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芳吉湖南时期的文学活动探究.docx

吴芳吉湖南时期的文学活动探究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重庆江津人，是民国时期著名诗人，其代表作《婉容词》被誉为可与《孔雀东南飞》相媲美的长篇叙事诗吴宓曾评价其诗作，“至是值文学革命，新诗初兴，君亦多为新诗，以天性笃挚，富感情，又深研旧诗格律，故所作自有特长，与众不同”，“然其后乃复为旧诗，造诣宏深但君之旧诗终与人异，盖真能镕合新诗旧诗之意境材料方法于一炉者”1，道出了吴芳吉诗歌创作介于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特质而吴芳吉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通过笔下文字对于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民国社会的观察思考，亦往往呈现出特定历史变局中普通文人的思想状态与精神症候，故而其诗亦有“诗史”的性质，成为民国社会动荡与文化转型背景下的时代镜像吴芳吉1920年受聘入湘担任长沙明德学校教员，后又赴周南女中、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任教，期间组织参与湘君诗社、“红叶会”，并创办《湘君》杂志，直至1925年离开这一时期，恰逢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地区风起云涌，新文学、新思潮广为传播，“遂成一时极灿烂之光”2同时，因不堪忍受民初军阀混战之苦，湖南自1920年起，开始在省长谭延闿、湘绅熊希龄以及青年毛泽东等湖南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尝试推行“联省自治”，起草宪法，筹备议会，期望“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把湖南建成先进省”3。

吴芳吉作为外省人，既作为本地教员置身其中，亲历世变，又以旁观者的姿态在局外冷静观察，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湖南有着自我独特的思考，并最终呈现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因此，梳理吴芳吉此阶段的创作、思想活动，不仅是探究其文学道路的重要窗口，也可管窥当时湖南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态一、访屈子之遗风1920年8月，因为参加爱国运动的学生和教员打抱不平，得罪了校方，吴芳吉辞去上海中国公学的教职，并出于个人经济上的考虑，应允明德学校校长胡子靖的邀请，赴长沙任教当时还远在日本的诗友郭沫若，曾遥寄一首《送吴碧柳赴长沙》赠别：“洞庭古胜地，屈子诗中王遗响久已绝，滔滔天下狂愿君此远举，努力轶前骧苍生莫辜负，也莫负衡湘4在上海的一年多时间里，吴芳吉除了担任中国公学教职，还曾就任《新群》杂志编辑，频频对北京、上海等地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文学革命”“文化运动”发表自己的看法离开这一风云激荡的中心舞台，对于心怀壮志的吴芳吉而言，心中多少有些不甘，他在组诗《别上海》的末尾这样描写自己人生的下一站旅途：只我向何处去？舟人告我洞庭那岂不有屈原的故里，与杜甫的游魂？那岂不有湘妃的血泪，与冯夷的鼓声？奈何去彼诗人的绝域，风雨的荒程？5在诗人个人印象及中国传统文化谱系中，湖南乃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流放之地，是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的飘零之所，是许多古代文人政治、人生失意之后的去处，许多迁客骚人甚至在此走向生命的终途。

联想到吴芳吉离开上海的原因，有些失落在所难免，但他很快融入了湖南的生活正如郭沫若所描绘的那样，对于传统读书人而言，三湘四水代表的古时潇湘盛景，以及三闾大夫在此地留下的灿烂诗篇，同样有着别样的吸引力对于正有感于新文化运动“鱼龙混杂”“淆乱黑白”“恐人心世道未能被得文化运动之福，而已先受文化运动之祸”的吴芳吉来说，离开繁华的现代都市，入长沙城与麓山湘水为伴，于明德学校优雅清净之校园潜心指导学生诵读古诗文、研习国学经典，恰能实践自己有关文学、文化的改良设想更重要的是，在现代都市当中目睹世道人心日益败坏、忧心于欧风美雨冲击传统文化的诗人，似乎于湖湘深厚文化底蕴中找到了一种情感的慰藉因此，初到湖南的吴芳吉，更多的是像柳宗元、刘禹锡、陆游、秦观等古代寓湘文人一样，在友人的陪同下，寄情于山水之间，登岳麓，泛湘江，游君山洞庭，并写下了《爱晚亭》《自湘江望岳麓》《涝湖泛舟》《神鼎山森林中作》《君山濯足歌》等诗作这些作品保有古典诗词的神韵，亦夹有新意境、新词语如《爱晚亭》诗云：“我坐亭中思古人，古人窥得真和平我想古人亦笑我，笑我应似自由神自由神，古人今人两不分但闻山鸟绕亭鸣，泠然空谷曳长音，长音美以清，识得古今生命根。

