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官二代.doc

历史上的官二代历史上的官二代曾国藩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世事就是如此，有得到就必有失去对于官二代来说，他们往往拥有优越的生活基础、良好的成长环境和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事业上的起步也往往更早历史上的名相名将，官二代占比其实极高如果国家政治黑暗，社会风气较差，很多官二代则为所欲为，获取更大利益但纵观历史，官二代绝不是一个安全的职业，就如曾国藩所说，“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曾国藩的慨叹并非无根据，官二代的命运，与同时代的政治清明度、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官二代中名相名将辈出之时，往往是盛世或群雄并起的激扬年代而腐化堕落的官二代占比较高时，政治往往黑暗，二者甚至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得这些官二代成为王朝倾覆的陪葬者而根据中国历朝历代盛极而衰的走势，即使官二代成为名相名将，官 X 代也很逃脱“骄佚”乃至“流荡”的宿命这个宿命背后，是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是既得利益者对权力世袭的渴望资中筠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科举制度下，唯一出路是做官，为朝廷服务。

所以有抱负的知识分子，最向往的是为‘帝王师’，给皇帝做智囊而不像西方的知识分子可以有自己独立研究的领域，与现实政治无关这种社会形态不仅仅造成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也使得“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所以，才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才有“范进中举”的荒唐，才有“官大一品压死人”的“传统”即使到了今天，“官本位”思想仍无处不在人们畏官，也渴望做官，甚至有不少人反感特权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特权即使是过年时七大姑八大姨坐在一起，也会以官职大小、权力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一个“权”字，往往决定了生活档次、社会地位而且，在古代中国，因为中央集权的存在，政治因素几乎决定了一切，权力越大，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就越多，所获利益也就越大帝王自然希望千秋万载，官员也希望子孙后代可传承自己的权力但要注意的是，官员权力世袭的危害极大，如夏商周时代，贵族及高级官员均采取世袭制，到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国都渴望人才，人才也渴望事业平台但官员职位遭贵族垄断，尸位素餐者众多，世袭的弱点便被无限放大，因此才有各国变法，才有军功爵制取代世袭的发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样渴望世袭的帝王和官员之间，其实往往有着一种不谐的冲突，不能简单并作“既得利益者”了事。

帝王希望千秋万载，那就需要多渠道提拔人才，以求强国官员追求世袭，却难免导致官场良莠不齐，从历史上来看，优秀的官二代确实不少，但评书里强抢民女式的官二代也颇多，这本身就说明了世袭的局限性也正因此，“权力世袭”的思维不但从未在中国历史上散去，而且还时常导致冲突，并在制度上有所体现，如两汉开始的任子制，唐代在任子制基础上修改的恩荫制等，都是统治者与官员之间的某种妥协而从战国时代以来，统治者也用了多种制度对抗世袭阴影，如战国时期的军功爵制，如两汉时期的察举征辟选拔制度，又如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度是其中最有效也最公平的一种办法纵观历史，当制度约束力强，干部选拔相对透明，政治清明度高时，官二代的素质与整体社会风气都呈向上趋势，反之亦然从世袭制到“养士”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有“帝王师”之梦，此言不虚但资中筠将官本位的前提设定为“在科举制度下”，我则不甚同意因为早在夏商周时代，官本位思想便已形成，或可称为“贵族本位”，贵族有世袭权力，即世卿世禄《孟子》记载，周代的“班爵禄”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诸侯所班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条制度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形成世袭。

