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白话文学史》的书写特色及核心理论.docx

    胡适《白话文学史》的书写特色及核心理论    　张家菀（台湾淡江大学中文所，台湾　新北　251）[摘　要]　1928年问世的《白话文学史》，前身为胡适1921年编写的「国语文学史」讲义，参考此书〈自序〉、〈引子〉、〈古文是何时死的〉、〈白话文学的背景〉以及1922年中篇作品《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可归结胡适撰写《白话文学史》的动机与过程，并藉此认识其书写特色及核心理论[Keys]　胡适；白话文学史；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民间文学一、《白话文学史》的前身——《国语文学史》关于《白话文学史》成书过程，胡适于〈自序〉[2]提到，最开始是1921年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授课，所编成的讲义，共十五讲八万字，第一、二讲为〈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与〈古文是何时死的？〉，正文从第三讲〈汉朝的平民文学〉谈起，到第十五讲〈南宋的白话文〉结束次年1922年3月23日将初稿大修为三讲：〈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唐代文学的白话化〉及〈两宋的白话文学〉，原因是发现「禅宗白话文」与「宋京本小说」隔天，胡适又再次拟定新纲目，谈到「这个计划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史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

」[3]1927年春天，北京文化学社出版的《国语文学史》，是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未经胡适许可之下私自影印出版，胡适认为「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我为自赎这种罪过起见，遂决心修改这部书」当时胡适正好与朋友在上海创立新月书店，因此1928年将改版后的《国语文学史》更名为《白话文学史》交由新月书店正式出版由于胡适曾师从杜威，遂将杜威「实践主义」运用在《白话文学史》，认为新史料[4]的发现是重要的，适足以改变文学变迁的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胡适定义「白话文学」还仅限于唐宋杜甫、[来自www.Lw5U.com]白居易、寒山、拾得以及邵雍、王安石、陆游的白话诗、宋诗、元明戏曲和小说：「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5]1921年的《国语文学史》，胡适改以「古文是何时死的？」为开端，并从「汉朝的平民文学」讲起，且论述中已将「国语文学」等同于「白话文学」次年，胡适的开篇又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并由「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论起。

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按照胡适的本意应从「国风」讲起的，但因为一时「手头没有书籍」所以「不曾从三百篇做起」，因此其文学史观又回到以汉代的「白话文学」开始建构可以说《白话文学史》的写作理念自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8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21年《国语文学史》初稿以及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已基本勾勒出1928年《白话文学史》上卷的史论框架经过十年的沉淀，「胡适心目中的白话文学史上限不断向上延伸，似乎白话进化史发生得愈早，其现代合法性体现得也就愈充分通过描述从白话文学的『种子』到国语文学的『产儿』这一自然的中国文学史趋势，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中心位置便被确定下来」[6]二、对「中国文学史」的定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是胡适最早「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的论述，以进化论构筑文学史的形成，对胡适和往后「中国文学史」著作都有相当的影响[7]主张进化文学观的胡适开篇便明言撰写《白话文学史》的根本原因：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

……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继续那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扬光大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么样地位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引子〉页1-5）从上述原因看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最主要的部分，如同他置换《国语文学史》所说：「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但因只着重于讨论「白话文学」，造成有所侷限的偏颇解读，这是后来《白话文学史》引起争议的主因之一为了强调、突出「白话文学」的正统性和地位，文中特别将「古文文学」标举出来做对照：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史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段最热闹，最富创造性，最可以代表的文学史〈引子〉页3-5）因此胡适此书虽命名为《白话文学史》，但也提到「白话文学」不能不与传统的「古文文学」做比较，目的在于要使人知道「某种白话文学产生时有什么传统文学作背景」于此，即可理解胡适的「白话」以及「白话文学」定义及范围，乃是理解中国文学史核心意义的关键，胡适在清楚表明了自己对于「白话文学」的概念：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讲话的作品。

我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畅晓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这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学了自序，页13）胡适在〈引子〉中认为「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总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然而中国文学却不能代表时代，其原因正在于一般所读的中国文学史只能算是「古文传统史」于是，想要寻求代表时代的文学，应从歧出的、未被重视的白话文学来寻找，胡适的理由是「正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据此，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和小曲，宋朝的词，对于胡适来说，是真正可以代表时代精神的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原本是着重于文学史上的文类「代变观」，可以被视为是历经时代变迁的「文学自然演化观念」，但胡适却把「演化观」衍生阐视为「进化观」，并将之运用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上，认为「中国文学史若去掉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

