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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涛浪中的歌者时光涛浪中的歌者 打开文本图片集 降边嘉措，藏族，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出版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汉文、藏文版），主要从事藏族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项目的负责人和学科牵头人 徐琴，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研究”和“文化地理视域下的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降边嘉措先生是当代藏族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是当代藏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谓是当代藏族文学的报春花同时，他把握时代的脉搏，创作了诸多传记文学，用自己的笔墨再现雪域高原上的历史人物和时代风云，展现民族前行之路除此之外，他还投身于学术事业，对史诗《格萨尔》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20XX年12月9日，在古都咸阳，我和降边嘉措先生就其创作历程、文学作品、学术生涯等方面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流 徐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生活和创作经历，我曾从您的一些自述中得知，伴随自己童年生活的只有屈辱与贫穷，可以说是“在苦难中生，苦水里泡，苦水里长”，少年时代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帮家里糊口，过上温饱的生活，可见您的童年生活经历是辛酸的。

对于一些作家来说，童年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不知道对于您来讲，是否也是如此？ 降边嘉措：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一个人的人生会打下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对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于我的童年，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是一个没有童年的童年人们常常用“金色的童年”“幸福的童年”“花季少年”这样一些美好的词来形容自己的童年但是，这些词汇，这样的童年，对我来说太奢侈，太遥远，不敢想象，不敢企及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与贫穷、疾病、骨肉分离、背井离乡、缺衣少食、饥饿、负债，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这样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故乡巴塘这个地方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我的童年生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塘地处金沙江畔，与西藏只一江之隔，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那里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地方，社会动荡，军阀混战，部落械斗，民族之间的争斗，民族自救，革命斗争，红军长征，都与这块地方联系在了一起小小年纪，我就经历这么多的事，在同时代的人里面，恐怕很少有人这样！ 解放前，巴塘和整个康巴地区，有着很深的民族隔阂和民族矛盾，各种利益集团的斗争，部落之间的械斗，从未停息。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底层的群众，不论是藏族、汉族、回族、彝族、纳西族等相处得都很好，困难时会互相救助;美国、法国的传教士和他们建的医院，对这些底层民众都相当的好他们大多数都是善良的，宽厚的我长大以后，懂得了“人间自有温情在”这个道理我是经历苦难的屈辱的生活才懂得了这个道理在后来的岁月中，尤其是在观察、思考西藏问题和国内其他民族问题时，我很少有民族偏见这可能与我童年的生活密切关联 1950年夏天，也就是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我的人生发生了重要变化那一年，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作“金珠玛米”的人民解放军来到了我的故乡我参加了解放军，走上了被刘伯承元帅称作“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艰难而悲壮的征程那时我12岁，严格说来，还不满12周岁这一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桑梅朵》写的就是这段经历没有这样的人生经历，我是写不出《格桑梅朵》这样的作品 徐琴：1981年，您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藏族文学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知道，长篇小说的写作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从创作到出书，历时整整20年，您是怎么萌发创作冲动的，在创作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您又是如何克服的，能谈一谈吗？ 降边嘉措：我刚参军时，个子很小，还没有步枪高，又瘦又弱，下不了连队，也不适合在部队机关工作，就安排在了文工队。

一年后，又把我调到十八军文工团（西藏军区文工团的前身）十八军文工团是整个进藏部队里水平最高的文艺团队，也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军首长对文工团的工作也非常关心和重视，常到文工团来 解放军的首要任务当然是打仗但是，部队首长告诉我们，解放军不但是战斗队，而且是工作队和宣传队在全国解放之后，在和平的环境里，工作队和宣传队的任务就显得更为重要部队首长还告诉我们，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宣传队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文工团的工作不只是唱唱跳跳，而是革命的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重要武器那时我才十三四岁，理解不了它的丰富内涵，但这些话，我反复听首长讲，听老同志讲我还担任着翻译的工作，要向上层统战人士、喇嘛活佛、农牧民群众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方针政策当时有人说，一个小孩，讲的全是大人的话 通过文工团的宣传活动，我认识到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重大意义，通过听长征的故事，我也多少理解了一点什么是“第二次长征”与同时代的战友们相比，我可能听得多一些，理解得多一些，想得也多一些后来又读了《新儿女英雄传》《保卫延安》等革命文艺作品，对我影响很深。

