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与再平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方向与基点.docx

    大转型与再平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方向与基点    邵宇 陈达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当今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已经嵌入全球产业链，故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World Bank，2020）中国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的演化规律，也将有助于缓解全球失衡双循环格局一般均衡分析国民收入账户和“斯旺模型”是分析内循环和外循环，或者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关系的常用工具国民收入账户的恒等式关系要求“净借款”——四部门（家庭、企业、政府和世界其它地区）的收入减去支出之和必须为零，这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瓦尔拉斯定律的应用由此可以得到，国民净储蓄（居民储蓄 - 居民投资）等于资本净流出（对外净投资），后者又与经常账户顺差规模对应资本流出等价于进口需求，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净储蓄、净资本流出和经常账户顺差是等价的，这就是内外循环的嵌套和镜像关系人们习惯于纠结这背后的因果关系，然而，恒等关系是一个比因果关系更强的约束任何影响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政策，都会映射到国际收支账户任何扩大投资和储蓄剪刀差的政策，都会加剧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失衡。

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都会影响一国的经常账户收支状况，甚至包括不健全的《劳动法》和宽松的《环境法》（宽松的环保标准），因为这相当于对可贸易品部门的隐形补贴，降低了其生产成本，增加了投资和产出，而与此同时，又增加了居民的储蓄，降低了消费（佩蒂斯，2014）国民收入账户的平衡是会计意义上的平衡，任何时候都是成立的，它对于经济是否处于均衡增长路径并未提供任何信息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关系可在“斯旺模型”中表示（图1）横轴为实际国内需求，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之和，当其与总产出（Y）相等时，就达到了内部均衡横轴还可以被用来表示政策的刺激力度，越往右，刺激力度越大纵轴为实际汇率，等于名义汇率乘以国内外价格之比实际汇率下降表示国内竞争力的提升，这可能是由名义汇率贬值引起的，也可能是由于国内的成本和商品价格相对于国外下降引起的无通胀条件下的充分就业被认为是内部均衡状态，由向上倾斜的曲线表示，意味着经济位于自然增长路径，这是各国政策的重要目标外部均衡要求净出口等于零，由向下倾斜的曲线表示无论是内部均衡，还是外部均衡，都对应着实际汇率和实际國内需求的组合两条曲线将平面分为四个部分，只有在交点处，内外均衡才同时实现。

由此可见，失衡才是常态理论上，在无摩擦的条件下，任何非均衡状态都存在向均衡收敛的自然力量比如，图1中的A点位于内部均衡曲线的右下角和外部均衡曲线的右上角，它表示国内实际需求过热和实际汇率高估，所以经济处于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的状态，一方面，货币汇率有贬值的压力，另一方面，逆周期政策调控的方向是紧缩两股力量会推动A点向均衡位置移动现实中，由于摩擦的存在，非均衡并不必然收敛于均衡，例如中国和美国就长期处于外部失衡和内部（相对）平衡的状态结合现实经济的运行特征，中国和美国的情况可分别由B点和C点表示（图1）对于美国而言，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或美元汇率贬值都有助于推动外部平衡，中国正好相反值得强调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外整体失衡状况已经有显著缓解美国的外部失衡状况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逐渐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大幅改观，但并未像中国一样持续收敛从中美双边贸易来看，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占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上（图2）这就是美国为何将中国作为扭转贸易逆差的主要目标国的原因实际上，由于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并不等于中国从美国赚得收入（增加值），在中国对美国出现顺差的同时，中国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逆差。

而且，任何美国扭转失衡的政策，都有可能被对冲，既可能是美国其他政策，也可能是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当前的美元贬值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就会部分对冲，即使美国国内政策的净效应有助于收窄国际收支赤字，它也并不一定会出现，还需要对美盈余国家的协同从一般均衡和内外均衡的联动性上来说，只要美国不改变国民储蓄、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状况，其国际收支逆差状况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贸易战只会改变其逆差的对象，即将对中国的逆差转变为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逆差，就像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之后的故事一样，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在美元汇率贬值和日元升值后确实有所收窄，但90年代初开始又继续扩大，只是将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日本也并未因此而转向顺差，只是将对美国的顺差逐步转移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美之间的均衡发展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冲突特朗普当局的叙事是，中国对美国的每一美元贸易盈余，都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引致的在主流经济学家圈中，如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提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盈余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导致全球储蓄过剩，而这些储备大部分回流美国，压低了美国的利率，提高了风险资产价格，加剧了金融不稳定。

