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92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论析.docx

    19821992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论析    徐尚思[摘 要] 1982-1992年，湖北努力践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全面推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联动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外因；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内因其探索和积累的“解放思想，敢为人先”“宏观布局，城乡联动”等主要经验，对我们今天深化湖北的综合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Key] 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经验[] F121，K27 [] A [] 1002-8129（2016）06-0155-09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2-1992年10年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认真学习和努力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努力将湖北党和政府的工作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积极开展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和全面推进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

深刻分析这10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全面深化湖北各项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谋划和制定湖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具有重要的战略借鉴意义一、1982-1992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概述依据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结合湖北的情形，1978-1981年3年时间，为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准备酝酿阶段；1982-1992年10年时间，为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扩大时期该时期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2-1987），为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起步阶段本阶段，湖北承担的全国改革试点任务多，效果好1981年，沙市市被国务院确定为我国第一个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4年，武汉市被国务院确定为我国第一个省会级的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1986年，武汉市被确定为全国金融改革试点的5个城市之一同时，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联合下发了两个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文件，即1984年5月22日，下发了《关于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鄂发[1984]23号）；同年12月25日，下发了《关于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意见》（鄂发[1984]57号）；另外，1987年6月19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若干意见》（鄂政发[1987]67号）。

这3个文件是指导湖北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沙市市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沙市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组具体指导下，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成绩显著，在20世纪80年代涌现了一批著名企业和名牌产品例如，“活力28”洗衣粉，在1986年荣获国家银质奖章，因而“活力28 沙市日化”闻名全国这些试点城市不仅是国家的试点城市，更是湖北的试点城市，它们的改革经验对全省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的开拓和示范作用第二阶段（1988-1992），为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试点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阶段本阶段，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为进一步推动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又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例如，1988年3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批转省经委、体改办的通知》（鄂政发[1988]47号）1992年6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促进湖北经济上新台阶的决定》（鄂发[1992]10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经验逐步积累，例如武汉的“两通起飞”战略初见成效1992年，武汉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的城市，黄石市被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列为科技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

中国商业第一股——鄂武商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全面启动，计划经济体制对武汉等湖北大中城市的发展瓶颈开始突破，国有经济开始焕发青春活力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1991年所取得成就可见一斑1992年4月20日，时任湖北省省长的郭树言在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1991年的改革工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报告指出，工业生产全面增长，经济效益有所提高通过广泛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狠抓产品结构调整及限产压库、强化销售和扭亏增盈工作，工业生产出现了全面增长势头全省完成工业总产值1180.61亿元，比上年增长9.1%质量稳定提高率达到91%，开发新产品、新品种4600多项预算内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销售利税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亏损户和亏损额分别比上年下降9.5%和30.9%”企业改革在二轮承包的基础上，围绕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初见成效中央工作会议后，湖北制定了搞好大中型企业的34条意见，各项配套改革措施均有新的进展，为增强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全省大中型企业新增产值占全民企业新增产值的一半以上，主体地位得到加强全省有200多家国营商业企业进行了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试点，组建了一批工商、商商联合体，发展了一批物质批发市场，部分工业企业开展了‘破三铁的试点”[1] 720-721。

二、1982-1992年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原因（一）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联动发展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会议强调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必须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改革，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会议认为，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才能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解放农村生产力和把农业搞上去，必须首先在农村实行改革，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中共湖北省委积极学习和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9年1月，湖北省委召开了三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在会上作了《起好步 带好头 把工作重心转得快一些好一些》的讲话他主张 ，“今后我们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村，一手抓城市”。

指出对于经济管理体制，“我们应当结合我省的实际，积极着手研究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沙市和武钢对体制改革有了初步设想，我们支持他们先行一步，还准备在省农机局和机械局搞试点，以便取得经验[1] 5在农村，湖北全省推广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久又发展成为包干到户、联产到劳两种主要责任制形式，分别占生产队总数的46.8%、42.1%生产责任新制度的实行，有力地推动了湖北农村经济的发展1981年底，湖北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总收入68.56亿元，比1978年增长13.6%；上交税收2.69亿元，比1979年增长19%；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湖北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收入提升，社员人平集体分配收入由1978年的85元增加到1981年102元，人平副业收入由1979年的30.6元增加到1981年的62元[2] 581981年后，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下发了5个关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号文件”例如，1982年年初，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充分肯定了全国农村已经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出了两个“长期不变”，即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集体经济建立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3] 1397-1408。

这5个改革“一号文件”，关系到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从所有制结构、形式到农民利益的实现，从生产方式、产品流通到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注重商品经济，引入市场手段，开始突破传统的农村经济体制，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更催生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湖北积极响应中央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因地制宜大力推行农村责任制1982年9月29日，中共湖北省委在《批转省农委党组的通知》中强调：“望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认真研究执行”“继续稳定、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仍然是当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帮助群众“使各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多数生产队实行的统一包干到户，得到进一步完善”，最后“实现增产增收，搞活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大好形势”[1] 1761984年5月11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央[1984]1号文件若干经济政策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上来”，要“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坚决改变湖北农业腿短、生产部门太少、各种限制太多的状况，坚决制止至今仍时有发生的那种‘怕富、‘卡富、‘限富，打击勤劳致富户的错误做法”[1] 294。

毫无疑问，当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的突出特点在于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984年4月21日，时任湖北省省长的黄知真在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湖北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农业基本上还是停止了一年，对于加快商品生产的步伐，尽快地使农民富裕起来，我们认识不够深刻，措施不够得力；工业上存在着落后的、不正确的管理方法等问题我们“对湖北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缺乏系统研究，改革的步伐不快”[1] 269所谓“湖北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就是工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就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发展的问题说到底就是湖北农村改革的相对成功，不仅给湖北城市改革以重要启迪，更给城市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因为城乡经济发展是“一盘棋”，没有城市的改革，农村的改革就很难巩固，更难谈其发展！经济发展“一盘棋”就没有“下活”！（二）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自身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先阐明了我国开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强调了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活力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其核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该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同时强调，这个文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4] 91，83在湖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如火如荼开展并初见成效之时，湖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前已述及，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在省委三届十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支持沙市市和武钢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同年9月，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恢复汉口汉正街中断了数十年的自由贸易传统，重新开放小商品市场当年就有108位待业青年、社会无业人员经过工商登记发证，成为第一批个体经营者当时的汉正街位于武汉市■区，为汉口的繁华地带，自古就有“天下第一街”的美誉，它的存在为武汉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毋庸置疑，后来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更是湖北开放、搞活经济的重要窗口和风向标从1989年起，汉正街市场销售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