《新儿女英雄传》是写抗日战争的，《保卫延安》是写解放战争的，它们勾起了我最初的创作冲动！ 对于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来说，一开始就写长篇小说，其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1954年至1955年，在西南民族学院学习期间萌生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1960年才正式动笔写作，1980年正式出版，整整历时20年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1959年西藏開始民主改革，1960年到1980年，正是我们国家发生重大动荡和变革的时期1960年至1962年，我们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格桑梅朵》是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创作的，经过“文革”的动荡，沐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灿烂阳光，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它正式出版与创作过程中的困难相比，政治形势对创作的干扰和影响是巨大期间换了三个出版社，若干位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我提出的要求各不一样，有时截然相反，让我无所适从作品从我们民族出版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长篇小说最终能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1981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藏文版《格桑梅朵》汉、藏两种文字，我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我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大家庭里，用双语进行创作，既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促进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由于我所受的教育、经历、从事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我对这个问题有自觉的、清醒的认识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一直坚持用双语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说一句不太谦虚而又实事求是的话，在整个藏族作家里，用双语创作长篇小说、进行学术研究的，恐怕到目前为止只有我一个人 徐琴：在您的创作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有哪些？ 降边嘉措：1954年5月，军区领导送我们藏族战士到内地去学习我们一批战友被送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另一部分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那时新中国成立不到五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施行新生的共和国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景象我们这些到内地学习的藏族战士，充满了喜悦，对新中国、新西藏的美好前景充满憧憬和期待 成都是我看到的第一座大城市，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拉萨好，学校图书馆里有很多很多的书那时街道上也有很多私人的书店，可以借书、租书看那时我们这些藏族学生的汉文水平很低，还看不懂书，就先看连环画，也叫“小人书”。

我们西南民族学院在武侯祠对面，三国故事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看不懂《三国演义》，就先看“小人书”的《三国演义》，又看《水浒传》《西游记》，还看了《说岳传》等小人书看多了，对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有了一些了解，就想去看文字书，看不懂，也硬着头皮看，查字典看再不懂，就问汉族同学和老师我从看“小人书”中得到了很多的好处，这也是我后来积极编辑、出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动漫画、连环画、唐卡画的重要原因我认为不同形式的图书，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读者群 后来也开始接触近现代的一些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的作品都看了一些鲁迅的看不懂，茅盾的书学校图书馆里也不多，看得最多的还是郭沫若和巴金的书但是，巴金书里写的故事，与我个人的经历，与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悲壮历程，与农奴翻身解放的伟大斗争，与在达玛拉山，在怒江河谷，在高寒缺氧的条件下开山修路的艰苦生活，距离实在太遥远了，吸引不了我，怎么也进入不到巴金小说的世界中当时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时期，看苏联小说是一种时尚党团组织和学生会要组织我们集体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我也看了一些苏联的小说，如《青年近卫军》《勇敢》《毁灭》《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也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觉得很新鲜。

在西南民族学院的几年时间里，我有机会接触各类文学作品，通过看这些书，对提高我的汉语文水平，提高翻译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终身受益 徐琴：《格桑梅朵》里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降边嘉措：《格桑梅朵》基本上写的是我自己的经历，反映的是当时的那段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比如小说第一章《送鬼》，就是发生在西藏解放前夕的一个真实事件西藏解放前夕，在极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控制下，原西藏地方政府拒绝接受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和平解放的号召，企图以金沙江作为天然屏障，妄图以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他们在准备武装抵抗的同时，利用政教合一这个特殊体制，用宗教迷惑、欺骗、愚弄人民群众，从拉萨到金沙江两岸，在一千多公里的范围内，举行大规模的“驱鬼法会”和“送鬼”仪式，诅咒共产党、解放军，祈祷神佛帮助他们将解放军驱逐出西藏 1950年藏历新年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巴塘还没有解放巴塘的康林寺是拉萨哲蚌寺的子寺，按照西藏地方政府的指令，康林寺也举行了“送鬼”法会，被当作“鬼”驱逐的是一位老阿爸，我认识他。

他还有一个女儿，叫格桑卓玛，老人的妻子可能已经过世，我没有见过，只有他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格桑卓玛比我大几岁，她像姐姐一样关心我，照顾我小说里“边巴”的原型就是那位老阿爸只不过我把他年轻化了，还让他参加了解放军边巴”的另一个原型，就是我的同学、战友格朗我在《感谢生活》里，对格朗的生平有一些介绍也是格朗鼓励我写《格桑梅朵》娜真”的原型，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格桑卓玛但是现实生活中巴塘被解放后，格桑卓玛为了照顾她年迈的阿爸留在了巴塘，后来入了党，参加了康巴地区的民主改革，表现非常优秀她的经历也很曲折坎坷，我曾想以她的经历写个中篇小说，题目就叫《格桑卓玛》，但因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动笔格桑卓玛没有参军进藏，可是有很多巴塘和其他地区的藏族女青年参军进藏了为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毛主席亲自指示进藏部队要大量招收藏族青年因种种原因，从西康、四川、青海、甘肃、云南，总共只招收到400多名藏族青年我们巴塘籍的青年就有140多人，其中有40多名是女战士，她们被分配到各个部队1951年夏天，第一批进入拉萨的“十八军先遣部队”里就有好几位巴塘籍的女战士她们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与她们都非常的熟，她们都是“娜真”的原型。

与她们的实际表现相比，“娜真”这一形象写得太单薄，太苍白了，这让我时刻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