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同形：大学行政化的新制度主义解读.docx

制度性同形大学行政化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摘要：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乱象主要表现为大学在组织目标设定、权力结构安排、资源利益分配、组织整合机制等方面趋同于行政机构从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大学在来自环境的合法性压力下趋同于行政化的制度环境的一种“制度性同形”，它反映了特定的制度规则、文化框架与利益博弈对大学的共同制约政治与行政层面的规制性要素、扭曲了的规范形态和文化—认知性规则以及行政主导的资源与利益配置，分别构成了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制度归因、深层文化根源与关键利益触媒　　关键词：大学行政化，合法性机制，制度性同形，制度规则，文化框架，利益博弈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乱象，虽然集中表现为大学系统本身的体制性弊病，但实则同整个社会生态的变迁密切相关；对大学行政化问题的解析，亦极有必要从“泛行政化”的中国社会生态出发，对大学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进行深入的考察目前学界在大学行政化问题上所达成的这些共识，同主张从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来探究组织现象与行为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在理论逻辑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鉴于此，放眼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以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其“制度性同形”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中国大学的特殊制度环境入手，对行政化的高等教育组织场域内发生的大学行政化问题进行系统的剖析，将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大学行政化生成的认知，而且可以为我们寻求问题解决方案提供有益的启示。

基于这样的思路和目的，本文尝试对大学行政化问题进行新制度主义的解读，以期获得新的洞见和启迪　　一、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同形”述要　　虽然“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各种社会组织却在变得越来越“形似”：不同企业、学校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内部结构很相似，都采取科层制的等级结构和功能性的组织形式[1]（P68）社会组织之间的趋同现象正是新制度主义组织学派所研究的焦点议题他们的观点是，要理解社会组织的各种行为、解释多样的组织现象，就必须关注组织所处的环境，将组织行为和组织现象同组织环境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组织环境除了传统的技术环境外，还包括制度环境，即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和观念制度等为人们所“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因为组织不仅是技术需要的产物，而且是制度环境的产物[1]（P72）并且，大多数的专门服务组织，如学校、精神病院和教堂等，主要运行于强制度而弱技术要求的环境中[2]（P133-134）制度环境的存在意味着上述社会事实会以制度力量的形式通过合法性机制的作用深刻地影响组织的结构和行为所谓合法性机制，就是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制度力量在合法性机制的作用下，为获得外部环境的合法性认可与资源供给，组织不得不接受制度环境里建构起来的具有合法性的形式、结构和做法（即现代社会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理性神话”，也被称为“仪式性”规则与结构），并因此触发相应的制度化（即组织不断采纳上述形式和做法）过程，进而导致组织之间的趋同[1]（P74-77）。

这种因合法性机制作用而导致的组织趋同就是新制度主义论者所谓的“制度性同形”对于合法性机制的发生机理，新制度主义者一般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组织行为、组织形式都是由制度塑造的，组织或个人本身没有自主选择性；另一种解释认为制度具有一种激励功能，它可以借助对资源分配和利益形成的影响来鼓励组织采纳那些在社会上已得到了广泛认可的形式和做法[1]（P78-85）合法性机制还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具体作用机制，即强迫性机制、模仿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这三种具体机制实际上各侧重强调了某一类制度要素的影响作用，即大致上分别对应于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规制性要素、文化—认知要素和规范性要素　　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制度环境对组织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组织就处于完全被动的位置作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实体，组织对来自制度环境的合法性压力可以采取默认或接受的态度，也可以采取抗拒或抵制的策略因此，组织的制度同形作为组织与环境双向互动的结果，是组织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为追求来自环境的合法性认可和资源支持）而做出的选择同时，组织在因合法性压力而采纳具有“理性神话”性质的“仪式性”规则和正式结构之后，往往会同其内部的技术活动及绩效逻辑产生冲突进而损及组织的技术绩效。

因为二者之间的客观要求与内在逻辑并不一致，“仪式性”规则和结构的维持还要耗费一定的组织资源为克服这种不利影响，组织通常会采取两种彼此相关的设置——脱耦和信心逻辑来解决“仪式性”规则与正式结构同技术绩效之间的冲突[2]（P61-64）前者指组织有意识地将“仪式性”规则与正式结构同组织内部的技术活动之间分离开来，避免其损害组织的技术绩效；后者则强调要强化组织内外部支持者的信心和忠诚来为制度化的组织提供合理性，即通过非正式的协作和控制来巩固组织的运作秩序　　概括起来说，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同形论强调了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与行为的影响，并将组织的趋同解释为组织在合法性压力下不断地采纳制度环境所建构的“理性神话”进而导致的制度同形变迁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理论逻辑是一种对组织制度变迁颇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二、大学“行政化”的乱象：经验主义的界定　　现实社会生活的经验表明，我国大学的“行政化”现象，不仅与整个“泛行政化”的社会生态极其“形似”，而且同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核心组织——政府（部门）高度“神似”这种情形已在某种程度上从经验上印证了“制度同形”论的合理性与解释力但为探寻大学行政化的制度性根源，我们不妨先从组织结构、运作与组织行为的角度对大学行政化乱象进行经验主义的描述，然后联系外部制度环境对其本质做出某种界定，为下文的成因分析提供必要的逻辑基点。

