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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伍子胥与哈姆雷特的复仇之路看中西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作者：伍淑怡 导师：师飚[摘 要] 复仇是人类各民族都曾普遍盛行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文学中都有各具特色的复仇文学主题《史记·伍子胥列传》与《哈姆雷特》作为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两个经典，其复仇主体在复仇行为过程中表现的差异昭示着中西方复仇主题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中国复仇文学偏重关注复仇事件本身，而西方复仇文学则更多地关注复仇主体的精神世界、性格变化等这种差异的产生实际上又是中西方文化习俗、文学传统等诸般差异作用的结果[Abstract] Revenge is a history and culture phenomenon which has been being rife in different nations. There is a characteristic motif of revenge in the nation literatures under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 In the two classical revenge stories, The Story of Wuzixu in The Story of History and Hamlet, the protagonist’s different actions during the revenge course decl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 revenge literature , that the Chinese revenge literature stressed on the revenge event but the west revenge literatur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venge man and his mind、his personality’s change etc. And these were made by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ulture 、the custom and the literature trad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关键词] 伍子胥 哈姆雷特 复仇 价值取向 [正 文] 复仇，是人类几乎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和文化现象。

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同时也成为各民族文学的宠儿，我们在人类文学宝库中可见人们以各种纷然杂呈的方式演绎着这个近乎永恒的主题在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要以史传为载体[1]有“史家之绝唱”之称的《史记》，无疑成为这种复仇文学的一个经典，它为我们展现了无数个悲惨壮烈、可歌可泣的复仇故事西方国家则从神话传说到古希腊罗马悲剧时代便开始了对复仇主题的演绎，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复仇主题已经发展成一种相对系统化的文学主题这时候在英国产生了一种独立的戏剧类型——复仇悲剧《哈姆雷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复仇悲剧家族中的一员，同时也是最具艺术魅力的一员本文选取《史记》中独具魅力的伍子胥复仇故事与哈姆雷特的复仇故事相较而论，试图从两个同是为父报仇却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经典故事中分辨中西方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并试图阐释此间差异形成的原因一 首先，我们从伍子胥与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过程中复仇主体的行为表现与复仇主体在整个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中寻找其差异的表征 我们先看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伍子胥复仇过程的描述：遭奸佞，父兄被杀；图雪耻，亡走异国；过昭关，越险赴吴；存大志，助阖闾立；谋国事，数请伐楚；得良机，引兵入郢；鞭王尸，终雪大耻。

[2] 从文本里我们可以发现，伍子胥在得知父亲遭奸佞所害之时起，就已心存复仇之志，决意弃小义雪大耻，借他国之力报父兄之仇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後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他在兄长被执后即与楚使者弓矢相向，既而亡走异国，相机复仇去楚之际向至交申包胥表明复仇之志，曰“我必覆楚此后，文章极力表现伍子胥在吴国的军事行为，他与吴国国君共谋征伐之事，戮力伐楚，此间无任何犹疑吴兵入郢之时，面对申包胥对他鞭平王尸这种行为的责难——“此其无天道之极乎”，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3]史记索引对此的解释是：子胥言志在复仇，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报，岂论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远，而日势已莫，其在颠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责吾顺理乎！[4]执意复仇的伍子胥，抛开伦理的束缚，“倒行逆施”，可谓矢志不渝、心坚意决至极 《史记·伍子胥列传》的写作，主要是根据《左传》伍子胥的父兄被害以及伍子胥引吴兵入郢的事件在《左传》中描述得相当精彩[5]司马迁在改写《左传》这段文字时，着重加了两点。

其一，增加了伍子胥逃往吴国时，一路历经磨难、备尝艰辛的情节伍子胥先至宋，再奔于郑，又适昭关，昭关欲执之，“伍子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赖一渔父渡之，“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6]伍子胥为了复仇，疾病、乞食、九死一生，命运可谓悲惨司马迁在描述这个过程中极力体现的伍子胥为复仇忍受的苦难和艰辛，无疑为塑造伍子胥含辛茹苦、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形象添了重要一笔 其二，“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7]这段精彩文字，也是司马迁后加的这种掘尸鞭之三百的复仇可谓是“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怨毒确是怨毒，但在这种残忍之致、怨毒之极的复仇行为中不难感受到复仇主体在长期心挂大仇，今朝得报的无比痛快、酣畅至极的心情在此，司马迁舍弃了吴兵入郢“以班处宫”的残酷暴行[8]，把历代统治者所标榜的“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仇”的谬论撕得粉碎，着力表现复仇主体舍伦理之义报血亲大仇的快意淋漓 从以上分析可见，《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述伍子胥的整个复仇过程，从父兄遭难之时复仇之志产生，到亡走异国借力复仇，最后引吴入郢，鞭平王尸达到复仇目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矢志不渝、心坚意决，为复仇含辛茹苦、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形象。

