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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化,,魏晋南北朝， 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北方、西方众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接受汉族文明）； 大量移民进入长江流域，南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 佛教文化深入到各个领域，促使中华文明发生很大变化； 玄学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美学观； 文学、艺术取得丰硕成果一、汉末魏晋的黑暗现实 东汉末年开始，社会上的思想很混乱，门阀士族的放纵和玄学家的反名教都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 自和帝刘肇以来，历代汉帝都宠信宦官，及至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年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形成东汉王朝后期的宦官与外戚专权的格局东汉选举制度败坏：（一）违悖传统，乡里失职，“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由于伐阅” ；（二）缺乏公正，名不副实，东汉末年，出现了名、实混乱的情况 王符《潜夫论·考绩》：“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 桓、灵时期民谣——西晋葛洪《抱朴子·审举》：“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九品中正制 针对东汉末年名、实混乱的情况，曹操规定了“综核名实”的措施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为丞相之后，采取九品定制。

通过乡里搜集人事档案材料，通过品题，区别人才高下优劣让中央官吏推荐其家乡的人才 曹丕为获得士族支持，对门阀大户采取妥协立场他为魏王时，尚书陈群制定“九品官人之法”九品指人才的优劣，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定品（定等）由中正，定为九等吏部参考中正所定品级（等级） 九品中正制发生蜕变……,曹丕死后，曹叡即位景初三年（239年），曹芳即位，曹爽、司马懿辅政 正始十年（249年），曹爽、何晏等人被杀 公元265年，司马氏代魏…… 祸福无常，失去统一秩序二、士的高自标持及其对现实的态度 就制度来说，从秦始皇开始，除了皇室之外，已经没有了贵族的世袭但是， “士”一直是一个特殊阶层，在先秦是最低级的贵族，秦汉以降是四民之首士”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很有活动能力，善于为自己制造声名，在征辟制度下也就有了优越条件 后来，一些“士”由当初的被征辟者变成有征辟权的人他们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免照顾自己的宗族和同类这样世代相传，到了东汉，当权者实际上已于无形之中获得了某些特权的世袭士族是一种贵族，他们自认为生来就有别于别人 《世说新语》：“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悼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戎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阮籍嫂尝还家，籍与之别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言行放纵，逾越规矩 乌衣子弟,世族成员本来是拥有被征辟的权利的，而一些名士批评当时的政治，成为政府的反对派 汉末魏晋一些“名士”发表冲破“名教”和“礼法”的言论 李膺（元礼）（110—169） 陈蕃（仲举）（？—168） 郭泰（林宗）（128—169）,刘劭《人物志》/钟会《四本论》——玄学先河 从汉末到魏晋，名士们都注重依据人的精神、风度来评论和鉴赏人物，《世说新语》就记录了很多这样的事例刘劭《人物志》归纳成一种识别人物的理论，目的是为科学地选拔人才提供方法 《人物志·九征》：“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三、魏晋的玄谈风气 汉代取士制度→清议：品鉴与政治有关的人物→清谈：纯理论 清议为朝野对国事公正之议论，清谈则为纯理论之辩谈 从汉代到魏初，品鉴人才都为识拔人才之用，故其言论较为实际；魏晋清谈之品鉴人物，不在乎应世之用，而在精神情操，因此其评语亦多抽象玄妙，超脱世情，别有意趣王恭形茂，“濯濯如春月柳《容止》） 王戎：“太尉（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 （《世说新语·赏誉》） 孙兴公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文学》） “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 《容止》 《晋书·王羲之传》：“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品评人物，清议，转向哲理思辨，诸子之学重新破土而出 王弼驳倒何晏，然后又自难自辩 西晋卫玠：卫君谈道，平子（王澄）三倒 卫玠（286—312）与乐广（？—304）清谈，对“因”字不得其解，卧床不起卫玠与谢鲲清谈而劳累过度，病重辞世或说“看杀卫玠” 《世说新语》：王导与名士聚会，对殷浩说：“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 谢道韫（349—409）（谢奕之女，谢安侄女）参与玄谈四、玄学的内容和方法 玄学是经学走到穷途末路而发生的转折，是在批判否定经学思维模式下产生的 为了与现实的主流接轨，乃将道家学说与儒家经典结合，使玄理更容易被接受所以说，玄学也是两汉哲学的逻辑和历史的继续玄学的方法就是“辩名析理”，简称“名理” “综核名实”，就是要使一个名的外延（实）合乎它的内涵（名）五、玄学的发展阶段,（1）正始之音 何晏、王弼“贵无论” 名教本于自然 裴徽 傅嘏 荀粲 夏侯玄 钟会,曹叡即位。

