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所得税优惠、高管团队组织认同与创新投入.docx

    企业所得税优惠、高管团队组织认同与创新投入    林斌 廖友亮【Summary】基于社會认同理论， 利用中国证监会问卷调查数据和CSMAR（国泰安）数据库的财务数据， 分析企业所得税优惠、高管团队组织认同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创新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高管团队组织认同正向调节企业所得税优惠和创新投入两者的关系， 即在高管团队组织认同高的企业中， 企业所得税优惠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进一步研究发现， 在非国有企业中所得税优惠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该研究结果说明， 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分的基础上， 同时激发企业主观能动性才更能发挥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Key】企业所得税优惠;高管团队;组织认同;创新投入C939      A      1004-0994（2021）23-0105-8一、引言创新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是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 科学技术日益被各个国家、地区和企业所重视， 科技创新能力能够为企业提供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在学术界也早已成为共识[2-4] 创新成为我国经济和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华为等为代表的以企业创新作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 但企业发展现状和创新能力都“大而不强”， 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可能令人担忧[5] 为此， 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布局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比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和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指导方针， 中央人民政府“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创新型企业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础， 创新也成为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创新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实现转型升级、提升自身价值的关键性因素[1] ， 是企业在激烈环境中实现生产、获得竞争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6] 因此， 研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对我国企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直接且关键的意义创新活动本身具有高投入性、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由于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企业高管基于自身利益和规避风险的考虑， 其主动创新动力和创新投入往往不足 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较难有效激发企业持续创新的热情， 所以需要政府通过制定相关财税政策用于引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以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7，8] 。

为此， 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财税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增加创新投入、开展创新活动， 最常用的两种财税政策是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 而且税收优惠政策通常比政府补助政策的效果更好[8，9] 因此， 本文试图探讨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二、文献综述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对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直接效应进行了探讨， 但不同研究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主要分为“税收促进论”[10] 、“税收抑制论”[11] 和“税收无效论”[12] 三种 “税收促进论”认为，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10，13-15] ; “税收抑制论”认为，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有抑制作用[11，16，17] ; “税收无效论”认为，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没有影响[12，18-21] 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之所以存在差异， 除了情景差异、行业差异等外部环境原因（如市场竞争环境、行业技术特征等）， 还可能是企业自身特征差异等内部原因导致的 因此，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不同情景和理论视角对两者关系的差异进行探讨， 在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直接效应的同时， 逐渐开始关注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异质性 柳光强、杨芷晴和曹普桥[22] 发现， 对新能源产业和信息技术产业而言， 税收优惠对研发产生的激励效果显著高于政府补贴; Jia和Ma[23] 研究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的差异; 陈红、张玉和刘东霞[24] 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研究了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差异。

有研究指出， 在外部大环境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 从企业自身寻找可能影响创新差异的内部解释更有说服力[25，26] 因此， 研究者们逐渐开始关注企业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23，24] 以往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影响差异的研究， 主要是对不同地区或行业进行对比， 且针对小样本或特定行业的较多[27-29] ， 针对企业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的研究不多， 鲜有研究关注企业内部高管特征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更鲜有研究从高管组织认同视角进行分析 以往有关组织认同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员工组织认同和员工创新行为[30，31] ， 鲜有对高管组织认同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 企业高管是企业制度和战略的制定者， 是企业决策和运营的直接决策者， 对企业活动和企业产出产生直接且关键的影响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内部落实的过程中， 不论是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负向影响还是没有影响， 企业高管在这一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相对其他企业特征而言， 企业高管特征对企业所得税优惠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可能更加重要且直接 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 试图探讨企业高管组织认同对企业所得税优惠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

本研究具有如下增量贡献：第一， 本研究丰富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研究文献和影响创新差异的内部解释因素的研究文献 以往有关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 主要是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无影响、抑制或促进）， 少量研究从企业特征角度分析了“无效”“抑制”和“促进”等效应差异的原因， 鲜有研究从内部因素角度分析导致两者关系差异的原因， 更鲜有研究从高管团队特征和组织认同这一内部视角进行剖析 第二， 本研究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 分析了高管团队组织认同对税收优惠和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 丰富了企业高管组织认同的研究文献 以往有关组织认同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员工层次的组织认同和员工创新行为， 鲜有针对企业高管团队组织认同与企业创新的研究 第三， 本研究不仅对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完善和落实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而且对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 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现实意义三、研究假设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16，32] 虽然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无效”“抑制”和“促进”等不同观点的争论， 但在基于我国情景和税收政策的研究中， 较多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认为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手段之一[15，31，33，34] 。