考虑到更清晰地呈现大学行政化的外显表象及其消极影响的需要，有必要运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层次来对大学行政化的乱象进行解说和分析　　1.对大学组织目标的设定：混同于行政机构和一般社会组织　　组织目标是组织的构成要素之一，关涉组织成员对组织功能与价值的主观体认和意义建构我国大学的整体概念和组织形象往往首先被定义为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才是学术团体[3]长期以来，大学由政府兴办，政府拨款，政府管理，隶属于政府[4]（P13）不仅如此，大学还要承担一些教育与学术之外的政治任务，充当行政主管当局的政策执行工具[5]大学组织目标的误设，在学校实际运作中的反映就是：政治性任务和行政性任务常常被置于教学、科研等所谓的“常规活动”之上　　对大学组织的这种定位说明，我国大学的举办者和管理者对大学目标的理解发生了严重的认知偏差，这或许恰恰是大学行政化得以形成的观念源头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教育与学术机构，大学在组织目标方面同其他社会组织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像政府组织所注重的政治效益或企业组织所看重的经济效益（即韦伯所称的“效率”理性）并非是其核心的组织目标与价值追求大学组织的核心目标主要是知识、文化、精神等价值理性层面的追求，而非秩序、效率、技术等工具理性层面的东西。

　　但是，如果大学举办者与管理者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有意无意地忽视大学组织目标的特殊性，将其混同于行政机构或一般社会组织，过多地赋予其非学术功能和仪式符号并迫使其遵从，将功利性目标、政治性目标置于价值性目标、学术性目标之上，用错误的制度化要求来削弱其生产性活动，大学行政化的乱象就必然会发生因为在组织目标认知方面的任何重大偏差都将不可避免地误导管理主体对大学管理方式方法的选择，进而在实践中滑向简单依赖行政化管理的误区，热衷于对大学组织进行科层式构造、集权型决策、政府化管理，最终引发（大学）行政化、官本位等一系列体制性弊端　　2.对大学权力结构的安排：简单搬套政府管理模式　　权力是制度形式得以扩散的促动机制之一，对组织的运作与走向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影响大学中一般存在着行政权和学术权两种权力，前者是以“科层化”为特征的法定权力，以上级管理主体对组织活动的控制与协调为特征，旨在追求组织行动的效率；后者是以“自主性和个人的知识”为基础的专业权威[6]，旨在确保学术自由二者之间的理想状态是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兼及行政效率与学术自由　　可是，由对大学组织目标的认知与定位偏差所决定，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结构方面出现了简单搬套政府组织管理的普遍趋向：大学内部在垂直层次上分布着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三种不同类型与性质的权力。

政治权力居于核心位置，行政权力占主导地位，学术权力则处于边缘化地带反映在组织结构方面，党委和行政系统设置有建制齐备的职能部门，不仅握有正式权力，而且资源配备充裕；而学术系统一般既没有常设性机构，又不掌握具体的人、财、物，甚至连成员席位都被行政官员所挤占与此同时，社会上被“广为接受”的“技术至上”观念与“管理主义”模式等“效率”理性神话（韦伯语）在加速向大学组织渗透、扩散，大学内部行政系统不断强化自身权力，“行事也更独断”[7]，并通过持续的挤压将学术权贬抑为自己的附庸　　然而，这种行政化组织结构势必会同大学的本原属性及组织使命发生激烈冲突大学所需要和拥有的技术通常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非标准化特征，若以政府化的集权架构与科层管理来约束和控制大学组织中的人和事并使之标准化，必然严重干扰大学学术生产的专业化环境，制约学术主体的自由创造空间这种激烈冲突的情形已开始不断出现在大学中仅2007年，就发生了北大教授邹恒甫致信教育部长宣称受院长“残酷迫害”、人大教授张鸣因公开学校管理行为失当而被校方停职、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因不满学校的行政化管理而申请提前退休等多起轰动全国的事件试想：当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时，大学的学术生产环境还有何保障？大学的学术创新能力又从何而来？　　3.在组织资源与利益分配领域：遵循甚至助长“行政通吃”的潜规则　　“如果没有利益群体的干预，制度是不会产生和发挥作用的”[8]（P3-22]。

通常，组织的制度变迁与内外部占有资源的行动者（制度创立者）基于特定利益诉求的能动性行动密切相关就我国大学的资源配置来看，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资源通常是通过各级行政管道分配给大学的，大学行政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向政府部门疏通和争取更多的资源，并藉此不断凸显自身的重要性，持续强化着握有资源分配权的各级行政领导的地位[9]由此，大学内部资源与利益分配的“游戏规则”就发生了微妙变化：享有行政职务成为从“组织剩余”中谋取私利的有力工具，并循由一部分“先知先觉者”的示范效应，被不断地“合法化”和“制度化”，终致形成普遍化的“行政通吃”现象，并引发羡慕行政职位、轻视教学科研的风气可见，大学行政化的背后，是权力私有化和大学腐败问题　　时下，大学中的学术资源与利益总体上是按“学官”优先原则和“行政级别主义”来分配的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特意引入了“官味度”概念对此进行量化研究比如，某全国性社会科学研究奖的奖项评选结果是：一、二、三等的“官味度”分别为2.846、2.009和1.493奖项越高，官味特征越明显[9]让人堪忧的是，这种应予以否定和遏制的不良风气不衰反盛，正日益渗透到越来越多的学术评价领域行政通吃”对大学发展所构成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大学的学术生产失去资源支持和激励机制，彻底瓦解了大学追求学术卓越的核心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使大学组织从根本上迷失了发展的方向、丧失了进步的动力。

　　4.在组织内部整合方面：乞灵于科层机制而背离文化机制　　组织内部的整合状态不仅直接影响到组织运作的整体效能，而且是组织制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大学是一种高度异质化的组织[10]，而“组织分化愈大，内部机构愈复杂，愈需要整体化”[11]可见，高度分化和异质化的大学更加需要利用一定的机制和方法进行组织整合，以形成组织的共同目标和利益通常，组织整合机制有三种：市场机制、科层机制和文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