司徒董昭奏议：“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 魏明帝（227—239）排抑浮华，打击玄学 景初三年（239年），曹芳即位，曹爽、司马懿辅政 曹爽引用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 何晏主持选拔，玄学队伍扩大 儒家学说尚有市场，不能完全否定儒家探索将儒家、道家经典结合 正始十年（249年），曹爽、何晏、丁谧被杀王弼病死2）魏晋之际 竹林七贤 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 嵇康《难自然好学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 六经、礼法、名教束缚人性，与人的本性相对立越名教，除礼法，才能恢人的自然情性3）西晋玄学名士 清谈派：王衍、乐广、裴楷、庾敳、卫玠、阮瞻、郭象…… 放达派：谢鲲、王澄、胡毋辅之、光逸、王尼…… 王戎，西晋世族的代言人，儒、道同派 自魏末何晏、嵇康等人相继被杀，阮籍妥协，“儒、道对立”不复存在，所有玄学家或清谈家一律都和王戎一样，讲儒、道同，名教与自然同晋惠帝时（259—306） 裴頠崇有 郭象独化,裴頠（263—300）王戎女婿 王衍（256—311）王戎从弟 王衍：“呜呼，吾曹虽不好古人，向若不祖尚虚浮，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八王之乱 永嘉之乱,裴頠以“当朝名士”的身份，著《祟有论》，试图改变社会风气，产生很大影响，被视为崇有派领袖 裴頠反对王弼、何晏的贵无论认为万有的整体是最根本的“道”，万有不是由“无”产生的，而是“自生”的，“自生而必体有”他还认为万物生化有其规律 从“崇有论”出发，裴頠重视现实存在的事物，不满轻视事功的放达风气，力图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郭象独化,郭象（约252—312），字子玄，河南（今洛阳）人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4）东晋玄学 玄学与儒佛合流 般若学“六家七宗” 王导“网漏吞舟”、“愦而不察”的宽松政治 王导、庾亮、谢安先后执政 东晋中期，张湛“贵虚论” 张湛大致生于公元320年（当年谢安出生）左右， 与桓冲、范宁等人可算是同时代人六、玄学的作用 向秀将注《庄子》，将计划告诉嵇康、吕安，他们说：“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 郭象《〈庄子·天下篇〉注》：“吾意亦谓无经国体致，真所谓无用之谈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戏豫，或倦于典言，而能辩名析理，以宣其气，以系其思七、魏晋南北朝的道教和佛教,汉末魏晋，门阀观念使出身低下的读书人仕途失意，他们逃避现实，这是道教发展的一个原因。

