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漂移：现象、动因与防治对策_1.docx

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漂移”现象、动因与防治对策 摘要：在美国高等教育规模和高校数量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学术漂移”现象始终存在，而高校所处的组织环境、高校自身的组织特性、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教师的薪酬体系以及高校管理人员的考评标准是导致该现象出现的原因对此，美国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学术界提出了防治之策：改变传统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质量评价标准、成立州级层面的学位项目审批机构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学术漂移，防治对策本文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2015年度重点课题“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阶段及特征与十三五规模预测研究”(项目号：A2-2015Y0302-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其中一个含义指的是大学和学院复制那些更有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程式化项目及服务的趋势[1]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学术漂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早在1956年，著名教育家理斯曼(David Riesman)就发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着一种“蛇形队列”(snakelike procession)的现象：高校依据各自声望的不同形成了明显的等级层次，位于队列“尾部”、声望较低的学院总是模仿那些排位靠前、更加成功的大学和学院的行为与举措，从而造成了大学组织形式的趋同以及多样性的丧失。

[2]自那以后，诸多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出发，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学术漂移”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在介绍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学术漂移”概况的基础上，尝试对该现象的形成动因和生成机理进行分析与诠释，并阐述了美国对该现象的具体防治对策，以期能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些许借鉴一、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漂移”现象“学术漂移”通常也叫做“垂直漂移”(vertical drit)、“向上漂移”(upward drift)，它被视为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的最大威胁自理斯曼提出该现象以来，学者们对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术漂移”现象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反而很少有人去关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术漂移”现象[3]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一系列针对该现象的实证研究最早采用实证方法来检测美国“学术漂移”现象和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发展趋势的是学者伯恩鲍姆(Robert Birnbaum)，他设计了一组由归属主体、大学规模、项目性质、学位层次等指标构成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进而对1960年至1980年间美国6个州高等教育机构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这段时期美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却没有相应地丰富起来，相反，几类特色比较鲜明的大学或学院(如女子学院、私立的两年制学院等)的数量却进一步萎缩。

换言之，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大量的新增资源被用于对已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复制与仿效，而并非创造出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类型[4]1995年，奥尔德斯利(Stephen F. Aldersley)采用卡内基分类法，对美国1976年至1994年博士学位授予机构的嬗变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据他统计，在此期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机构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中，公立院校的数量由1976年的118所增加到1994年的150所，私立院校的数量由1976年的64所增加到1994年的85所，共有133所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向上漂移”奥尔德斯利认为：“这说明‘向上漂移’的现象仍在继续，…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理斯曼所确认的模式仍没有失去它的魅力[5]墨菲(Christopher C. Morphew)也在2000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共有120所公立和私立的四年制学院更改它们的校名，变成了大学这些机构占所有四年制高等教育机构总数的5%左右，…这代表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重大的发展趋势[6]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学术漂移”现象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的变化趋势，墨菲沿用了伯恩鲍姆的方法，对1972年至2002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数量和类型方面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

他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学术漂移”现象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仍然流行，进而也造成了高等教育机构多样性的进一步降低[7]概而言之，众多关涉美国高等教育内部“学术漂移”现象的实证研究都明确地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张，但是在此过程中，“学术漂移”现象始终存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在逐渐丧失这对于一向以多样化和开放性著称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而言，无疑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倍感困惑的结果此外，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美国高等教育及其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球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知识市场化等，早已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景观”诚如比彻(Tony Becher)和特罗勒尔(Paul R. Trowler)所言，高等教育的本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8]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学术漂移”现象却一直在流行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在此过程中又存在着一种怎样的作用机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洞悉其中蕴藏的种种奥秘，相信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而且还能为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和政策的设计与改进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学术漂移”现象形成的动因分析显然，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漂移”并不是自发生成的偶然现象，它必然是在高校内外各种力量的交织作用下所出现的结果关于“学术漂移”的动因，学者们纷纷从种群生态学、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等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究综合诸多学者的观点，高校所处的组织环境、高校自身的组织特性、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教师的薪酬体系和大学管理人员的考评标准等均被视为导致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学术漂移”现象的原因下面逐一予以阐释一)高校所处的组织环境与高校的组织特性迪马奇奥(Paul J. DiMaggio)和鲍威尔(Walter W. Powell)把高等教育领域内产生“学术漂移”现象的部分原因归咎于许多高校都处于类似的组织环境中他们认为，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将导致某组织领域内产生同质性现象的驱动力划分成三类：强制的力量、模仿的力量和规范的力量其中，强制的力量来源于所依附的组织施加的以及社会对该组织在文化方面的期望所产生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压力[9]具体到高校而言，它们在政府管制、政策法规、财政来源、技术要求等方面的情况大致相同，因而呈现出类似的组织实践与组织结构也就不足为奇了。

