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神宗即位当年，治平四年（1067）十月，亲制序云：“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牅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令书成后写入，司马光立即写了《谢赐资治通鉴序表》同时，“又赐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5]熙宁三年（1070）六月，司马光请以范祖禹同修元丰元年（1078）九月刘恕卒，十月请以子司马康充编修《资治通鉴》所检阅文字其后，神宗又“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

参预全书编纂者，前后总共5人，即进书表末所列名单：检阅文字——司马康，同修——范祖禹、刘恕、刘攽，编集——司马光同修三人，刘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熙宁三年范祖禹入局后，负责唐及五代，如司马康所云： 此书（《资治通鉴》）成盖得人焉《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父，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迄五代则范纯甫[6] 自清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提出刘攽负责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刘恕负责五代，范祖禹负责唐以来，两种说法长期并存近30年来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刘恕、刘攽先入局，刘攽负责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至隋，范祖禹入局后调整分工，刘攽接替刘恕负责南北朝，范祖禹负责唐，刘恕转而负责五代，刘恕卒后，五代由范祖禹接替[7] 分工的同时，从收集资料到进行编纂，有着一套严谨的程序——编写丛目、长编，进行考异，最后定稿所谓丛目、长编，从司马光《答范梦得》的书信中“梦得今来所作丛目”以及“自《旧唐书》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等内容知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明确指出：“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僚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8]据此书信，丛目，以一书为主，标出事目，按时间顺序剪贴排列，然后将收集的相关史料增补进来，附注史料出处，即所谓“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注所出篇卷于逐事之下”，“无日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

丛目的基本要求是“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长编，依丛目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史料全部检出，参照比较，决定取舍，并进行文字加工，用大字写成正文有歧异的不同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其基本原则是：“大抵长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9] 丛目、长编，是在司马光的统一指导下，由“同修”三人分别进行，最终集于司马光一手完成刘恕之子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回忆：“先人在书局，止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长編附注有歧异的记载，经司马光最终审定，说明取舍，形成“考异”全书经司马光刪其繁冗，考其异同，锤炼文字，形成定稿具体情况，可从其写给宋次道的信中窥见一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

向后卷数又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10] 由此可以知道，仅唐代长编就多达“六七百卷”，司马光花费4年时光才最后删定成为81卷正因为司马光充分发挥了主编的主导作用，才使《资治通鉴》结构浑然一体、文字一气呵成 自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其编历代君臣事迹，“每修一代史毕，上之”，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上《五代纪》三十卷，总二百九十四卷，《目录》、《考异》各三十卷”[11]这里先谈一谈《目录》、《考异》 关于《目录》30卷，《进资治通鉴表》中这样写：“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目的——以备检寻，编纂——略举事目具体形式：上方，首载岁阳、岁名纪年，并载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以及各史所记七政（即日月与五星）之变，补《资治通鉴》书中历法及天象之不足；目录仿《史记》、《汉书》年表，年经国纬，略举事目，并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提纲挈领，颇似《资治通鉴》简本；下方，标注明《资治通鉴》卷数，以便知某事在某年、某卷清四库馆臣评论说：“兼用目录之体，则光之创立《通鉴》为纪、志、传之总会，此书又《通鉴》之总会也[12] 关于《考异》30卷，进书表如此说：“又 参考 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

此即“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择幽隐，较计毫厘”的考辨所谓考异，即上引司马光《答范梦得》中“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凡时间、地点、人物、史实有疑点者，或各书记载不同，均加考辨，说明取舍考异内容，包括考证时间、考证地理、考证人物、考证事件考异方法，一是以本校、对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法校改 文献 错讹，二是不取不合情理的记载，或驳斥荒诞不经的妄说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司马光还规定了“考异”的具体格式： 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案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 人们所见《考异》文字，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格式书写循此格式，既便于阅读、对照，也有助于对史事进行深入研究《考异》30卷，历来颇受推崇，被认为“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同时更认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其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13]30卷《考异》最初单行，据胡三省乙酉（1345）《新注资治通鉴序》，在浙东骚乱过后，“复购得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注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即自胡三省注本始，《考异》或单行，或散入《资治通鉴》，两种形式并行于世。

司马光自谓“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那么《资治通鉴》究竟采用多少旧史、小说呢？对此，自宋以来不断有人进行统计南宋高似孙在《纬略》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14]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15]此后，多以高似孙所说“二百”为“三百”之误不过，高似孙在另一书中对引书作有详考，明确指出：“司马公《通鉴》，今人但以为取诸正史，予尝穷极《通鉴》用功处，因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则其为功切矣，其所采取亦博矣乃以其所用之书，随事归之于下，凡七年而后成，《通鉴》中所引援二百二十余家[16]同时，详列书目，起《史记》，至《武威王庙碑》，共计226种（其中《唐列圣实录》仅为一目），与《纬略》所说“二百二十二家”稍有出入，并非“二百”为“三百”之误若以《纬略》222家加正史19家，也不过241种清同治、光绪中，胡元常依《通鉴考异》所见书目作《通鉴引用书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惟文集则不列其目[17]其所列书目，较高似孙《纬略》多31种，并注明作者、卷数民国年间，张须“以《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以究温公探索所至，兼明去取之由”，共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杂史诸书”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

[18]20世纪80年代，围绕张须的统计，又有过不同的考辨陈光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高振铎认定为339种，周征松认定为356种[19]上述各家统计,除对具体书目认识不同外，主要是统计标准不一,究竟是以《通鉴考异》引书为标准，还是以《通鉴》引书为标准？尽管如此，但说《通鉴考异》引书约340种还是完全可信的 通过《考异》引书，可以探索《资治通鉴》的史源这里仅作简要提示，以见其取材的基本原则战国至秦统一，共出“考异”5条，基本源于《史记》，都是用内证和本校法西汉一代，主要源于班固《汉书》，参以荀悦《汉纪》汉高祖至汉武帝，若史事没有异说而《史记》、《汉书》有异文，一般依《汉书》，或互有取舍，综合采用昭帝以下，以《汉书》为主，《考异》引书仅荀悦《汉纪》、伶玄《飞燕外传》（一作《赵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