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doc

1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张文宏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go-centered social network composition of urban dwellers in China from a social class perspective. A random sample (n= 1004)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he city areas of Beijing in the summer of 2000. The discussion name-generator approach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people's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s. Social class position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 on the basis of occupation, property rights, authority and skill: (1)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 (2) white collar, (3) small proprietor, and (4) working class. Results reveal that a person's social position affects the class composition of his/her social networks. In Beijing, the class compositions of the professionals/administrators and the working class people are less heterogeneous than those of the white collar workers and small proprietors. People in all classes tend to make in-group choices, i.e., selecting discussion network members of similar class status. Compared to the working class people, however, the professionals / administrators have a stronger tendency to maintain a closured social network while the small proprietors are more likely to form cross-class networks. These finding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relatively low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s social class structure and by the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faced by people in the different classes.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作为探讨社会结构的两种不同范式，社会网络分析和阶级阶层分析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抑或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的，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Mitchell, 1969：1-50, 1973：15-36；Blau, 1982：273-279） 。

社会阶级阶层被界定为人们在不同位置上的分布本文根据第一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改写而成该成果是李沛良教授主持的《香港和北京社会网络与健康比较研究》项目（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资助，编号为 CUHK4135/99H）的一部分除课题负责人以外，感谢项目参与者陈膺强教授、彭玉生博士、赖蕴宽博士、阮丹青博士为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北京的抽样调查和入户访问由林彬、刘德寰与郝大海等负责感谢岭南基金会杨庆堃研究生奖学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校区 Lewis Mumford 比较都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对第一作者提供的研究资助本文的修改正值第一作者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从事博士后期间，感谢边燕杰教授的实质性资助和建设性意见吕大乐、彭玉生等教授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2这种位置研究方法将社会描述为由相互隔离或断裂的、彼此不联系的、具有不同利益和拥有不同资源的群体组成的结构阶级分析将财产、权威和技能视为不同的资源，并用它们来界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界限（Wright, 1997） 与此相比较，以网络分析为代表的关系研究方法，集中分析建立在阶级类别基础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其焦点在于确认社会关系的模式，评估社会网络位置内部和之间社会联系的程度。

社会网络分析强调资源调用---这是阶级封闭的一种关键机制---的动态过程与阶级阶层分析相比，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研究策略，它超越了孤立的位置分析，转向探讨位置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距离（Bian et al., 2003） 借用米切尔（Mitchell，1973：15-36）和布劳（Blau，1982：273-179）的说法，笔者也认为网络分析和阶级阶层分析幷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替代的研究范式，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完善的两种各具优势的理论模型本文将运用 2000 年夏天在北京城区进行的大规模调查资料，从阶级阶层的视角出发，首次探讨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模式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阶层趋同性、阶层异质性和跨越阶层界限的网络选择等主要指标的描述，我们将概述阶层地位影响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一般模式在与西方社会学家的相关研究发现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主要运用“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解释北京调查的有关发现在社会学界，从阶级阶层的视角分析人们的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成果并不多见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社会网络分析者所倡导的“反对类别分析”的坚定立场有关(Wellman, 1988)，另一方面可能是阶级阶层研究者忽视了社会网络分析者的有关成果。

在西方社会学家仅有的几项研究中，研究者均是将关系密切的朋友网络作为分析的焦点（例如，Laumann, 1966, 1973; Goldthorpe, 1987; Wright and Cho, 1992：85-102; Wright, 1997） 劳曼（Laumann,1966）在其经典研究中发现，无论是任何阶级的成员，各个层次上的男性最可能从自己或邻近阶级的成员中选择亲密朋友，这个趋势在两个极端（即顶层阶级和底层阶级）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阶级内部选择的趋势在中间阶级中则比较微弱大体来说，跨越体力与非体力阶级界限的朋友选择在 1/4 左右后来，劳曼的上述发现在另一项研究中（Laumann,1973）再次被证实这个发现被概述为同质性原理，即两个人在地位、态度、信仰和行为方面越类似，越可能形成密切或一致的关系根据这种理论，占据类似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过有价值物品（包括信息与情感交流）和服务的互惠交换促进了密切关系的形成此外，占据3类似社会、经济和政治位置的人享有相似的社会价值观，他们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幷对他人产生相同的期待，因此也将采取相近的行为这些共享的价值、问题和期待，为其共同利益提供了基础。