6诗中既有“和平”“自由”这样的新名词、新思想，又有“山鸟绕亭”“空谷长音”等古典境界营造这种诗学的自觉追求，正与吴芳吉入湘不久在《谈诗人》一文中提出的主张相契合在这篇文章中，吴芳吉表示，作为诗人，应该与世无争，同自然接近：“今人对于甘守淡泊，或遁迹山林之事，攻击甚力，这都是片面的见解我也是附和‘返于自然’ReturntoNature的人我是绝对的厌恶现今的社会7湖南旖旎的自然风光，恰好成为此时吴芳吉从新文化浪潮的旋涡中暂且退却出来、继而反思现代文明的寄托进入湖南任教的第二年年初，吴芳吉应湘阴籍学生彭泽岐的邀约，与友人前往汨罗，并写下《汨罗访屈原墓作》等诗作，这对他而言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五四新旧文化碰撞、各种学说思想交锋争鸣，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新文学作家，纷纷通过追溯屈原的高洁人格来吸纳自我提倡个性解放与鼓舞爱国热情的思想正如美国学者劳伦斯·斯奈德所言，屈原“那充溢着炽热的自信自尊和孤芳自赏情绪的诗篇，唤起那些因时代与命运而受黑暗统治所折磨的著名人物的个性、独立精神与孤独感”8很显然，新文学作家对于屈原的接受和推崇，更多着眼于个人主义等现代思想的传播而吴芳吉所苦苦追寻的，则是可以支撑现代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资源。

在汨罗江畔、屈子墓前，听山风振起松涛，望青林飞出白鹭，他不仅有“汨罗山水佳，一见如亲故”的感慨，更有“君魂不用招，君魂本无数”的发愿在汨罗江北岸独醒亭所写《独醒亭下作》中，他写道“一人之精神，民族之性根”“诉我民族苦，招我民族魂”民族日渐衰沉，好比一颗树，原来树上花颜何灿烂，而今却花谢叶凋零，这需从民族根性上寻找原因至于吴芳吉期望从屈原身上以及屈子行吟过的湖湘大地唤醒什么样的民族根性，虽然诗作中未曾指明，但在其与好友吴宓的书信中却有坦露1921年底，在致信吴宓回顾自己入湘一年多来的见闻感受时，吴芳吉曾表示：“湘中文学之盛，在近代中国实推第一吉在上海新群社习染刻薄暴戾之气，为此身堕落时代入湘以后，访灵均、濂溪、求阙、湘绮之遗风，渐知温柔敦厚所以立教其救济我灵魂与骨气者，为力至大9这里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沪、湘两地的情感姿态，与《别上海》中流露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上海这座现代都市中所遭遇的“刻薄暴戾之气”等弊病逐渐显现借着游历三湘四水的机会，吴芳吉也重新追溯了灵均（屈原）、濂溪（周敦颐）、求阙（曾国藩）、湘绮（王闿运）等湖湘先闲的诗文传统他在给友人邓绍勤的书信中曾提到，自己入湘后，致力于收集湘中诗家，从屈原开始，直到近代曾国藩、王闿运、敬安（八指头陀）等湘人诗集都有整理阅读。

这些显然都是从儒学及温柔敦厚诗教着眼的故而1923年明德学校20周年校庆时，吴芳吉参与发起教员筹资，在校园内修建“楚辞亭”，亲自题写对联纪念屈原10，后又组织湘君社在此雅集，并根据社员徐绍周所绘屈子像写下《题屈子画像》，在诗中歌呼“魂归来，灵知否”，以鼓腹而狂歌的姿态再次为屈子招魂访屈子之遗风的背后，是吴芳吉对湖湘文化所代表的一种传统的接纳，除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还有一种精神骨气在经历了北京、上海等不同地域空间与城市文明后，湖南这一曾经心目中“诗人的绝域，风雨的荒程”，给予了处于人生漂泊逆旅中的吴芳吉以一种文化慰藉，并使其生出一种心理上的亲近之感在1925年离湘之际，他又写下了一首《南国》：“南国长沙美，能容五载居高楼明月满，佳气碧湖虚笑语相闻惯，殷勤互有余安能抛汝去，蜀地少芙蕖11“芙蕖”原指荷花，汉代王褒追思屈原的《九怀》中有“抽蒲兮陈坐,援芙蕖兮为盖”一句，吴芳吉以此象征屈子的高洁品格，也指向他在湘期间与本地师生、友人交往过程中所体验到的文化品格，甚至不惜用自己的巴蜀故乡作比尽管这里有离别之际刻意美化的成分，但依然显示出诗人对于湖南学子及湖湘文化的期待，并将之作为应对现实社会危机的希望寄托。

