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述评.doc

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述评 通过扩大国内需求特殊是消费需求，促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目前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议题和理论学界的讨论热点本文从物质资本积存、总需求、生产率和收入差距等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讨论进展综述，以明确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并提出进一步讨论的方向，以期为后续讨论供应参考 一、劳动收入份额影响与资本积存 劳动收入占比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卡尔多、帕西内蒂及琼·罗宾逊，以及进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就劳动收入份额对资本积存的影响进展过阐述马克思也从资本积存和经济危机的角度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李嘉图观点对现代经济进展理论有着深远影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把整个社会看作由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三个阶级构成他认为，地主以地租形式从土地生产物中拿去的局部并没有投入生产过程，而是被全部消费掉；相反，资本家所得利润的绝大局部会被储蓄起来进展投资，以增加就业和扩大生产。

据此，李嘉图得出结论，地租阻碍生产和资本积存，是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李嘉图重点强调的是高地租损害资本家的利益，降低企业的积存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同时，李嘉图又采纳边际土地的方法（被定义为不产生地租的土地），把地主抽象出去，得到纯利润，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简化为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并引入生存工资理论，推导出利润和工资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的结论，即“付给工人的劳动成果越大，利润率的份额越小，反之亦然”在李嘉图看来，土地资源既定，增加劳动投入会使这种劳动的边际产量递减，造成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上升，但是工资必需总是足以购置农产品的某个固定数量不能低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水平，最终导致每单位增加值中工资份额不断上升，利润份额不断下降；同时，土地的边际产品下降使地租消失并不断提高，结果，利润份额随着工资份额和地租的增加不断下降随着利润削减，资本的供应和需求枯竭，详细表现为，资本家“剩余”份额的降低将削减储蓄的来源，利润率的降低同时使企业投资动机下降 2、哈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作为动身点，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直接引入储蓄变量得出结论：经济过程是由投资行为引导的，经济增长率（Gw）取决于储蓄率（s）和资本产出率（v=K/Y），即Gw=；为了提高增长率，就要提高储蓄率，并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或者降低资本产出率。

在假定资本和劳动不行替代，资本—产出比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储蓄或资本的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打算性力气，经济增长力量依靠于该经济的储蓄力量这一模型强调储蓄和资本积存的作用，认为不断增加储蓄，维持投资持续增加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从而将经济增长理论推向“唯资本论”的方向哈罗德—多马模型并没有直接论及劳动收入份额对储蓄和资本积存的影响，但依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储蓄和资本积存与资本收入同向变动、与劳动收入反向变动 3、新剑桥学派观点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根底上，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多（Kaldor）、帕西内蒂（Pasinetti）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进一步进展了凯恩斯的思想，首次把收入安排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将收入安排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展系统讨论，指出需要通过降低拉动收入份额保持储蓄不断增加卡尔多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之间安排的，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安排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打算着积存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到达肯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有肯定的积存率供应资金保障，从而需要相应比例的收入安排关系。

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存率也是影响收入安排的重要因素卡尔多把整个社会成员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且假定资本家的储蓄倾向高于工人的储蓄倾向在这一假定条件下，构建了卡尔多关于收入安排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Gw=s/v=(spP/Y+swW/Y)/v依据这一模型，经济增长(Gw)主要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sp)和利润份额(P/Y)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既定、工人的储蓄倾向为零及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利润份额打算投资份额和资本积存力量，经济增长唯一地取决于利润份额，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唯一必要条件是不断提高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利润高则增长快，利润低则增长慢帕西内蒂把卡尔多的讨论进一步推动，指出资本积存仅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与工人的储蓄倾向没有关系，收入安排向资本家倾斜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4、刘易斯理论刘易斯同样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存刘易斯认为，储蓄率提升的过程就是工业化过程投资的国内来源，一是储蓄，二是信贷在任何一个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已安排或未安排利润，利润把握在资本家手里，所以储蓄和投资只能靠企业家阶级或者资产阶级基于上述思想，刘易斯假设经济增长是资本积存的函数，他建立了一个只存在传统的自给农业经济和现代资本工业经济的两部门模型。

该模型得出结论：在二元经济构造进展模式下，收入不均等是启动和加速二元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以通过不均等的收入安排使国民收入相对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加快资本积存，推动二元经济脱离低水平均衡，实现二元经济增长及经济构造的转变刘易斯的讨论进一步指出，要素供求失衡是产生收入安排不均等的根本缘由，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在劳动过剩的工业化早期阶段，收入差距将持续扩大，而当劳动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时，收入安排差距将逐步缩小刘易斯认为，任何以均等为目的的收入再安排政策都会过早地窒息经济增长，任何试图提高工资的政策都会削减利润、降低储蓄，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5、马克思观点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占有，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资本家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而提高生产技术，导致资本家把大量资本作为不变资本用来购置机器设备，用于发给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局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果是伴随着积存的不断增加，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越来越低，工人阶级陷入相对贫困，甚至肯定贫困正由于如此，马克思把资本积存过程称为两极的积存：资本家在积存财宝，而工人阶级在积存贫困这一资本积存模式最终使得社会消费需求缺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不行调和的冲突，导致对生产力和产品的铺张和破坏。

