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略辨·双重主题·叙述策略.docx

启蒙略辨双重主题叙述策略 易丽华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评论界出现了一个讨论他的作品与文学思想的热潮他的代表作《红高粱》仍然引人关注，但在一片赞美之中也颇有不同的声音，甚至分岐很大笔者认为：《红高梁》表现了具有启蒙意义的“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但并没有表现无关乎思想启蒙的“崇尚生命强力”或“赞美原始生命力”的蕴意《红高粱》除了“张扬个性解放”与“歌颂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以外，另一种主题是启蒙与救亡的高度统一，即：“既张扬个性解放，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红高粱》之所以如此“多义多解”，与它叙述策略上“主线穿插，大体平衡等特色是分不开的评论家们关于中篇小说《红高粱》主题的解读多矣，被认为具有思想启蒙意义者即达十余种其最具代表性者有三：一曰“张扬个性解放”，抒发“长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的郁闷；二曰赞美酒神式生命强力，以挽救当今种的退化；三曰借助先人原始生命伟力，重塑民族自我形象诸多主题说是否如评论家所自信的那样，都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这就不能不加以鉴别了且不说“个性解放”“生命强力”“原始生命力”等理论，从属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道德观，只要审视它们各自关于人的观念就可知其质的差别了。

个性解放，本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为反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宗教神权的束缚提出的，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强化并产生更大影响的一个口号所谓“个性解放”，当然是指“人”的个性的解放，这就必须对“人”自身要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才谈得上“自我”“个人”“个性”的解放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借鉴西欧人文主义者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资源，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特点，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比以往更为深刻他们认为“人”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精神”与“物质”，“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统一他们既赞美“自然人性”，肯定“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呼唤感性形态的“生”的自由与欢乐；又非常注重“限制纵欲”，明确提出要用“理性，对自然本能进行适当的抑制与调节所以鲁迅在提出人所必需的“生存、温饱、发展”之后，又予以限定：“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他们既要求自由发展自我，又讲究自我控制与自我负责，理性和非理性的互相联系、渗透与制约酒神式生命强力”是德国尼采心目中“超人”的特征尼采曾如此描绘他理想的“超人”：“他们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

这种“超人”显然是不足为训的，怎么能将他的所谓“生命强力”奉为楷模，大肆倡导？“原始生命力”呢，在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与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那里，它被认为是人的与生俱来的能够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然功能它既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毁灭性的；既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又能成为一种恶，表现为进攻性，显得极为残酷因此，要指引与疏导，使之转化为人格化的力通过对三者的粗略辨析，可以看出：个性解放是“自然人性”与“社会人性”相结合的“人”的个性的解放，在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具有抨击乔装打扮为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作用而盲目地肯定“原始生命力特别是“生命强力”，不仅无补于思想启蒙，反而会造成负面影响有些论者将“超人”的“生命强力”与“自然的人”的“生存本能”混为一谈，应予廓清至于“原始生命力”与“自然的人”的“生存本能”，虽似相近，但其实属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也颇多差异，应该加以区别比理论鉴别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中篇《红高粱》艺术形象总的蕴意或主题是张扬“个性解放”呢，抑或是崇尚“生命强力”呢，还是赞美“原始生命力”呢？这取决于小说的描写对象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对他们的审美评价如何。

在我看来，《红高粱》既描写与肯定了“我爷爷”余占鳌、“我奶奶”戴凤莲旺盛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情欲、充盈的感性生命的自由与欢乐；同时，又描写与肯定了他们的另一侧面，即“社会的人”“理性生命”可惜有些论者对后一侧面视而不见其实，人们议论得最多的“英雄救美”“高粱地野合”一与“手刃单家父子”等三件事，在显示爷爷与奶奶“自然的人”的旺盛“感性生命”的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他们作为“社会的人”的“理性生命”只是不应以封建的“三纲五常”或“改头换面的封建的三纲五常”为标准，而应以民间社会的道德来衡量余占鳌面对劫贼的劫财劫色，目睹戴凤莲这一弱女子向自己求助的“亢奋的眼睛”，实难苟安，只得冲上去铲除劫贼他遵循的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准则有些论者将“高粱地野合”说成是余占鳌占有戴凤莲，实在冤枉小说的描写很清楚：“奶奶和爷爷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他们不仅是“感性生命”的两情相悦，而且更是“理性生命”的两颗反叛封建强迫婚姻之心的相通再者，就在这个高粱地里，戴凤莲“六神无主，泪水流到腮边”，向余占鳌求救地诉说：“他真是麻风而单家父子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置戴凤莲的誓死反抗与全体村民的沉默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即将强行用麻风病菌慢性屠戮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