低级官职则实行“乡举里选”，即地方推荐，经考察后授予官职世袭的缺陷显而易见，既得利益者垄断统治阶层，大量庸才尸位素餐，人才无上升渠道到春秋战国时代，战乱不断，各国都求发展、求扩张，对人才需求更大，人才匮乏的问题也更加突出各国都开始寻求新的人才选拔方式比如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他执政期间曾打破世袭，并使用非常手段打压固有的贵族势力，提拔异姓贵族，提倡“尊功尚贤”，延揽人才晋国也因此成为春秋时代强盛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因为缺乏制度约束，异姓贵族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层，又一次走入世袭怪圈，甚至壮大为不受王权约束的大家族后来“三家分晋”的赵魏韩，均为壮大后的异姓贵族至战国时代，“养士”开始流行，大夫、贵族都热衷招揽门客有趣的是，最出名的养士者都是典型的官二代，如战国四公子（作者注：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他们可谓官二代中的翘楚人物，自身有创一番事业的野心，又深知统治阶层因世袭制而良莠不齐，所以敢于改变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心态，很难主动放弃、作出改革，这是历史规律但同样的，历朝历代也总有一些既得利益者自我觉醒，勇于放弃，投身改革甚至革命，而且因为良好的教育、更纯粹的价值观，他们的立场甚至比底层更为坚定，比如晚清时前仆后继的革命党人中，就有不少官二代、富二代。

于他们而言，名利地位本唾手可得，但他们选择了放弃，相比某些梦想着“一人一个女学生”，甚至痛恨权力只因自己没有权力的底层，其立场更为坚定，动机也更为纯粹战国四公子虽无法摆脱时代局限，但身上也或多或少具有一种纯粹气质，他们招纳门客，不分阶层贫富，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能为其所用在战国历史中，不少名臣出身门客，如蔺相如、范雎和田文等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招揽门客的行为仅仅是一些贵族的个人行为，并未上升到国家层面，也并未制度化而且，正因为是个人行为，总不免带有许多主观意识，就如现在的公司 HR，面试时总不免有些主观色彩即使如四公子这样的人杰，也常有走眼之时，所以才有毛遂自荐这样的典故军功爵制——择优选材的第一次制度化“养士”作为一种贵族的个人行为，因贵族自身的能力、眼界、性情甚至所处环境而出现了许多偶然性比如贵族的傲慢也许会让他们错过一些桀骜不驯的人才，比如贵族的眼光不够，也许会误信小人，比如贵族身处弱国，人才选择面有限，或身处强国但无表现机会，与门客一起蹉跎岁月……这种“逮着一个算一个”的人才选拔方式，自然无法适应战国时期各国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于是，各国纷纷变法，其中在人才选拔方面的核心就是打破世袭制，建立新的人才选拔制度。

这种制度叫做“军功爵制”参与三家分晋的魏国最早做出尝试，李悝变法时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一度使魏国强大但魏国的这一制度有一个致命缺陷：有进无出换言之，就如现在某些单位的铁饭碗一样，拿到了编制就没有了被炒鱿鱼之虞所以，人们有进入体制的动力，但一旦进入体制后，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种待遇这造成了魏国财政的巨大负担，最终难以为继楚国则有吴起变法，也以军功为奖励标准，提出“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并将这部分爵禄“以奉选练之士”，短期内便见成效，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但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传统强国，既得利益群体早已根深蒂固，贵族们不甘利益受损，发动政变，杀死吴起真正将军功爵制落到实处，并破除既得利益者障碍的是秦国商鞅变法时，提出“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以军功定爵禄，打破出身门第界限同时提出“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取消贵族的世袭而且，秦国的军功爵制条款细致，《韩非子》中曾记载，商鞅制定秦法，“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士兵斩敌人一颗首级，即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待遇，也可做官斩杀敌人越多，爵位越高，爵位共有二十级其他各国也随之而动，如燕国就推行“公子无功不当封”的制度。