这里，马克思重点讨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中功能收入安排变化的必定趋势，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需依靠资本积存，积存又源于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收入安排恶化的过程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种安排模式使生产无限扩大和有效需求无限缩小的冲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最终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进展道路上的障碍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内在规律也在于此：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缘由在于“有效需求缺乏”；“有效需求缺乏”源于群众的购置力缺乏；资本收益和劳动酬劳的两极分化是群众购置力缺乏的根本缘由 二、劳动收入份额与总需求 20世纪80年月之后，兴旺国家特殊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由升转降（Blanchard，2022；Berhold et al.，2022；Harrison，2022；Guscina，2022），这一现象使劳动收入份额再次成为人们争论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与总需求增长联系起来，借助于总需求这一中间变量，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讨论劳动收入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形成“工资驱动型需求”与“利润驱动型需求机制”的思想由于各国的实际状况不一样，实证结果也不尽一样。

1、理论讨论Dutt（2022）和Amadeo（2022）基于卡莱茨基安排和增长模型中有关生产力量利用率长期可变、收入安排由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价格加成打算的假定，对卡莱茨基模型进展拓展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投资和储蓄决策受安排影响，由于投资函数中产能利用率的加速效应，工资份额上升对总需求具有扩张性的影响随后，Bhaduri and Marglin（2022）把反映单位劳动力本钱增减的利润份额引入投资和储蓄函数，发觉在两部门经济条件下，依靠于投资和储蓄对利润份额变化的相对反映，IS曲线的斜率随着利润份额的变化可能为正或者为负假如投资对利润份额的反响相对弱于储蓄对利润份额的反响，I曲线的斜率为负，说明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起主导作用，并把这种需求增长机制称为“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在这种需求机制中，较低的利润份额或者公平的、较高的真实工资率能够扩张总需求并提高产能利用率反之，假如投资对利润份额的反响强于储蓄对利润份额的反响，I曲线的斜率为正，说明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起主导作用，这种需求增长机制被称为“利润驱动型需求机制”在这种需求机制中，较高的利润份额能够扩张总需求并提高产能利用率最终把利润份额引入净出口函数，考察没有政府经济活动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利润份额对总需求的影响，得出结论：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越高，越可能是“利润驱动型需求机制”；开放程度越低，越可能是“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

不过，一个国家的需求机制毕竟是利润驱动型还是工资驱动型，最终依靠于实证检验 2、实证讨论Bowles and Boyer（2022）首先基于Bhaduri and Marglin的理论思想，在功能收入安排变化被假定为外生的条件下，利用单一方程估量方法估量了英、法、德、美、日五国功能收入安排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通过分别考察工资变动对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需求的作用，他们发觉，假如不考虑工资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每一个经济体都显示出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的特征，五国平均的利润和工资收入储蓄倾向的差异是0.46；把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虑进去后，英国和美国的总需求仍旧显示为具有工资驱动性特征，法、德、日三个国家则转变为利润驱动型 从Bowles and Boyer的工作开头，Bhaduri and Marglin的理论结论渐渐引起对功能收入安排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阅历讨论Gordon（2022）利用拓展的Bhaduri and Marglin模型，检验了美国收入安排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美国的需求机制表现为利润驱动型Naastepad and Storm（2022）把工资或利润驱动模型运用到八个OECD国家，检验发觉1960—2022年间，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的总需求是工资驱动型，OECD国家平均的利润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相差0.36；日本和美国的总需求则是利润驱动型。

基于Bhaduri and Marglin模型，Stockhammer et al.（2022）估量2022年欧洲地区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58，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16，得出欧洲地区是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的结论Stockhammer et al.（2022）发觉，尽管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收入安排对德国总需求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转变德国工资驱动型需求机制的特征通过检验澳大利亚功能收入安排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Stockhammer and Ederer（2022）指出，在澳大利亚，工资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74、利润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44，所以工资份额下降对澳大利亚的内需有限制性作用，工资份额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削减大于投资需求的增加；但由于对净出口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工资份额下降的整体影响使得总需求扩张，不过，假如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的工资份额也下降，工资份额下降对澳大利亚的出口促进作用将减弱Hein and Vogel（2022）运用单一方程及模拟方法，发觉从1960年到2022年，法国和德国的增长均是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