胡斯曼(JeroenHuisman)和墨菲认为，高校所具有的制度性组织特性则是导致“学术漂移”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他们援引斯科特(W. Richard Scott)的观点指出，根据所采用的技术和生产产品的不同，可以将组织划分为技术性组织和制度性组织技术性组织使用那些常规的、定义明确的技术去生产易于评估的产品，对于这些技术性组织而言，组织的成功与它们有效生产高质量产品的能力是密切相关的相反，制度性组织却是使用模糊不清的技术去生产那些“价值”和“质量”都很难进行评估的产品，对于这些制度性组织而言，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并不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制度性组织必须很好地整合它们组织领域内具有合法性的、“正确的”程序和结构毫无疑问，高校明显具有制度性组织的特性：它们的组织目标(例如教育学生、生产知识等)很难被测量，所采用的技术(例如教学)也是不明晰的因而，根据上述观点，一所大学要成为“真正的”大学，只有在大学内部和外部的人们都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获取那些被规范化定义的实践和结构，要比提升它们生产过程的有效性或者提高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质量更重要。

[10]而且，也正是由于高校普遍缺乏明确的客观目标以及可清晰界定的技术，所以那些渴望成功的高校唯有去整合或模仿那些更加成功、更有声望的高校的行为和结构[11]当高等教育领域内的所有高校都试图采用那些被视为“正确的”、具有合法性的实践与结构，“学术漂移”现象自然就会流行起来二)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早在19世纪60年代，詹克斯和理斯曼的研究就发现，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高校因此偏离了它们最初的使命，开始依照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标准和模式，特别是国家精英大学的学术价值理念去发展[12]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的发展还产生了所谓的“国际性教师”(cosmopolitan faculty)，这些“国际性教师”更紧密地与他们所从事的学科而不是与所在的高校和院系联系在了一起他们所取得的成功主要是通过其行为和成就被国内甚至国际上其他大学的同行们所认可，在教学活动中获得正面积极的评价或是在高校及院系里获得职位的晋升往往不被他们视为成功的标准，也不能令其满意[13]比彻和特罗勒尔也指出，在大多数领域，学者需要通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赢得学术声望，领导学术圈子；而在同一领域，优秀的教学工作则往往不能使其获得学术声望以及被其他学者所认可。

[14]可见，正是由于学术共同体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美国高校和教师群体逐渐确立了以研究为中心的价值观，进而促生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漂移”现象同时，美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学术漂移”现象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出现了博士学位获得者明显供大于求的现象，许多原本期望在研究型大学谋取学术职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不得不进入到州立的综合性大学从事教师职业由于这些教师在研究型大学接受过相应的学术训练，当他们根据自己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得的经验和技能，来尝试改进自己所在高校的组织结构以及拓展一些新的学位项目时，自然就会导致所在的高校或院系偏离甚至忽略自身的使命与价值观，而沿袭研究型大学的规范和价值观去发展[15]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州立高校教师队伍的“代际更替”更是加剧了这些高校内部的“学术漂移”现象当州立大学里那些早期聘用的、以教学工作和社会服务为取向的教师们逐渐被在研究型大学里接受过学术训练、以研究为取向的青年教师群体所取代时，这些州立大学的“学术漂移”现象自然会进一步加剧[16](三)教师的薪酬体系关于教师的薪酬体系与“学术漂移”间的关系，菲尔维瑟(James S. Fairweather)对此进行了非常详实的实证研究。

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教师的报酬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础之上，不同类型的高校具有不同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它们内部所设计和运行的教师薪酬体系也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以教学为取向的高校会根据教学工作量的多少给予教师相应的薪酬，以研究为取向的高校则会把教师的学术产出情况作为衡量其薪酬的主要标准然而，菲尔维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学术工作的场域内，劳动力市场和制度性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在以研究为取向的高校中，教师的薪酬与研究产出之间确实如之前所预料的那样，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但是在综合性院校中，教师的薪酬同样与研究产出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与教师教学工作量的关系却并不密切另外，在综合性院校和以重视本科教学著称的文理学院里，也很难找到证据来证明教学工作的价值通过教师薪酬的支付得到了有意识的强化菲尔维瑟据此认为，对于高校教师而言，存在着一个以研究和学术为基础的、具有单一性的国内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更多地与教师的研究工作和成果发表联系在一起，而与教师的教学工作情况无甚关联[17]因此，在不同类型高校工作的教师，都会在个人收入和绩效考核的压力下投身到研究工作中来显然，正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和高校内部的教师薪酬体系都强调教师的学术声誉甚于其教学工作，从而促使教师、院系乃至高校产生了强烈的动机对研究工作投入更多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