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国统区是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国统区....ppt

导言： “国统区”是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国统区的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是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兴起与发展的，“抗战”这一特殊的背景，不仅直接决定了这一时期国统区文学运动的走向，而且也制约了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及相关倾向第十一章 国统区的文学运动 及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国统区”文学运动的最大事件是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政治上全民抗战的成果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文艺界统一战线形成后，思想交锋也随之纷至沓来这些交锋，既有文艺界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论争和讨论，也有对“战国策”派这样的特殊派别的批判论争所涉及的问题大多与抗战有关这一时期“国统区”的文学创作，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呈现出与五四和30年代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1、题材的扩大,此时的题材，涉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国统区的前方与后方的生活；敌占区的生活；士兵的生活、市民的生活、农民的生活；抗战斗争，国民党各级政权内部的生活等等集中”表现在，抗战，成为了一切进步文学作品的中心内容而反帝也成了最集中的主题有的直接歌咏民族抗战的英雄，如丘东平的报告文学作品，田间和艾青的一些重要诗歌，徐圩的小说《风萧萧》；有的则批判那些阻碍抗战顺利进行的黑暗势力，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茅盾的《腐蚀》，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

2、主题的集中与深化,“深化”主要表现在暴露黑暗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对黑暗的暴露，既继承了五四和30年代的积极成果，又随着题材面的拓展，在将对黑暗的暴露引入了更广阔领域的同时，也将暴露黑暗的主题，引入了深层不仅对政治黑暗现象、文化黑暗现象、人性的黑暗面进行了暴露，而且透过现象，揭示了导致种种黑暗事实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其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又是诸多原因中的主要原因很多作品都深入地揭示了这方面的原因如茅盾的《腐蚀》，沙汀、艾芜、张天翼等的小说，郭沫若、夏衍、田汉等的戏剧3、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如抗战时期的英雄形象，如柯仲平《边区自卫军》中所写的工人形象；徐訏《风萧萧》中男女主角等还有其他一些通俗文艺中所写的抗日将士的形象这些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民族的“正面形象”作为普遍繁荣标志的是： （1）通俗化、大众化文艺形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如大鼓词，数来宝，章回小说，小调，评书，山歌等，凡是在民间有一定根基与影响民间文艺形式，都被广泛地使用；凡是有良心、抗日的文艺工作者，都用这些通俗的文艺形式，宣传抗战4、文艺形式普遍繁荣,其中影响最大、创作最成功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形式是“街头剧”。

在当时上演的“街头剧”中，艺术效果最好的又当首推“好一计鞭子” 这是三个街头剧的总称，它们是《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这三出街头剧，以鲜明的思想倾向，广泛的艺术概括力，动人的艺术效果和灵活的表演形式，传遍了大江南北，与抗日的将士和饱尝苦难的人民一起度过了八年抗战的长夜其中，《放下你的鞭子》的成功，尤其值得注意这出戏剧写（演）的是从东北流浪到内地的父女俩的遭遇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主题是直接反帝的在艺术表现上，形式灵活，生活场景与艺术场景融为一体，抹掉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简介）,其次是五四以来的文学形式，如，新诗、小说、散文、话剧等，有了新的收获 在小说领域，前一辈的著名作家如茅盾、巴金、老舍、萧红等这一时期又有巨著问世，后起的路翎等也为文坛奉献了自己的杰作这一时期的诗歌，除了艾青、田间等外，还出现了两个影响很大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与“九叶诗人”在戏剧领域，曹禺又有新作，郭沫若则迎来了他历史剧创作的辉煌时期另外，在“沦陷区”的上海，小说奇才钱钟书和小说“新贵”张爱玲，分别奉献了长篇小说杰作与中短篇小说佳构至此，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文体已大备，而且更为成熟。

张爱玲的出现，不仅复活了五四文学反封建的传统，而且将这一传统在“女性”意识的层面给予了拓展与升华钱钟书的出现，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新风格，而且，将对知识分子的反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随着抗战的胜利，“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不仅没有兴盛，反而“每况愈下”，“国统区”的文学也将矛头对准了这畸形的形势，出现了以陈白尘为代表的讽刺喜剧创作和以袁水拍为代表的讽刺诗的创作1937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殊年份，随着“七·七”事变的发生，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中国现代文学随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新变化的开端就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一节 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及文艺论争,随着政治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1938年3月27日，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继“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1938年1月1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1938年1月29日）之后，在汉口成立了这是当时中国文艺界规模最大的组织，其成员包括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除汉奸以外的各抗日阶级、阶层，各种流派的文艺工作者，而革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又是其中的主体她的诞生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在“文协”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等一系列提案，选出了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风、田汉、丁玲、老舍、巴金、郑振铎、郁达夫、朱光潜、王平陵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之后，又选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创办了各种会刊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是《抗战文艺》它于1938年5月4日在汉口创刊，之后移往重庆，共出版印行了十卷七十一期，直至抗战胜利它刊载了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以及与文艺相关的其它文章，极大地推动了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它自己也成了抗战时期一颗璀璨的文艺明珠其二，团结了最广大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左联”时期的关门主义偏向同时，也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讲习班”、“座谈会”等，培养了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 随着“文协”的成立，文艺界的各种思想交锋和论争也纷纷展开，这些论争的起因和情形各不相同，但其焦点都关涉文艺与抗战的关系问题首先展开的论争是应否暴露国统区黑暗的论争其起因则是1938年4月16日张天翼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创刊号上发表的《华威先生》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位华而不实、包而不办的国民党官僚的形象，暴露了抗战开始后国统区的黑暗面。