多数学者认为， 税收优惠政策不仅可以增加企业创新投入， 而且相对政府补贴而言，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9] 从创新资源观角度来看， 企业所得税相对税基较大、税率较高， 所得税缴纳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净现金流出 企业所得税缴纳的金额越大， 企业用于投资的剩余金额相对越少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以减少企业的现金流出， 相当于直接增加企业当期现金流和利润， 一定程度上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的物质条件 从创新成本观角度来看， 税收优惠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和研发成本[35，36] ， 从而促进创新投入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H1：H1： 企业所得税优惠与创新投入正相关如前文所述，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企业内部落实的过程中， 不论是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负向影响还是没有影响， 企业高管在这一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相对其他企业特征而言， 企业高管特征对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可能更加重要且直接 已有部分研究分析了高管或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较多研究者指出， 高管团队特征对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37，38] 已经有部分研究者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刘凤朝、默佳鑫和马荣康[38] 以及杨林、段牡钰和刘娟等[39] 认为， 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直接影响; 蔡俊亚和党兴华[37] 认为， 高管团队特征对公司创业导向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 组织认同作为企业高管的一个重要特征[40] ， 可能对税收优惠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 但目前鲜有这方面的研究组织认同是每个组织成员都具有的特征， 無论是对个人还是组织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组织认同是组织成员把自身与组织看成一体的程度[41] ， 是个体定义自身在组织中成员资格的程度[42] 组织认同高的员工更可能牺牲自身利益来实现组织目标[43-45] 当组织成员的组织认同高时， 会更多地从组织视角采取行动， 更多地把组织利益作为自身利益， 把组织价值观和目标作为自身的价值观和目标[46] 组织认同高的企业高管， 其自身价值观和目标与企业高度重叠， 会更加致力于实现企业长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 当公司绩效较差时， 高组织认同的CEO会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和较少的个人利益[47] ， 会做更多对组织来说正确的事情， 执行并达成组织目标[48]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H2：H2： 高管团队组织认同对企业所得税优惠和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四、研究设计（一）样本选择本文利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调查问卷中的组织认同数据和CSMAR（国泰安）数据库的财务数据进行假设检验 采用的成熟量表[49] 是目前最经典、应用最广泛的组织认同量表之一， 共包含六个题项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调查问卷调查开始于2014年9月5日， 截止于2014年10月31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监会会计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向A股上市公司共发放2536套问卷， 填写人包括CEO、董秘、审计、财务、IT和内部控制等高管 共回收2154套调查问卷， 问卷回收率为84.94% 2016 ～ 2021年期间， 基于该调查问卷的研究成果已发表或即将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借鉴已有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以下步骤对样本进行筛选和处理： 第一， 剔除严重数据缺失的问卷样本， 并对其他问卷样本采用常用的序列均值替代; 第二， 剔除问卷和CSMAR合并样本中的金融行业样本; 第三， 剔除合并样本中的缺失值 经过以上三个步骤的处理， 最后得到1455个有效样本 因为调查问卷只有2014年的数据， 所以样本研究区间为2014年二）变量选择1. 因变量： 创新投入（INNOVATION）。

为了缩小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等因素之间的差距， 借鉴杨林、段牡钰和刘娟等[39] 以及张娟和黄志忠[50] 的方法， 采用研发投入除以营业收入衡量创新投入2. 自变量： 企业所得税优惠（TAX） 借鉴刘效梅[16] 以及陈红、张玉和刘东霞[24] 的方法， 采用所得税名义税率（名义税率为一般所得税税率25%）减去所得税实际税率（企业实际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衡量企业所得税优惠， 该值越大， 说明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带来的优惠比例越高3. 调节变量： 高管团队组织认同（TMTIDEN） 采用Mael和Ashforth[49] 的经典量表和五点李克特测量方法， 分别把“非常同意”“较同意”“一般”“较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计为5 ～ 1分， 评分越高表示组织认同程度越高， 组织认同变量的取值为六个题项的均值， 高管团队组织认同为CEO、董秘、审计、财务、IT和内部控制等高管组织认同的均值4. 控制变量 参考陈红、张玉和刘东霞[24] ， 周美华、林斌和熊凌云[51] ， 陈东和法成迪[52] 以及李瑛玫和史琦[53] 等关于企业创新的研究， 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