西晋惠帝（290—306年）末年，道佛之争日益加剧，道士祭酒王浮与沙门帛远辩论后，撰《老子化胡经》 两晋之际，许逊（239—374年）传道于江西，葛洪（约281—341年）炼丹于广东东晋时期，道教随晋室南渡，王、谢等世家大族都崇奉道教东晋先后形成上清派、灵宝派 道教中很有影响的杨羲、许谧、许翙等人被合称为“杨、许三真君” 杨羲、许谧造作“上清经” 魏晋之际的《黄庭外景经》标志着天师道徒也转而讲求内观存神之术东晋中叶之后，出现《黄庭内景经》“存思”体现了上清经法的根本内、外景经皆作为上清派重要典籍而流传于世东晋末年，葛巢甫（葛洪族孙）造作出大批“灵宝”类经书，逐渐形成道教灵宝派 上清派更偏重个人的修行与得救，强调集中意念、存守身神，具有文人士大夫色彩；灵宝派适合更广大的人群，讲究符箓咒术，长生成仙，因受佛教影响而更重视度人 从总体上来说，上清、灵宝与天师道三者是一种并列关系在道教体系中，上清的地位高于灵宝 东晋时，五斗米道又被孙恩（？—402年）利用来发动起义在北朝，各派道士团结一心以应对佛道之争，两晋以来各自为政的局面因此改变，道教正式成形，寇谦之（365—448年）成为道教中坚 寇谦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

泰常八年（423年），寇谦之说太上老君命他辅佐北方太平真君，次年赴魏都平城敬献道书北魏太武帝崇道抑佛 寇谦之改革后的天师道，后来被称作新天师道、北天师道南朝宋，著名道士陆修静（406—477年）将上清、灵宝、三皇三支经法汇归一流 到了南朝梁，陆修静再传弟子陶弘景（456—536年）加以发扬，史称“南天师道”陶弘景为上清经之重要传人，在他努力下，上清经诀更为完备，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上清派被称作“茅山宗” 南朝儒家士大夫指斥佛教“无父无君”，道、佛之争也很激烈，陶弘景则主张调和道、佛两教汉魏之际，公元260年，汉土真正沙门第一人朱士行西行求法 朱士行原籍颍川（河南禹县），少年出家常在洛阳讲《道行般若经》，感到译者理解未透乃到大乘经典集中地于阗（今新疆和田），写得《放光般若经》梵本 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 《放光般若经》才由弟子送回洛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重新翻译出对当时影响很大，一时学者都借《放光般若经》来弘扬般若学 朱士行80岁病死于阗三国吴，支谦在建业弘扬般若学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龟兹国（今新疆库车、沙雅县之间）僧人佛图澄（232—348年）抵达洛阳随机布教，对后赵君主石勒、石虎，只讲道术，不说义理；对门徒只传义理，不传道术。

后赵建武元年（335年，东晋咸康元年），道安在邺城拜佛图澄为师道安（314—385年）主张“本无”（性空）之学，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佛教思想与老庄学说比较相近，所以初入中国就与黄老并称魏晋时期，老庄玄理为清谈所依讬，而般若空观和老庄玄理相似，所以为晋人所乐道，从而般若性空之学随老庄虚无之说而风行般若性空义的研究，到道安前后才大盛安世高、支娄迦谶之后，在中国初期佛教中，小乘禅定实践、大乘般若理论成为两股并行的潮流道安试图整合这两大潮流建议苻坚延鸠摩罗什 苻坚伐取龟兹，以争取鸠摩罗什公元401年，罗什到达长安，佛经的大规模系统翻译从此开始鸠摩罗什（344—413年）第一次系统介绍了根据般若经类而建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开始运用达意译法，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容易领会遗言：“若所传无谬，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道安、鸠摩罗什都有众多弟子，其中不少人影响卓著道安的弟子慧远成为东晋时南方佛教的领袖人物 慧远（334—416年）创建的白莲社，是净土宗前身罗什号称门人三千，座下四大弟子：道融、僧睿、僧肇、道生，被称为“什门四杰”、“关中四圣” 僧肇（384—414年，一说374—414年），京兆人少年以佣书为业，历观经籍，并好老、庄。

以为《道德经》未尽玄远之道，见到《维摩经》始知所归，因而出家，在罗什门下十余年僧肇著有《肇论》，分五个部分由于对佛教学说和修行方法的认识有差异，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同的佛教学派，这是中国佛教开始独立发展的标志 在南北朝初期，道生（355—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