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doc

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摘 要：阿里内提出的“词汇自测定方法”值得借鉴，它可以用于建构“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弥补国内汉字起源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更客观地测定汉字起源年代，形成更科学的汉字观：汉字由其使用者共同创造，历史相当久远，伴随着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它不是汉语的附庸，而与汉语同时起源，同步发展，并在渐进发展过程中保持很高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这种汉字观观照下的“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关键词：词汇自测定方法 汉字 起源 字测定方法当代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因“对资料的不同定性及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说”[2]（p16）、“四千—五千年说”[3]（p55～58）、“六千多年说”[4]、“七千—八千年说”[5]、“八千多年说”[6]、“九千多年说”[7]、“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说”[8]（p74）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无法科学地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阿里内（alinei，mario）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来测定印欧语言分化的具体年代这种方法用于建构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弥补了我国汉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称作“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本文讨论该方法的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论证其理论可能性一、理论背景20世纪90年代，阿里内等人根据“乌拉尔连续理论”[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欧语言研究的旧石器连续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简称pcp）他们认为，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5]（p87～94）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为测定印欧语言起源及分化的时间，阿里内在指出其它语言年代测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记录测定法、语音嬗变测定法、词源测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语言年代学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作为文化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interface），词汇记录着言语社团无数次文化历史变革的轨迹，是言语社团历史的全景体现，词汇的历史对研究言语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有相当大的价值，透过词汇这面镜子可以看清语言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说来，一个词就如同一个考古现场，它揭示的不是某个单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像考古层位一样揭示了多个时期的历史，测定一个词产生的年代与考古一样，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层位与之对应只要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事件本身发生的年代可以确定，词产生的年代就可以测定根据词的不同性质，词汇自测定方法区分了“历史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历史不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

人类劳动的所有产物和绝大多数社会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指称这些对象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是可测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称自然产物、先于人类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很难测定，甚至不可测定二、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基本观点（一）汉字的历史相当久远阿里内等人提出的pcp推翻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说”[19]（p155～198）和伦夫鲁（renfrew，c.）的“小亚细亚起源说”[20]，认为印欧语言的分化时间不是红铜时代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距今约1.2万年），原始印欧语已经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13] 、[16]（p135）笔者认为，与印欧语系诸语言一样，汉语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可能在我国人类“还是动物的时候，就有了语言”[21]（p2）许多国内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如孙常叙认为：“现代汉语，这一民族的共同语言，是在形成民族之前的部族和部落中就已胚胎，孕育，逐渐滋长壮大了的”[22]（p170）。

刘民钢认为：“原始中国语的诞生已经具有漫长的历史，根据人类诞生发展的时代推算，它不可能早于450～500万年，依据现代汉藏语系诸语言的可比较性和古人类及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迟于180万年[23]（p111）“文字的起源问题与语言的起源问题难以分开”[24]（p39），作为汉语的一种重要模态（modal）（“语言的多模态性”，汉字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不仅仅因为目前所见最早用汉字记下的文字资料距今已有3000多年，更重要的是，“早在商代以前，中国汉字已经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过程”[29]（p3）裘锡奎认为：“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大抵是动物跟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30]（p55）；“凡是象形字，虽则都是原始字，可是它们的发生时代不会一样，兕和象的图画，也许两万年以前就有了[30]（p77）可以看出，他对文字产生年代的推定远远超出了赵诚[7]界定的九千多年诚然，相对于个人而言，九千年相当久远，但相较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九千年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而已，把汉字起源时间或者“汉字系统成型”[8]（p68～83）时间限定在这短短的一瞬间都是不科学的，这些观点不仅低估了史前人类的语言能力，还小视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和思维能力。