这种制度下，“功”成为获取待遇的最重要标准，“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即使是官二代，甚至国王的骨肉至亲，也要凭借功劳获取爵禄庶民更是拥有了上升渠道，《盐铁论》记载：“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时代，“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名将名相多出身微贱秦国名将白起、王翦均是平民出身，赵国名将赵奢为小吏出身，为秦吞并六国建立大功的李斯也是小吏出身……“布衣将相”之局就此形成值得一提的是，秦国在人事制度改革上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时代对人才的呼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秦国的薄弱基础在探讨人事制度、官本位和官二代这一系列问题时，我发现了一条规律：既得利益集团越强大，改革越难，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官二代越不争气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一个鲜明的例子那时的老牌强国，经过长时间“世卿世禄”这一世袭制度的“侵蚀”，既得利益集团已十分庞大，树大根深，蔓延至国家的每一个管理层级因此为官者多为官二代，几个贵族家庭垄断政权、甚至架空国君的情况十分普遍如鲁国的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郑国的罕氏与良氏，卫国的石氏与宁氏，楚国的屈氏家族，以及三家分晋的赵氏、魏氏、韩氏等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越强，反弹也就越大。

吴起在楚国变法引来杀身之祸，就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凶猛反扑秦国恰恰是个例外，它地处偏远，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既得利益集团的实力也极为有限，国君往往有足够的控制力只要有一个“明君”，自上而下的改革阻力就相对较小所以，秦国的变法相对彻底但即使如此，商鞅仍不得善终，遭车裂之刑，由此亦可见改革之难世袭制的持续反扑秦朝建立后，直至隋唐建立科举制度之前，世袭制阴魂不散，隔三差五就出现在历朝历代的干部制度中比如两汉曾实行察举征辟选拔制度，以推荐方式选材，一时间众人举贤荐能，好不热闹但这一制度很快就呈现出弊端，导致了东汉末年门阀的形成在举荐这一体系中，高官享有话语权，官二代也有明显高出同龄人的“曝光率”加之每一代举荐者与被举荐者存在类似师生的关系（作者注：与后来科举制度中的“门生效应”如出一辙），被举荐者往往热衷举荐“恩师”的后辈以“报恩”，这就形成了一种循环效应，你扶持我的后辈，我扶持你的后辈，官二代入仕机会大增，许多家族世代把持重要位置，甚至形成集团军效应如我们极熟悉的《三国演义》中，袁绍就依托“四世三公”的背景而享有大量资源到了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出现了“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族”，寒门子弟无上升渠道的两极格局。

如今说魏晋风流，佳话甚多但很多时候，佳话与荒唐可划等号，如斗富的石崇，便是典型的官二代左思虽才华横溢，却因出身寒门而不得志当时，官员选拔不看才能品格，纯粹拼爹，士族子弟甚至未及弱冠便居高位士族为进一步壮大地位，还选择相互通婚，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谱学”，有人专门研究士族家世，目的居然是防备有人冒充士族得官当然，士族并非一无是处那时的官二代甚至官 X 代中，也出过不少名人，如“旧时王谢堂前燕”中所指的王家与谢家，都曾人才辈出，在淝水之战中大获全胜的谢安便是其一这个时代的世袭还出现了分化，分为世袭罔替和世袭前者可无限世袭，而且可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后者则是有限世袭，承袭爵位还低一级还有一个制度同样成为了“世卿世禄”这一被废制度的延续，那就是“任子制”，即任命官员子弟做官苏洵曾说任子制是“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此言不虚《汉书》记载，“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认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不以德选”四字堪称触目惊心——品德、才能都不在考察范畴之内所谓“为郎”，即指任子多做郎官，即宫廷侍从官员，为皇帝身边的亲信见领导机会多，自然升迁得快而且此制度漏洞甚多，比如未规定任子数量，加之察举征辟选拔制度制造了大批名门望族，许多家族中高官众多，子侄得到了大量任子名额，纷纷入仕，权臣霍光就是通过任子制一步步高升的。

至东汉时代，任子制出现了扩大化，校尉、尚书等级别的官员也得到了任子权力甚至无子嗣的宦官也插了一脚进来，整个东汉史，外戚与宦官轮番专权，此起彼伏，结果任子制也成了宦官享有的权利，以致“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这些“子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若子”（即子或侄），而是充斥着大量的远房亲戚甚至收养的义子，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