人们较少关注的是，回流美国的储蓄并没有被用来投资，而是被用来消费这是全球化大循环破裂的另一个结构原因如果这些储蓄被用于投资，形成产能，而不是被消费掉了，那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或许会更强双循环格局的变迁：从内循环到双循环2.0新中国建立以来，双循环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和2008年是两个重要阶段，每一个新格局都建立在对旧格局的反思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对前一阶段中积累的问题的矫正1949至1978年基本上只有内循环外循环方面，建国初期与前苏联有过短暂的和有限的交流，1971年开始与美国接触经历短暂的混合经济之后（帮助战后重建），1956年底，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多快好省”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故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而在一个农业人口占比高达80%和资本要素相对短缺的时期，自然就出现了农业补贴工业、农民补贴工人和农村补贴城市的结果1953年实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强制征购、统购统销政策，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却降低了工业部门的原材料成本1958年实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双轨制”，阻碍了农民与工人报酬的收敛。

内循环的特点是分权、分散和孤立毛泽东观察到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1956）时期集权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弊端，对中央集权化的经济极不信任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就强调，中央和地方的平衡至关重要1957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改革议案，核心就在于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税收和人事管理上获得了更多自主权，约88%原属于中央政府各部委的国营企业被地方政府接管（科斯，王宁，2013）但问题在于，权力过于分散了生产活动由公社统一管理，在每个公社内部，权力又过于集中，连生产工具也要统一管理此外，不同公社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状态所以，这种完全分割的状态致使内循环实际上处于一种空缺的状态，难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还直接造成了“大跃进”和大饥荒这样的恶果外循环方面，中国与国外只有有限的交往，主要是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单边援助，后期，中国完成了“脱苏入美”的转变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正式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但是，中苏友好关系并不长久1956年3月5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主义，之后，中苏关系渐行渐远，矛盾不断激化，直至1969年在东北边境爆发军事冲突。

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始，到1978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接触，打开外循环新格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基本方针，推动了双循环良性互动新格局的形成1978年至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可被视为双循环1.0格局这是一个以投资为导向的内循环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统筹和分权竞争相结合形成了的“县域竞争”模式被认为是本阶段内循环的一个特点外循环逐步确立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位置，但是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低如何打开外循环新格局，以反哺国内工业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课题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时任国家主席华国锋就制定了向国外学习的十年规划，包括120个工业项目，如30个大电站、8个煤炭基地、10个油气田等等，所有项目都要求最大化利用国外引进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该计划明显高估了中国原材料出口收入的潜力，尤其是石油，同时也低估了从国际市场融资的难度，导致整个计划陷入资金困境在1978年启动的22个项目中，只有几个完成。

所以，该计划后来被称为“洋跃进”虽然计划终止，但它让决策层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即资本的不足不仅仅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要进口，必须先出口，赚取外汇除了出口之外，外商直接投资也能缓解外汇短缺的困境1978年6月，時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决定选择性的利用外资振兴中国经济，并获得了华国锋和邓小平的认可美国是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支点1978年中美建交之后，中国与日本等国家也纷纷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被称为中国的“外交年”，由副总理谷牧带领，各级官员和国企领导组成的官方代表团在一年内出访二十余次，共走访了五十多个国家，与此同时，还有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在1978年共访问了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7国，于1979年初访问了美国日本之行，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对日本的现代化技术和管理经验印象深刻，他告诉日本人：“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在新加坡访问的时候，邓小平非常诚恳的向时任总理李光耀寻求改善中国经济的建议，详细询问了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新加坡的贡献这一系列“开眼看世界”的访问活动坚定了高层改革开放的信念和信心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是大陆开放的第一站，香港被认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中间人”。

1978年8月31日，香港商人曾光彪与珠海签订了第一笔投资合同1980年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为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区也成为中国在经济上打开外循环新格局的基点从1980年的4个经济特区和1984年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到1992年浦东新区，再到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2013年上海自贸区和2019年海南自由港，中国开放的进程一直在持续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的是对内的改革，如农村、国企、物价、金融和财税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中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工业生产的后备军；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掀起了工业化浪潮，也成为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军，是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部门的活跃因子，是民营经济的初始形态；1980年，经营承包责任制被引入工业企业，国营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这有助于逐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虽然国营企业在原材料、能源和银行信用等多方面仍然享受政策优待，但不论是在生产效率，还是在增长上，乡镇企业都更加出色这是因为，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效率的压力和动力，这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和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科斯，王宁，2013），从而也成为双循环2.0的历史遗留问题。

就中国而言，后危机的10年可被看作双循环结构的调整期，目前，外循环已基本平衡——经常账户收支占GDP的比重位于3%以内，但贸易结构仍需调整；内需中的消费和投资的结构还需进一步调整，结合消费的趋势和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验看，最终消费占比每年还将以0.5到1个百分点的比重提升双循环1.0中的结构性扭曲和失衡在2008年达到了临界点2001年入世是重要节点，但由此而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