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现代大学分层现象：基于资源诉求的大学行为分析_1.docx

审视现代大学分层现象基于资源诉求的大学行为分析 　　三、组织资源集聚对大学分层的固化　　大学的组织资源可以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它们是大学可以直接控制和支配的资源要素组织资源的集聚体现在诸多方面，对于大学而言，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资源、经费资源和政策资源，三者也时常互相交叉作用产生影响，进而对大学分层的固化产生叠加效应对于大学分层的主要原则，克拉克曾经指出[2]169：　　西方工业社会高等院校的分层，实际上反映出两种相当不同的分层原则一种分层原则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另一种分层原则是“等级是由政府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定的　　事实上，两者之间的不同不是绝对的，很多时候会有叠加，它们贯穿于大学分层的形成过程的始终，而大学组织资源同样在这两个原则的作用下集聚，从而进一步固化了大学分层，使得大学之间的等级层次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困难　　（一）人才资源集聚对大学分层的固化毋庸置疑，人才是大学组织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大学分层的组织资源集聚核心就是人才资源的集聚在大学分层中，人才资源的集聚很大程度上与大学自身的特性有直接关联，那就是大学教育的“连带产品”特性。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其他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种“连带产品”[14]67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认为“连带产品”的基本特征是[14]68：　　当顾客选择商家时，他不仅关心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而且还关心其他顾客的个人特质尤其是非营利性组织的顾客有强烈的分层倾向，他们会根据自身的个人特质在不同的商家之间进行分层最优的顾客形成一类群体，次优的顾客集中于另一个商家，以此类推……而非营利组织挑选顾客的积极性也尤其高，因为它们在向顾客要价方面受到了约束，所以顾客不用付出更高的价格，而他们能付出的唯一通货就是他们自身的质量结果就出现了“群分现象”　　具体到大学而言，当学生选择大学时，在其付出学费成本相对对等的情况下，他会优先考虑所选择的大学其他同学的优异程度和社会背景其实大学里的教学科研活动也是一种连带产品在薪酬福利和物质条件差异幅度在一定范围内时，教师们会优先考察其周围对该机构的选择者的学术背景和成就水平，也就是说个人的选择不仅是基于本身，也同样受组织中其他成员的特质和学术背景的影响结果，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倾向于集中在少数的精英院校，其次的学生和教师集中在另外的院校，以此类推。

其结果自然是大学组织出现地位声望等级的差异因此，“连带产品”属性特征是大学聚集精英人才的重要基础，各大学院校在自由竞争过程特别是在学术人才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声望也正是根植于此同时，这一特性使得人才资源的流动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流动变得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具有“陡峭有峰”大学分层结构中更是如此这样，在高层次人才资源极度稀缺的状态下想改变大学分层就变得困难重重因为既有的精英大学在分层形成后会产生不断自我强化的倾向，更在于“连带产品”特性产生的人才集聚惯性使得一所高地位等级的大学即使出现衰落，仍然可以保持相当长时期内稳定的地位声望以吸引精英人才　　（二）选择性经费资源集聚对大学分层的固化大学在分层中的地位获得离不开自身努力，但是在组织资源特别是研究资源越来越多地源于政府的情况下，选择性地提供研究经费资源已经成为大学分层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以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为例，格拉汉姆和戴蒙德指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随意、无计划的性质以及它与集权制的、国家控制的欧洲模式的明显背离，以及它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神秘本能[15]6-7但是，美国政府对大学的资源支持并不是随意的、无计划的从大学获得联邦研发基金的份额看，1998年，在150所获得联邦政府研发基金的大学中，获得两亿美元以上研发经费的大学仅有20所，超过三亿美元的仅有5所大学。

这种经费投入情况，与70年代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1970年，6所大学得到了联邦政府57%的资金，到了1998年，20所大学得到了79%在总结这一现象时，科尔认为联邦政府的拨款促进了大学与政府的联盟，也促进美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分化，因为联邦政府几乎把所有的研究经费投入到一流大学中[16]对于这一现象，格拉汉姆和戴蒙德在研究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历史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社会相信，美国需要在某方面效仿欧洲的模式研究型大学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对于国家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不能放任不管”[15]16不管是何种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大学的有选择支持事实上促成了资源在一流大学的集聚，进而进一步强化了精英大学的地位和美国大学分层体系的固化　　（三）政策资源集聚对大学分层的固化与人才资源、经费资源集聚相比，政策资源集聚更能直观体现大学分层的社会学内涵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大学分层意味着这一体系是不平等的体系，是某一个大学或某一类大学相对于另一个大学或另一类大学具有了特权地位，而这种特权地位的获得往往与政府政策紧密相关，特别是当政策与资源直接挂钩时更是如此与政府直接干预相对较少的美国相比，不少欧洲、亚洲国家的政府直接介入了大学的分层，并且从一开始就进行了大学地位等级的划分，对特定的大学实施一系列的特殊倾斜政策，这些大学毫无疑问就成为了本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特权阶层”。