在整个复仇过程中，伍子胥没有任何犹豫和疑虑，从始至终，他只有一个坚定的意念即是为父兄报仇，在复仇之前他忍受苦难，使用一切手段，借吴国之力伐楚，最后，复仇成功，他肆意享受折磨仇人的快感，鞭平王尸，雪大耻，报夙仇，这个结果也正是他一开始就想见的，此间复仇主体虽有激烈情感的波动，但其精神世界却是稳定的，并未因外界的风云变换而改变复仇心志 与此不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似乎已把充满鲜血与死亡的动态复仇行为抛在脑后，而在冥思之中另辟蹊径《哈姆莱特》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像《史记·伍子胥列传》那样的动态复仇行为，而是主人公哈姆雷特静态的思考哈姆莱特在剧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与行动的矛盾中徘徊而且，这个矛盾也不是简单的复仇与否的问题 首先，《哈姆雷特》中关于复仇的方式、手段及其目的的思考，不是一种简单直白的方式，而是更加复杂如果说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叙说的伍子胥复仇行为过程是一个直线延伸的轨迹，那么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一剧中演绎的就是一段蜿蜒曲折的矛盾发展历程 相较于伍子胥在父兄遭难之际便已萌生的复仇之志而言，哈姆雷特的复仇之志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父死母嫁的突变使他震惊和悲伤，他只是感到这一切太不正常了：虽然王后和国王告知他“从生活踏进永久的宁静”“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他的母亲竟在父亲去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嫁人了，而且她嫁的竟然是与老哈姆雷特相比简直有“天神与丑怪”之别的父亲的弟弟；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哈姆雷特推断：“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

[9]这个阶段的哈姆雷特是忧伤的、悲观的，他的精神世界遭到轰毁，那曾经存在于他的幻想中的理想家园变得“荒芜不治”他厌世绝望：“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10]他想到了死，但并没有准备复仇；他没有找到复仇的依据，只是理想被击碎了直到值班哨兵告诉哈姆雷特，已故国王的鬼魂一连几个晚上在城堡出现，他决定亲自观察，终于看见父亲的鬼魂，听到父王被害真相：“那毒害你父亲的蛇，头上戴着王冠呢”[11]，这时，他开始酝酿复仇的计划了 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的最终形成是经过反复思考的自从见到父亲的亡魂，为父复仇的念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但是，这位丹麦王子在思索复仇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单纯地考虑杀仇凶雪父耻按照一般的逻辑，在装疯试探、演戏证实后，哈姆雷特应该立即举剑复仇，杀死奸王，而且他是有机会这么做的但是哈姆雷特却一再犹豫，放弃复仇良机：面对惊慌忏悔的克劳狄斯，哈姆雷特认为如果此时结果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的”，“这简直是以怨报德”，因而放弃了这抽剑一击的极好机会[12]哈姆雷特将复仇同解救丹麦这所“牢狱”的责任结合起来，审慎地思索更适合的时机、更准确的途径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为了更切实、更有效地复仇，借助雪报这一非同一般的仇怨来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哈姆雷特处于思想的囹圄中痛苦不能自拔，他在痛苦的思索中意识到使命的艰巨复杂性，“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3] 然而哈姆雷特这种思索并未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究竟怎么复仇，在未能等到理想实现最佳时机的情况下，他就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中，不得不采取了远非上策的手段，借与雷欧狄斯比武之机揭露了克劳狄斯的罪恶阴谋，并杀死了仇凶此时，哈姆雷特并不是整个复仇行动的策划者和驱动者，他只是在新的阴谋败露时，顺应各种偶然因素造就的必然之势，让那彷徨已久的复仇之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个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没有完全实现复仇的正义目标，没有也不能解决他思虑的任何问题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从乍逢巨变到除掉仇人的漫长过程中，尽情展示了复仇主体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使一个多思的哲人式的王子跃然台上在此，莎翁使行动的复仇悲剧变成了人的复仇悲剧，这种悲剧不再以罪行、灾难等外部的矛盾和冲突为重点，而是以人的内部的矛盾斗争为中心，揭示一个作为自己的精神主宰的人怎样探索自我和外在两个世界在这样的复仇悲剧中，事件本身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是作为事件施动者的人。

《史记·伍子胥列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复仇主体含辛茹苦、隐忍以就功名的复仇准备过程以及复仇成功时快意鞭尸的一个烈丈夫形象，我们从这个烈丈夫身上感受到的是那种忍辱负重、不屈抗争的复仇精神内蕴《哈姆莱特》让人记住的却是丹麦王子在“牢狱”中沉思的身影从这种意义上说来，哈姆莱特是这部剧的中心，复仇行动只是映衬他的一种手段在此，独具匠心的莎翁拭去了复仇之剑上的斑斑血迹，将它改造成探索人性和世界的利器我们也可以在复仇主体对人、对生命、对宇宙的思考中更多地体会到深层的人性底蕴二 中西方两个经典复仇故事体现的复仇观念，是中西方整个复仇主题系统整体性价值取向突出的表现这两个复仇经典故事中所昭示的中西方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首先，西方较为偏重复仇行使时主体精神世界的冲突；中国则较为关注复仇事件本身的结局，包括关注复仇者自身在复仇成功后的命运两者一重人性揭示，一重伦理实现《哈姆雷特》中极力展示的是王子在复仇过程中静态的思考与行动的矛盾，复仇主体作为自己的精神主宰的人探索自我和外在两个世界的过程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更多的是关注复仇事件本身的发展状态，伍子胥在复仇过程中的行动，司马迁浓墨重彩地描述伍子胥复仇之路上的艰辛并特意展示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