此外，劳曼在其 1966 年的研究中还证实了“声望性假设”：不管自己的职业地位或阶级身份如何，人们有时倾向于与较高职业地位或阶级身份的人建立密切的社会关系（Laumann,1966:53） 以阶级分析见长的社会分层研究者也在其主要的研究旨趣之外关注到阶级地位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例如，当代新韦伯主义的代表人物戈德索普（Goldthorpe,1987：179-180）对 1972 年英国社会流动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各阶级之休闲伙伴的群内选择倾向尤其明显服务阶级（service class，即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大雇主和企业经理及主管） 、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自我选择比例在 36%到 65%之间；新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赖特（Wright and Cho, 1992：85-102; Wright, 1997）对于西方 4 国朋友网络阶级渗透性研究的主要发现是：第一，所有权界限最不容易跨越，意味着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雇主和无产权的雇员不可能在社会交往中成为好友第二，专业技能界限比较容易渗透，说明是否拥有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有可能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第三，权威界限最容易渗透，表明是否拥有管理决策权并不构成社会交往的障碍。

所有权界限最不容易跨越的发现，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利益的理论预测完全吻合但是，关于专业技能和权威界限渗透性的研究发现，则与布丢的阶级惯习（habitus）理论（Bourdieu, 1984,1987）及社会交往的机会结构论点（Laumann,1966,1973）一致在华人社会，熊瑞梅等(1992：107-38)较早涉及到阶级阶层对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这个主题她对台湾小资本阶级社会资源状况的研究表明，小资本阶级与受雇阶级的网络中均拥有差别不大的受雇阶级网络资源，表明台湾在劳动力市场的经济行动中不存在明显的阶级藩篱受赖特有关研究的影响，台湾社会学者从各职业阶层间的社会网络来探讨阶级结构及其相关的阶级界限研究发现，专业技术管理与佐理人员、工人、农民，其最好朋友绝大多数均为与本人同阶级者，这显示出友谊网络所具有的高度封闭性和群内选择倾向（孙青山、黄毅志，1997：57-101） 一项关于台湾地区社会流动、社会网络与阶级意识的研究发现，工人阶级不仅很可能在本阶级内部建立密切的关系网络，而且对工人阶级有较强的认同感（黄毅志，1999：42-73） 另外一项关于台湾跨越社会群体结构性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指出，就跨越社会界限的交往关系来说，在以族群、性别、文化资本和社会阶级四种社会类别中，以跨越社会阶级的交4往关系所占的比例最高（53.3%） ，其次为文化资本、族群和性别。

其中向上实现阶级跨越的占 66.6%，向下跨越的占 33.4%，这反映出劳曼等发现的社会网络建构的声望性原则或“上攀”效应也存在于台湾社会(陈东升、陈端容，2001：459-511)最近几年，边燕杰将研究的视角集中于中国城市各阶层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关系资本边燕杰（Bian,2001：275-296）对中国四城市居民饮食网络（networks of social eating） 的研究发现，大量非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饮食网络，饮食伙伴(eating partners)的选择集中于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的社会阶层内部，这些现象说明饮食伙伴的选择受到明显的阶层差异的支配，意味着中国的关系资源不太可能跨越阶级界限被动员边燕杰（2003）在其最新研究中按照产权、管理权、专业技能三重标准将城市居民分为行政领导、经理、专业技术、办事人员、技术工人、雇主、自雇和非技术工人 8 个阶层他对 1999 年中国五城市居民拜年网的分析显示，雇主和自雇阶层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很可能是暂时性和交易性的，是一种非社会性的交往，随时可以中断，很难转化为稳定的网络联系和社会资本，所以没有包括在具有较高情感和行为投入的核心“拜年网”中。

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边燕杰等（Bian et al., 2003）对 1999 年调查资料的进一步分析发现，相同职业的城市居民家庭之间更可能相互拜年，说明了网络构建的阶层内选择倾向而不同职业的家庭之间的互访则显示出阶级界限的跨越效应尤其明显的是，在工人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隔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