用克拉克的话来说，“他们得到国家的帮助和支持，把他们的地位写进国家法律”[17]这一现象在东亚地区尤为普遍，政策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早在1907年，日本就制定了《帝国大学特别会计法》，对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进行特别对待，而韩国在1946年通过《汉城国立大学设立法》赋予汉城大学独特地位在20世纪末，中国、日本、韩国等又纷纷实行对大学进行选择性的特别支持政策，如中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985工程”、日本2001年提出“远山计划”（又称TOP 30计划）和“21世纪COE计划”，韩国1999年实施“面向21世纪的智力韩国计划（简称BK21）”这些政策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本国大学的分层，并以国家法律或者政府规定的形式进行了确认和固化以中国为例，从政策推动分层的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大学体系在“985工程”和“211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已经分化成985高校、非985的211高校、非211高校等三大层级，而从985高校一期和二期建设中也存在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这样的分层，在这些分层的背后是中央政府投入的上百亿的巨额资助经费，同时各地政府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匹配的资源投入这一方面是给中国高水平大学带来了快速发展的稀缺资源，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国内大学系统的分层结构，而关于不再新增985高校的政策取向也使得目前国内大学的政策性分层基本固定。

　　（四）大学联盟对大学分层的强化如果上述资源集聚是从大学个体的角度而言，那么大学联盟无疑使得资源集聚的群体效应更加明显，特别是世界上顶尖大学的联盟对于国内资源的垄断甚至对国际上资源的攫取，使得大学分层不断强化，大学分层的流动变得越发困难大学联盟现象在国内外都存在，如美国的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组成的常春藤大学联盟以及由62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型大学组成的美国大学联合会（AAU）、英国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首的20所顶尖大学组成的罗素大学联盟（The Russell Group）、加拿大最顶尖的13所以研究为主的大学组成的G13大学联盟（Group of Thirteen）、澳大利亚最顶尖的8所大学组成的G8（八校联盟），而在中国也出现类似G9这样的准大学联盟可以看出，具有国际或国内顶尖地位的大学更趋于结成联盟集团，而且这些大学联盟一般都是由大学之间通过协商或者邀请成立的，没有外部强制力的约束　　同时，这些大学各方面的资源聚集上将其他大学都甩在了后面如美国大学联盟中有39所大学排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的前50名（2002），其院士数量是美国非AUU联盟的研究型大学的21.68倍，发表论文数是5.47倍，获得联邦研究资助是3.46倍。

[18]顶级大学联盟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这些大学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确认，另一方面通过联盟的形式它们也能从市场和政府那里得到更多重要的稀缺资源；同时，这种顶级大学联盟的形成也建立了精英大学的自我保护圈，新的大学要进入这个团体变得更加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分层的流动性被明显削弱　　四、结语　　大学分层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大学组织对于外部资源依赖的情境，分层对于大学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分层带来的地位差异使大学具备了截然不同的外部资源控制能力，对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大学自身发展来说，分层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无论是吸引优秀的学生、顶尖的师资还是汲取更多社会资源，都需要大学有显示度同样，大学分层也促成了不同大学组织的策略行为，不同院校纷纷在分层过程中寻求有利的地位从而使自己拥有更强的外部影响力，获得更多稀缺资源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大学分层也具有重要意义，正是集中资源对于若干大学的重点建设，使得它们有可能在更短时间内进入世界高水平大学行列，进而成为后发展国家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是，对于大学分层，也无法回避它的消极影响，已有的分层可能对更大范围的竞争是无形的压制，资源的集聚也使大学分层的流动变得困难重重。

更进一步，资源依赖情境下的大学分层对于大学组织自身的价值和自主性也是巨大的挑战，这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去审视和解读大学分层这一社会学现象及其意义　　参考文献：　　[1] 沃特斯，N现代社会学理论 [M]. 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344.　　[2] 克拉克，B.R.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 [M]. 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 赫钦斯，R.M.美国高等教育 [M]. 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6.　　[4] 哈斯金斯，C.H.大学的兴起 [M]. 王建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18.　　[5] 史静寰，等.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2）：109.　　[6] 邬大光.大学分化的复杂性及其价值 [J]. 教育研究，2010（12）：17.　　[7] 盖格，R.L增进知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1900-1940） [M]. 王海芳，魏书亮，译.周钧，校.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前言4.　　[8] 卢汉龙.城市居民社会地位认同研究.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5-1995.6）[K].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20.　　[9] 马迎贤.组织间关系——资源依赖视角的研究综述 [J]. 管理评论，2005（2）.　　[10] 博德斯顿，F.E.管理今日大学为了活力、变革与卓越之战略 [M]. 王春春，赵炬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1] 菲佛，J；萨兰基克，J.R.组织的外部控制 [M]. 闫蕊，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6.　　[12] 美国大学联合会.在大学与政府之间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2）：8.　　[13] 虞维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J]. 公共管理学报，2005（2）：36.　　[14] 汉斯曼，H具有连带产品属性的高等教育 [J]. 王菊，译.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　　[15] 格拉汉姆，H.D；戴蒙德，N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战后年代的精英大学及其挑战者 [M]. 张贤斌，等，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16] 马万华.从伯克利到北大清华——中美公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