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盟（alliance）的简要分析.docx

          关于联盟（alliance）的简要分析                    内容摘要联盟是一种明确的战略性国家间关系的表现，沃尔特将联盟解释为两个或两个及以上主权国家之间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国家的联盟战略受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也与国内决策的自主性有关，例如威权国家的政府更善于解决同盟关系，因其在国内决策时面临更少的阻力；相反内部政治过程易受压力集团影响的国家，在选择建立或参与联盟时往往要考虑更多因素关键词：联盟，制衡，威胁，国家实力1. 主权国家选择联盟的原因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使国家在主观上感知到威胁，因此国家间实力分配的不均衡是导致联盟建立的根本原因即使强国与弱国选择联盟的目标和手段不用，但衡量“威胁”的标准几乎是同样的国家对威胁的感知主要来源于：各国综合国力的变化（包括经济、文化、资源、意识形态、进攻实力等）、地缘的毗邻性（因国家投送能力受距离的影响，邻近的国家更具有威胁性），以及对他国进攻意图的判断（被认为具有侵略性的国家更易受到其他国家的联盟遏制）其次国家对利益的追求也是影响国家选择联盟的因素当各国利益在某一特定时期高度一致时，国家会形成联盟以达到自身战略目标。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中提到：“当国家间的利益一致性很强，明显要求采取协调政策和一致行动时，盟约形式显得多余，国家间无需结盟但大国和小国在联盟的建立和运作中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两者因实力不同，所分配到的义务和责任也不同，对利益的界定也不同，因此需要联盟规范体系内各国行为2. 主权国家选择联盟的方式国家实力不同，选择联盟的方式也不同强国倾向建立联盟以制衡威胁，保持某种均势，尤其是在战争早期，联盟更多以制衡为主制衡的先决条件是存在一个崛起国，打破了现有的均势状态制衡性联盟主要通过各国动用自己的资源起效果，而不是依靠盟友的支持，因此制衡性联盟存在一个或多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并形成一个有效的外交沟通体系来协调各国利益以达成制衡目的弱国偏好于追随强国、分得战利品以谋求自身利益，或者通过追随增加军事预算、进行海外干涉例如詹斯·林斯莫斯(Jens Ringsmose)指出，“小国缺乏足够的实力来明显地影响联盟的总体实力状况，在面临日益上升的军事威胁时也就没有什么动力来增加军事开支但是，完全的免费搭车是不太可能的当面临被抛弃、外交压力、经济制裁和政治边缘化的处境时，弱小国家将会变得顺从，增加其防务开支。

因此，对于某个联盟的小国来说，防务开支就构成了参与集体安全和获得强大伙伴所提供的安全的准入费用——小国将其视为保护费一致性意识形态也会使国家间建立联盟，这样的联盟是维护自身政治原则的一种方式例如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通过建立联盟进行意识形态对抗，苏联联合共产主义国家来维持战后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意识形态约束来加强苏联集权政权的合法性3. 联盟建立时的影响因素国家实力、追求的利益不同，在联盟建立时就会产生关于集体行动的成本不一的问题联盟成员国数量过大，每两个国家之间进行合作需要的信息量也将增加，于是交易成本大幅增加联盟中的大国易产生推卸责任行为，小国会存在搭便车现象这些现象主要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联盟成员对成本、利益认知出现分歧在联盟中，弱国通过他国努力来保护自身安全，强国需要提供公共产品，付出领导成本例如强国在维持联盟时的经济开支包括援助联盟其他成员国，其成本付出远多于弱国；相反当强国若面临迫切威胁，弱国没有，但处于义务和责任弱国仍需增加开支来援助强国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的分歧联盟成员中各方之间的相对获益是不同的，获益少的一方会担心另一方由于不断获益实力增强，从而来侵犯自己国家一旦考虑安全，相对获益就显得至关重要，无法回避。

这类问题更易发生于较为脆弱的追随性同盟此外，在制衡性联盟中，对于联盟的领导权争夺也是联盟建立时的阻碍国家互信程度低，认为在联盟中失去领导权也就意味着让渡了部分主权，因为联盟的领导者出于对共同目标的追求，拥有较大权力对成员国进行限制，甚至垄断资源的供应这样所获收益会远远高于付出的领导成本，并形成一套适用于联盟的规则体系因此实力相同的国家也想在联盟中起到关键效果，对联盟领导权的争夺就会使联盟逐渐瓦解4. 冷战后没有出现针对美国的制衡性联盟的原因无政府状态和短暂单极体系下，国家的实力分配成为决定因素在冷战后的单极体系这一特定条件下，各国实力差距悬殊，当它们相信抵抗无效或者通过接纳对方的方式可以化解威胁时，国家选择追随而不是制衡面临内部威胁的国家则可能寻求外部支持来应对威胁沃尔特认为：“当某个国家远远强于其他国家的时候，要制衡它就需要一个更大的联盟，而建立更大的联盟意味着更多的交易成本以及集体行动的困境5. 中国选择不结盟的原因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不结盟运动是冷战的产物维持同盟的成本大于收益，加深守成国的疑虑和敌意中国不需要结盟来维护自身安全，同时避免卷入军事对抗和军事冲突并且我国一直主张韬光养晦的对外交往方式，“韬”的是意识形态，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对外交往的因素。

国际安全的发展态势表明权力对于大国崛起的重要性下降，军事结盟效能降低并存在发展困境，中国选择不结盟正是基于对这种情况的合理认识其实，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内外互动的复杂结果，并非缺乏盟友所致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关系影响中国周边关系和安全关系，伙伴关系取代结盟对抗颇具成效参考文献1.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7版，第246页2. 宋伟：“联盟的起源：理性主义研究新进展”，《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3. 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版4. John M.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 19, No.2(Fall 1994).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