你死我活，别无选择余占鳌清醒地看透了事态的严峻与紧迫，毅然先下手铲除了这两个企图杀人于无声的凶手这不仅于情，而且于理，甚至于民间的不成文法，他的选择都是对的此外，余占鳌与戴风莲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伏击日军车队，显然既是出于对日寇的痛恨与愤慨之情，也是为了卫国保家乡的崇高目的（下文将进一步展开论述）如上诸多事实充分表明：中篇《红高粱》所描写与歌颂的是“灵”“肉”结合、“情”“理”统一的爷爷、奶奶们的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气概；其艺术形象整体的蕴意或主题之一，如好些批评家与作家莫言本人所论述的那样，是表现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张扬个性解放”：并非崇尚尼采的“非理性”的“酒神式生命强力”，也不是赞美脱离“理性”的“原始生命力”；而用“原始生命力”特别是“酒神式生命强力”为标准，衡量与解读中篇小说《红高粱》，只能导致“错位阐释”，而且与思想启蒙是南辕北辙的endprint除了“张扬个性解放”的主题以外，也有些评论实际上认为，《红高梁》表现的是抗日爱国的主题例如《游魂的复活》一文写道：作家“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于是，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的人民化为刘罗汉、余占鳌、奶奶、豆官等个性奇异的人物；而这些高于民族精神的人格，又融汇到特殊氛围——那无边无际散发着甜腥气息的红高粱地，成为悲壮、神圣、永恒的象征。

这显然即“誓死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英雄人民永垂不朽”的形象表述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这两种主题都是颇为接近小说文本的此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一个与文本更为一致的主题，即：歌颂张扬个性解放的村民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或者说，既张扬个性解放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个主题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思想启蒙与抗日救亡的合奏对于《红高梁》涵盖“个性解放”的蕴意，已达成共识；而关于它同时表现了抗日爱国的主题，却迄今无人明确提出有些评论家认为：余占鳌与戴凤莲们尽管在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但那是他们的“原始生命力”或“酒神式生命强力”在烧酒作坊与高粱地里无法充分释放，唯有在金戈铁马的荡寇鏖兵中方可尽情发泄，因而不能称之为爱国主义看来，高密东北乡游击队血染沙场、尸横遍野，是属于“生命强力”或“原始生命力”的发泄呢，抑或是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的悲壮之举？似乎尚待研究窃以为显然属于后者，理由如下：其一，余占鳌领导的游击队是一支理性的有目的、有组织、经过训练的民间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伸进高密东北乡之际，“余司令树起抗日旗”，拉起抗日的队伍，目的明确，剑指鬼子。

他请任副官担任教官，既开展政治教育，又进行军事训练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唱出了他们卫国保家的心声大刀、土炮、鸟枪、老汉阳、两支手枪与三支大盖子枪，是他们训练与杀敌的武器游击队纪律严明，对余占鳌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余大牙强奸民女，司令抑制私情，最终按照任副官的意见，将他就地正法游击队坚持联合御侮，当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发生争执，戴凤莲说：“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余司令甚至忍辱负重地说：“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他还教育儿子豆官要把“枪子儿先向日本人身上打”游击队“连聋带哑连瘸带拐不过40人……摆在大路上，30多人缩成一团，像一条冻僵了的蛇”，就是这么一支队伍，却在一场伏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军车队四五十个鬼子官兵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尼采心中“体魄最健全，天资最高贵”的富于“生命强力”的“超人”，或是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寻求发泄，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具有宁愿战死也要保家卫国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其二，关于高密东北乡民间武装的诸多描写，譬如，王文义妻子送丈夫要求参加游击队，奶奶送余司令与14岁的儿子豆官到村头前往战地，队伍通过高粱地赶赴桥头，等等，比之于抗日救亡歌曲《在太行山上》里的“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比之于《黄河大合唱保卫黄河》中的“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的壮烈场面，其反抗侵略保卫家园的坚强意志与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应该说是完全一致的。

有位1938年在敌后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前辈写的评论也说：“驰名的《黄河大合唱》的某些部分，可以和《红高粱》的某些部分在听觉和视觉上相互参照和相互辉映其三，作家通过叙述者“我”对爷爷奶奶们的抗日业绩，或寓论于叙，或直接赞美我”称赞爷爷为“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我”记叙道：爷爷1958年从日本归来时，村里举行了盛大的典礼，县长尊爷爷为老英雄，给他敬酒，说他给全县人民带来了光荣我”称赞爷爷辈的父老乡亲们“精忠报国，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我”认为：“用铁耙挡住鬼子汽车退路的计谋竟是我奶奶这个女流想出来的我奶奶也应该是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我”还写道：“奶奶……这一担沉重的抹饼，把她柔嫩的肩膀压出了一道深深紫印，这紫印伴随着她离开了人世，升到了天国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光荣的标志莫言说：《红高粱》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全知全能”“这种视角同时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评判态度这种“评判态度”既然是“历史的”，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其四，有些评论虽非探讨《红高粱》的主题，但也认为它涉及到了个性解放与抗日爱国两个方面例如：“我觉得《红高粱》是强悍的民风和凌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强悍的民风”关系到“个性解放”，“凌然的民族正气”实际指抗击日寇的英雄气概。

又如：“余占鳌是个农民英雄当他的自由不羁的性格与朴素炽烈的民族意识相融合的时候，他就不断地摆脱着他的农民的狭隘眼界和土匪习性而一步步成为真正的英雄了这是就小说的主要人物谈他表现的两个方面，即个性解放与英勇抗日再如：“在小说中，‘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便昭示了生命意志与道德伦理，个性自由与民族气节的联盟这是就作品的某个局部进行分析，指出它同样表现了个性自由与民族气节即抗日救亡这两个方面的意思上述四点充分说明：中篇小说《红高粱》确实不仅张扬了个性解放，而且还颂扬了抗日爱国的顽强意志与牺牲精神文学作品这种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主题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都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感和民族自强、自立以及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