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政治与道德——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二历史学论文.doc

战争、政治与道德——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二_历史学论文 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穰苴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大略观察了后冷战时代世界和中国所面临的战争与和平的形势，然后借助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阐述了战争的定义以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再通过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被认为是非道德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探讨政治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其中心思想是：战争应当受政治的目标控制，而政治则应当受道德的手段限制 【关键词】战争；政治；道德 一、战争不可能，和平不大可能？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甫定，原来的盟国苏联和美英等立即开始发生分裂和冲突，一位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比许多人都更早地意识到这一分裂和冲突，他甚至比丘吉尔更早使用了“铁幕”一词随着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形成，世界进入了一个“冷战”时代那么，冷战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前兆或准备呢，还是它的替代？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阿隆考察的结果认为冷战更倾向于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替代而不是其前兆：由于新技术和核武器的出现，为避免同归于尽，反而将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①这一方面是生存原则起了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人类杀戮技术的飞跃反而遏制了人类的进一步行动善恶无意中做了一次同盟。

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大可能”(Paiximpossible,guerreimprobable)，这一名言就是阿隆对冷战时代战和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①这里所说的和平与战争当然都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亦即世界性的和平不可能，但世界大战也不大可能 那么，当今天的世界进入了一个后冷战的时代，我们是否可以倒过来说：“战争不可能，和平不大可能”（warimpossible,peaceunlikely）呢？亦即从目前的世界形势判断，我们的确看不到世界大战有发生的迹象，但世界仍然是一个不安稳、不太平的世界当我们说“世界大战不可能”的时候，局部战争却总是可能的只不过我们可以说，在世界大战和世界性持久和平的两端之间，和平的可能性还是增加了，敌对的意识还是减少了，世界局势与之前的时代相比，还是更接近于和平的一端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尤其是主要的国家和地区，都还在自己的本土范围内享受着和平当然，人们对新世纪的和平前景也还是充满忧虑，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和随后发生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我们也可以问，目前的这种“冷和平”是未来世界持久和平的前兆呢？还是其替代呢？甚至世界是否仍有可能再一次滑向热战的边缘呢？目前世界享受的这种世纪初的和平是更类似于1914年的那种“和平”，还是更类似于1815年的那种和平？等等。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那么，中国在这种世界局势中的处境又是怎样呢？或者只是将中国和美国、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其他几个大国和地区比较，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可能性是比它们大呢还是小？欧洲曾经是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和主战场，但是，现在随着欧洲在世界地位上的降低和欧洲一体化的加强，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地区的民族震荡之后，战争的危险性已大为降低；美国成为冷战之后惟一的超级大国，它将自身的安全系数调高，而其霸权和武断倾向也在增强，由此也成为恐怖主义的众矢之的，新世纪发生的几场战争均与之有关，但战和的主动权毕竟还是掌握在美国自己的手里，而在其制度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自我修复机制”俄罗斯因为车臣等问题，也同样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困扰，但毕竟挑战的一方相当弱小，也不易转化成国际冲突日本虽然因为二战中侵略他国等历史原因，迄今仍然受到近邻各国严重的不信任和批评，但是它自身几乎没有民族问题 而中国近年来台海危机明显加剧，战争的浓重阴影已经出现，在冷战时期，武力“解放台湾”的声音虽然不绝于耳，但战争的主动权毕竟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目前由于对岸当政者的“玩火”和内部的民情激荡，我们将有可能面临不得不战的一种情势。