二、见我湘人兮气骨吴芳吉进入湖南时，湖南刚刚经历了驱除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处于较为混乱的时期作为南北军阀必争之地，当时的三湘大地屡有战事，民众饱受兵燹之苦，可谓1920年代初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有作者在报刊上发布社论《哀湖南》，称连年的战事已经让湖南“变乱迭生，早已民穷财尽，十室九空”；“岂仅湖南，恐莽莽神州，都要陆沉，则吾湖南哀，又不啻为中国哀”12据有的学者研究，1921年的中国正经历着至暗时刻，神州大地灾害不断、兵匪横行，光是湖南一省饥民就达200万之多13这种残酷的现实，与同时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知识分子相对自由平稳的生活形成了巨大而又鲜明的反差吴芳吉本人在来到明德学校任教后，先后经历了湖南地区的联省自治风潮、湘军内讧、湘鄂军阀战争、直系军阀扰湘等政治军事事件，目睹了各种由战乱造成的人道灾难，深感于“中国前途，仍属悲观，一刻不得有太平之象也”14故而此阶段的湖南形象在吴芳吉笔下并不全是褒扬，他不仅仅有对湖湘文化传统的追思，也有对于残酷现实的直观见证和文学表现，并借批评现实社会与世道人心，呼吁一种民族的精神气骨反映军阀混战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创伤，一直是吴芳吉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此前在四川时，他就通过《儿莫啼行》《曹锟烧丰都行》《巫山巫峡行》《甘薯曲》《埙歌》等诗歌作品，展现乱世当中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其中不乏他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来到湖南后，社会秩序依旧紊乱，吴芳吉虽暂时谋得稳定的工作，却时时感受到外部战事的纷扰对平民生活的冲击特别是1922年湘军内讧，当此前被排挤出湖南的谭延闿被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时，在衡阳起兵讨伐时任湖南省长的赵恒惕炮击长沙长达五十天之久，使无辜民众横遭祸端吴芳吉所居住的明德学校寓所附近，经常会有炮弹落下这期间他写下了《北门行》《南门行》等诗歌，其中“谁教生乱世，民命猪与狗”（《北门行》）、“长沙十万户，缩首如牢囚”（《南门行》）等诗句，正是吴芳吉作为布衣书生对现实发出的泣血控诉他的长子吴汉骧在长沙城被围困期间患病，家中孤立无助，于是他便作《围城中骧儿大病，每夜换班守护，自午夜常坐至天明，冷静多感，索性题诗》一诗，来反映普通民众在军阀兵匪蹂躏下的生存境遇诗云：城边隐约喇叭吹，流弹飒然落四围惊起棲鸟无树息，漫漫长夜惨安归？我同鸟鹊等流亡，一水盈盈阻故乡何不临城当匪去，替天行道足锋芒15正是对于社会局面的直观体验和失望情绪，促使着吴芳吉入湘之后努力从湖南本地的文化传统当中寻找改良时弊的精神资源，不但三闾大夫成为他追思的对象，近代以来为国事挺膺负责的湖湘人物亦成为他期望借以重建国民精神的依托。

在1921年登衡山后所作的《南岳诗》中，吴芳吉这样写道：“此邦最是南方强，当前曾左后蔡黄我来不幸逢迟暮，老成相继早凋伤16在近代国家民族危机最为深重之际，湖南曾先后出现过曾国藩、左宗棠、蔡锷、黄兴等杰出人物，他们或是清廷中兴的肱骨，或是缔造共和的功勋而现今却呈衰落之象，整个湖湘大地饱受军阀侵扰、生灵涂炭之苦在纷乱的时局中，吴芳吉正是通过对近代湘人英武的追溯来反衬现实的无力和无奈，以及对湘中子弟迟暮颓唐的担忧在《南岳诗》中，他慨叹道：吁嗟斯人尽作古，古人世代皆踵武湘中尤以健儿称，个个生龙与活虎如何古盛至今衰，文章德业鲜人才？太傅祠堂新战垒，将军墓表旧蒿莱我知湘土美风俗，我知湘土古纯朴只因厚道转偷安，坐令人才不再出！17细细揣摩吴芳吉诗中之意，其与一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有着相似之处，“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那里去了”18陈独秀期望通过整合晚清民国时期湖南人的精神资源来推动提倡进取、开放精神的新文化运动，而这种期待，正与吴芳吉入湘之后通过诗文向湖湘子弟所表达的意愿一致以此来看，吴芳吉并不是一位顽固的保守主义者。

作为曾先后在聚奎学堂、清华大学等新式学校学习的学子，他怀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