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文艺界各方的注意，论争也由此展开一部分人出于善意的担心，认为小说所暴露的黑暗虽是真实的，但会影响群众的抗日情绪，有损于统一战线以茅盾为代表进步文艺界同人则认为：“‘华威先生’那样典型的出现”，“引起了青年作家对于隐伏在光明中的丑恶的研究和搜索，——也是最近半年来文坛的新趋向”，“这决不是不好的趋向”充分肯定了抗战文艺“暴露黑暗”的重要意义正当进步文艺界在“暴露黑暗”问题上的认识趋于统一的时候，又出现了《华威先生》“出国”的情况1938年11月，日本的《改造》杂志，别有用心地译载了《华威先生》这篇小说，并加了“按语”于是，围绕《华威先生》“出国”一事，文艺界又展开了讨论和论争有人出于善意担心此事会长敌人气焰，灭自家志气；有人则直言像《华威先生》这样“暴露”性的小说是“破坏的工作”，不符合“国策”但经过一段讨论，意见很快统一起来，文艺界同人普遍认为，《华威先生》的“出国”，不过是敌人妄图做反面宣传，我们敢于暴露统一战线内的黑暗，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由此也更认清了“暴露黑暗”创作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其次展开的是“与抗战无关”的论争 此次论争开始于1938年12月起因是12月1日梁实秋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刊登的“编者的话”中的一段文字：“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

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尽管这段话在赞同“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之前，措辞谨慎地表明“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由于这段话出现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与当时抗战的气氛不相合，因此，此言一出，即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尤其引起了原“左翼”同人的反感与抨击，论争由此而展开抨击者批判的中心是梁实秋“与抗战无关”的主张，对其余主张则一概不论，如罗荪的《‘与抗战无关’》、《再论‘与抗战无关’》、宋之的的《谈‘抗战八股’》、张天翼的《论‘无关’抗战的题材》等此次论争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对于各种抨击，梁实秋除在1938年12月6日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一篇《‘与抗战无关’》的文章为自己辩解外，一直沉默，直到4个月后，他在离开《平明》时才又写了一篇《梁实秋告辞》对此作了简短的辩诘：,“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我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材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需答辩，自然明朗。

随着梁实秋离开《平明》，论争也就结束了在“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进行的同时，另一场与此相似的论争也展开了，这就是由沈从文提出的作家远离“宣传”、远离战争，埋头工作的主张和朱光潜提出的“冷静”、“静观”论所引发的论争1939年1月22日，沈从文在《今日评论》上发表了《一般或特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门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不久，朱光潜发表《文学上的低级趣味》、《谈冷静》等文，批评了他认为的抗战文学中的“低级趣味”，强调了“静观”的美学观点随后，施蛰存也发表了《文学之贫困》，提出了“艺术至上”、“纯文学”的主张 上述三人的观点，立即遭到了文艺界一批人士的批评巴人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中认为，沈从文的观点是“要我们的作者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远离抗战的现实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一文中将沈从文的观点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并指出：“‘作家从政’，我们也可能反对，但要看是怎样在‘从’，而所‘从’的又是怎样的‘政’。

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做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然而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污蔑！”,对于朱光潜的为人为文两方面都要“冷静超脱”的观点和施蛰存对抗战文艺“贫困”的批评，郭沫若、胡风、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分别在自己的文章中从文艺与抗战关系的角度，运用辩证的方法和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进行了反驳以上这几次论争，虽然有的是因为“断章取义”而引起的，但所争论的问题却都是关系抗战文艺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这些论争对于澄清在文艺与抗战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模糊观点，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就实际效果看，这些论争对促进文艺为抗战服务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40年，当一个特别的文艺派别“战国策”派出现以后，围绕这一派别，又展开了一场思想交锋这一派别的骨干成员是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他们是聚集在昆明的教授和文人，其主要活动阵地有《战国策》半月刊和《大公报》副刊《战国》这一派别虽主要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他们的政治观是“争于力”，他们认为，“科学发达的国家，随时可以用科学的力来支配其他落后国家的生命”，战争，“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的标准，只有力，力就是正义。

中国昔日的“战国时代”，“也就是现在（抗战时期——引者注）的整个局势的特点”同时，他们认为：“抗战以来，中国最有意义，最切合实际的口号，莫过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