二）应该按照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考察汉字的历史阿里内认为，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16]（p132）黄亚平认为：“对汉字起源、形成问题的讨论一定要有人类学眼光，仅用纯文字学的理论是不够的[31]（p23）根据吴新智提出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假说——“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我国人类进化发展模式的主流是连续进化，附带有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32]（p276～282）笔者认为，汉字在我国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是连续发展的，要弄清汉字起源年代问题，就必须按照我国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来考察汉字的历史，而不应该把汉字看成是某个时间突然产生的事物，也不应该把汉字看成是由汉民族独立创造的，更不能把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的年代直接认定为汉字的起源年代三）汉字与汉语不是附庸关系，二者同时起源，同步发展亚里士多德的文字观——“文字是口语的符号”[33]（p55）对西方学术界影响至深，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也没能逃脱，以致于在讨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时仍然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

[34]（p47）但索绪尔可能意识到汉字与印欧语言的文字之间的差异而对亚氏文字观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他对人类的文字体系进行了二重区分：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对中国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34]（p55）鉴于两种文字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索绪尔明确指出，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体系而“许多汉字研究者忽略了索绪尔的二重区分，将索绪尔对欧洲文字性质的判断，视为人类文字的共同属性，并用以指导汉字改革的理论实践”[35]（p414）因此，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才产生的，文字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是辅助语言的交际工具[29]（p25）让·雅克·卢梭也说过，文字的最初形式并不描绘语音，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绘对象自身，要么像古埃及人那样以象形的方法来描绘对象[36]（p25～26）陈望道认为：“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与语言相并，别出一源，绝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底记号[37]（p74）哈里斯（harris，r.）指出，文字并不只是为了记录口语，文字与口语是两种平行的符号系统，文字远比语音更有权势[38]（p35）笔者认为，就个体发生（ontogeny）而言，汉语与汉字可能有先后之说，而就系统发生（phylogeny）而言，二者应该同时出现于群体的社会活动之中；汉字与汉语并非同出一源，认为汉字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记录汉语是不科学的，有盲目跟风之嫌，持此观点者没有真正弄懂索绪尔的理论，也没有真正认识汉字的个性特点，有削足适履之嫌；更不能认为汉字产生的基础是汉语，汉字的产生基础是汉字使用者所处生存环境的特征及他们在与所处生存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和所处生存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

申小龙认为：“汉字的象形象声象意之构造是社会大众约定俗成的结果，它真实而又客观地反映当时代全社会的认知水平和认知成果[35]（p430）汉字与汉语之间不是附庸关系，它存在的理由不是为了表现汉语，它也绝非用于记录汉语的符号，二者作为一个硬币的不同侧面，应该同时起源，同步发展四）汉字形成的历史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阿里内认为，受神创论和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的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突变论（catastrophism）者”和“均变论（uniformitariamism）者”，就语言而言，语言的发展变化是渐进的，而非突变的[16]（p122～126）孙常叙认为：“语言的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爆发的汉语从氏族语言、部落语言、部族语言转变成民族语言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消灭旧的语言另创新的语言，而是经过长期的逐渐发展，通过旧质要素的逐渐消亡，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使语言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22]（p170～175）笔者认为，与汉语一样，汉字形成的历史也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它是我国人民在社会活动中随着社会及自身的发展逐渐形成的，而不是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由某个人突发奇想单独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圣王”或“巫师”[31]（p24）的专利。

正如唐兰所言：“所谓仓颉作书及文字起源于结绳或八卦的传说都是不可靠的，最初的文字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众人的创造[3]（p12）汉字形成的过程与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一致人类不可能在某个时间和空间一次性认知所有的事物或某个事物的所有特征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处在认知世界的漫漫征途中，而作为我国人类表征其认知的世界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汉字的形成过程也自然是渐进而漫长的五）汉字形态具有稳定性阿里内认为，保持稳定是语言发展的规律，变化是例外[13]、[16]（126～128）汉字形态也是这样稳定是汉字发展传承的基础”，“在汉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字形的稳定和统一是一条主线”，“汉字是一个在多因素制约下形成的相对平衡稳定而又不断发展的系统[39]（p74）有人比较现代《新华字典》和汉代的《说文解字》两部字书，发现其中有50%左右的字汇的形体和字义完全相同，这些均是汉语基本词汇[40]（p35）另据研究[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