而且，这种冲突有可能导致他国的介入，台海成为目前世界上最有可能引发大国直接冲突的地方中国近些年来快速的崛起，客观上也易引起其他国家的疑忌和警惕所以，当今天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基本上呈增长趋势时，中国所面临的和平可能性却有可能开始走低，甚至不排除中国将因某种战争或敌对状态丧失宝贵的战略发展机遇期的可能 因此，正如国际关系的理论不能够忘记战争，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仍然要将之作为思考的中心或基本背景国际关系的伦理更是如此这正如阿隆在其巨著《和平与战争》中所言，国际关系有一个区别于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特点就是：它们是在战争的阴影下开展的或者说，它本质上包括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这种观点没有独到之处，它继承了古典哲学的传统这就是古典哲学中常见的一对矛盾：政治艺术教人如何在集体内部和平地生活，更教集体如何在对外关系中和平地生活、或者——在战争或战争准备中生活①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在这里重温一下有关什么是战争、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一些经典论述 二、战争与政治 亲历过拿破仑战争的德国军人哲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名著《战争论》中先是给出了一个有关战争的初步定义他说：“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②当然，近代以来的这种暴力并不只是指身体或直接使用的武器，暴力会不断地用最新的技术和科学的成果来装备自己在这方面，暴力所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限制是微不足道的暴力，即物质的暴力是手段，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因此，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真正的目标克劳塞维茨说，有些仁慈或天真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③甚至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像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由于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不得不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 战争本身的逻辑会趋于极端，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敌对的意图和情感导致战争，而战争则能够大大地发展这种敌对的意图和情感战争能使本来互不仇恨的人势不两立第二，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一方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所以它们实际上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像敌人那样行动如果以为战争可以随时按自己的意愿开始、暂停和结束，那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第三，现有手段的多少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可以用数量做根据，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这也会构成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粹概念上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① 这的确就是战争本身的逻辑，或者说战争本身的理念，战争的抽象形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可以有任何幻想战争就是战争战争就是毫不含糊的流血与暴力战争不相信眼泪，战争中没有仁慈，战争中不能依靠对方的仁慈，甚至自己也不能仁慈这些话不是全无道理，“妇人之仁”常常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战争总是两股活的力量的互动，因此，第一，一方使用暴力常常使得另一方也不得不使用暴力；第二，一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或无限制地使用其他手段也将使另一方如此行事，即不仅对暴力的使用、对暴力使用的最大化也是互动的战争事态的发展、战争手段和伤害面的扩大化常常都是跟着更激烈、更残忍的那一方走 这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绝对战争”或者说战争的单纯理念但是，现实中的战争毕竟还是会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人们可以有意识地施加某些限制和控制在这些控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的控制由此克劳塞维茨过渡到战争的更完整的、三位一体的定义，它包括三个方面：（1）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以及仇恨感和敌忾心；（2）慨然性和偶然性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3）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其中第一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代表感情；第二方面主要同统帅、将领及其军队有关，代表意志；第三方面则主要同政府有关，代表理性战争的理论即在这三种倾向之间保持平衡：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是在人民中酝酿的;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而如何保证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则主要是政府的事情 那么，这三者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何者应当成为主导呢？战争是应当以民众的情感为主导，还是以军人的战斗意志为主导，抑或以政治家的理性为主导呢？克劳塞维茨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详尽的论述他主要还是依据近代战争的经验，认为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特别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产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即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只不过此时此地政治是“以剑代笔”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战争必须从属于政治战争有自身的目标——即胜利，或者说歼灭或打败敌人；但由于战争本身是政治的手段，所以这一目标要服从于政治的目的政治的目的可能是和平、安全或者威胁、吓阻，甚至妥协战争计划必须依据政治家的观点军事观点应该从属于政治观点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①而民众的激情和敌忾感则更不宜成为主导，虽然它和军人的战斗意志与指挥艺术两者对取胜或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都是十分必要和宝贵的但无论如何，必须把战争看作是另一个整体（政治）的一部分，必须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因此，借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政治观点政治领袖当然也是国民的一员，他也可能是军事统帅，但是，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统帅，他还是一个政治家，这是他更高的职责他必须从政治全局来考虑问题，包括考虑战争 那么，克劳塞维茨心目中所理解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和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对其他国家而言）。

政治也可能会有错误的方向，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但“在这里我们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②换言之，这里的“政治”就是完整理解的、全面的“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它也许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有抵触，但它却在自身中综合了国内各个阶层和方面的长远和整体的利益 也许是并没有经历后来革命年代那种动员政治、全民政治的经验，克劳塞维茨主要把政治看作是限制战争、制约战争而非动员战争、扩大战争的掌控因素他反复强调的是政治作为理性的目的要约束战争的手段可能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军事统帅之一和战后纳粹的支持者鲁登道夫（1865～1937）的强烈不满，他虽然赞同克劳塞维茨的歼灭战思想，但认为其著作总的说已经过时，克劳塞维茨时代的“内阁战争”，即政府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战争的多种多样性的时代、有限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居民全部被卷入战争的“总体战”时代已经来临人民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将其全部力量奉献给前线和后方在总体战中，人民是中心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人和技术这两个因素构成了军队的实力。

然而人总是处在第一位的① 政治和战争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鲁登道夫认为，克劳塞维茨只看到了处理国家关系、宣战和媾和的所谓对外政策，而对另外一种政治却未加考虑他没有强调民族的精神力量——这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因素政治也必须具备总体的特征，总体政治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