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2).docx

          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2)                    　　二、马克思的故事　　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钥匙　　马克思的全部故事是从对这样一个事实的陈述开始的：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始终认为一切历史变迁的最终原因，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从未深入地思考过，甚至未能清楚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意识形态的来源是什么? 政治变迁的动因又何在? 马克思赋予人类的生产活动以“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历史观的伟大变革，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答案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这一伟大发现的意义时指出：“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基础上的要想颠覆这一学说，就必须颠覆这一事实但是，即使是马克思的最激烈的反对者，恐怕也不会愚蠢到试图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要求人们停止生产、饿着肚皮来创造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生产是历史的基本前提，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社会制度的本质或基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即社会的经济结构他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法律、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破解诺斯所提出的两个历史之谜的钥匙而诺斯之所以让马克思的理论搞得不愉快，是将这个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得不出这种制度将在良性路径依赖下万古长存的结论相反，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理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像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形态一样，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作用下由盛转衰，并为更先进的社会制度所替代　　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不同演进模式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历史上相继存在的各种社会形态或社会模式，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谓历史上社会制度演进的不同模式，实际上也就是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结构，以及与一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的上层建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由于散居世界各地的原始人群控驭自然的能力很低，作为他们生存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动植物种类等自然禀赋方面的差别，造成了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原始人群的不同生产方式，即他们解决衣、食、住、行等问题的不同方式。

而这种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又是包括宗教信仰、伦理规范、生活习俗、语言和思维习惯等等在内的世界各种民族文化差别形成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否认文化上的差异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影响，但与诺斯不同的是，它是从不同民族从事生产活动的物质条件的差别来理解和说明文化差别，而不是将文化上的差别归结为先验的主观模式或认知结构上的差别　　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但认为不能将民族文化差异对制度模式的影响过分夸大，从而否认整个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轨迹的统一性事实上，世界各个地区的社会制度变迁是遵循着一个大致统一的轨迹的而这种统一性，正是由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必然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也就是说，在相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尽管各具特色，但其基本构造是类似的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婚姻关系、财产观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与古代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作比较，发现印第安人的制度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在基本构造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因为人类的起源只有一个，人类的发展进程基本上也是相同，只是在各大陆采取了不同的但是一致的进程，所以在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一切部落及民族中都是极其相似的。

因此，美洲印第安人诸部落的经验，或多或少地代表处于与他们相应状态的我们远祖的历史及经验构成人类记录之一部分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以及实际上的经验，实具有超越印第安人种族本身界限的高超价值摩尔根还指出：“以上所叙述的这一知识，本质地改变了从来流行的野蛮人、开化人与文明人之间关系的见解到现在我们可以以确实的证据说： 恰如文明时代以前我们知道存在开化时代一样，在人类一切部落中，于开化时代之前也存在有野蛮时代人类的历史都是同一源泉、同一经验和同一进步的他根据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事实强调： “人类从阶梯的底层开始、而渐次上升的这一重要事实，由连续而发明的生存上的诸技术而明白地显现出来在他们这一方面的技能上，乃是决定人类在地球上获得优越权的整个关键⋯⋯所以人类进步上的许多伟大时代，多少都直接地与生活资源之扩大相一致显然摩尔根讲述的是一个与马克思相同的故事而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则明显地带有否定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统一性的倾向实际上处于统一发展轨迹上的不同阶段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差异，按照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却成了类似于生物进化分叉造成的不同物种之间那种彼此隔绝的发展路径可见，诺斯的眼界还没有超出摩尔根一百多年前就批评过的那种“从来流行的野蛮人、开化人与文明人之间关系的见解”。

正因为如此，他才试图建立一个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形态的经济绩效标准但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毫无意义的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印第安部落的南瓜、玉米的增长率，与近代工业国的机器生产的增长率相比较，并由此得出前者的制度绩效不如后者的结论，不过是闹笑话而已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社会制度，即任何生产关系及竖立于其上的法律和文化等上层建筑，都不可能是常盛不衰的因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先是生产力适当形式的一定社会制度，最终将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由于有生产力这个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作用，脱离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的统一轨迹的不变路径依赖是不存在的纵观历史，任何民族的长期制度变迁都是繁荣与衰退交替的过程，并不必然存在完全衰退或完全繁荣的制度变迁路径为诺斯称道的由于制定了“大宪章”而进入良性路径依赖的英国，为什么20 世纪以来日见衰落，以至从“日不落帝国”下降为一个二流国家? 为什么在诺斯看来因11 世纪王权膨胀损害了私人产权而陷入恶性路径依赖的西班牙，最终也建立了与英国类似的制度，并成为与英国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的工业化国家? 这些事实，都是诺斯那个虚构的路径依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而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世界历史上各国繁荣与衰退的反复交替，正是这些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斗争及它所导致的社会革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生产力冲破旧制度的桎梏、创造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形式的重要杠杆但是，正如我们在分析诺斯的制度报酬和政治市场理论时已经说明的，在诺斯的论述中，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起作用的只是一些社会属性不明的所谓政治或经济的企业家，制度变迁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政治买卖而不是社会革命来实现的诺斯也承认自己“没有提供一个革命的理论”，未能说明“常常是暴力和革命的结果”的“非连续性变迁”事实上，以个人主义的自利人假设为全部理论出发点的诺斯，始终企图从超历史、超阶级的个人动机中去寻找制度变迁的原因，时时为“搭便车”之类“自利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困扰，因而无法理解更无法解释以千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的社会革命，最后只好将革命归结为某种意识形态影响人们行为的强度而马克思则从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生产力发展突破旧生产关系束缚的要求，从代表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与代表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旧制度的反动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中，揭示出在人类社会的重大制度变革中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从而对社会革命做出了合理的说明。

　　有人可能会争辩说，马克思虽然提供了一个改变宪政制度的社会革命理论，但未能提供一种解释一定宪政秩序内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对于这种争辩的回答是： 对于渐进性的制度变迁，马克思的理论也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对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技术变迁如何使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转变为“现实的隶属”作了详细的阐述，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由产生到成熟的渐进发展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的发展上，说明了股份制这种社会资本替代个人资本的演化过程而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宪政秩序内的渐进改革，无论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迁，从一开始就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理论为指导的，——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力的印证，而且是马克思理论的巨大实践力量的展示马克思认为，在考察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社会制度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 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将社会制度的变迁归因于文化、观念的改变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够跳出18 世纪启蒙学者的循环论证的牢笼，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变化作出唯物主义的合理说明诺斯的看法正好与马克思相反，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被他归结为人们主观模式或观念的变化而在无法回答观念为何变化时，他又乞灵于意见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意见的循环论证可见，诺斯的历史观，不过是早就为马克思所超越了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现代翻版在这种陈腐历史观的支配下，作为经济学家的诺斯，连在自己祖国历史上发生的南北战争，都无法从社会经济根源上加以说明，而将这场导致美国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革命归结为“废奴集团的宗教狂热”、“对奴隶制无道德信念的增强”在这个问题上，诺斯的见识不如作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学者比尔德夫妇他们指出，“在这次大变革中，北方和西方的资本家、工人和农民推翻了南方种植场主在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而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则进一步指出： “这场战争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它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