」胡适认为「古文传统史」是模仿的文学史，是「死文学」的历史，而胡适自己现今极力强调的「白话文学史」是创造的文学史，是「活文学」的历史，因此更直言道：「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中国文学史本是「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两者统合而成，然而胡适为了拉抬「白话文学」的地位，强行分割出「古文文学」与「白话文学」两个区块，并且将「古文文学」称为「死文学」，将「白话文学」称为「活文学」，[来自www.lW5u.coM]刻意比对出「白话文学」优于「文文学」的概念，形成「二元对立」的文学观发展模式胡适自身亦认知到从「演化」到「进化」概念上的落差，于是为加强提倡白话文学的说服力，特别强调所谓历史进化的两种模式这种论调可以说与「文学革命」时期〈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观点一致：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目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做一两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

[8]胡适认为白话文学的历史是这样的情况，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史，只有自然的演进，没有有意的主张，人为的促进，因此胡适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为原本存在的中国文学史做一个暂时的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不再只是盲目的演化，而是走上有意创作的道路，也就达到胡适要将《白话文学史》发扬光大，确立「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地位的诉求了三、核心理论与写作特色关于胡适《白话文学史》核心理论与写作特色，分列如下：1、胡适认为古代虽已存在白话文学作品，却始终未能受到重视，未能成为文学发展的正宗他运用实验主义的历史方法，并同时以中国文学史和西方文学史的发展作为依据，将白话作为文学进化的重要标志，提出了白话文为文学正宗的口号由此胡适将中国文学史区分成「白话文学史」与「古文传统史」两个元素，提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从此一概念，可以认知到，胡适文学史观是白话文学中心观，是建立在语言工具的文学史观，以《白话文学史》的章节安排可说是此一观点的具体实践，分期是章节架构的主要依据，其间夹杂着民歌、佛经翻译等等做为文学变迁时关注的焦点2、《国语文学史》将起点设于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止于两宋的白话文学，并对于南宋以后的国语文学做出简论，论述以明清小说为主。

而未完工的《白话文学史》则是以汉代民歌做为起源，止于中唐元稹、白居易诗作胡适没忽略公认的文学源头《诗经》，于〈自序〉的时候提到：「希望将来能补作一篇古代文学史，即作为这书的『前编』」最后，《古代文学史》并未成书，但《白话文学史》第一章〈古文是何时死的？〉，将民间的歌谣视为白话文学的起源3、民歌是重叙事的，于是从民歌便可连接到故事诗[9]，以情节布局来看待文学价值时，「故事诗」成为胡适关注的文类故事诗的精神是说故事，民间的小老百姓是爱说又爱听的，而上层阶级的文人却走上抒情或议论的道路因此胡适又发展另一个对立——贵族文学与民间文学4、胡适将民间文学优于贵族文学的概念运用到佛经翻译，将佛经翻译纳入白话文学史的发展，认为翻译是对于旧有文学样式进行改造，也是对于文学语言的革新佛经翻译激励白话文学的功能，开创新文体与增添新材料，佛经翻译所促成的新文体产生之必要性因素有四点：第一因为外国来的新材料装不到那对仗骈偶的滥调里去第二因为主译的都是外国人，不曾中那骈偶滥调的毒第三因为最初助译的很多是民间的信徒；后来虽有文人学士奉敕润文，他们的能力有限，故他们的恶影响也有限第四因为宗教的经典重在，重在正确，而不重在辞藻文采；重在读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

[10]胡适举鸠摩罗什的翻译为佛经翻译的成功典范，归结鸠摩罗什的翻译方法为「中国话达得出的，都应该充分用中国话中国话不能达的，便应该用原文，绝不可随便用似是而非的中国字」胡适将陈寅恪先生的〈童受喻鬘梵文残本跋〉的后半做为第九章佛教的翻译文学（上）的附录胡适于〈自序〉提到此书随写随付排印，但一章刚排印完后，胡适若又得到新证据或新材料，于是只能在已完成的章节加上附录或后记一节来进行补充，如第九章、第十一章[11]5、《白话文学史》的第二编为唐代文学，唐代最高的文学成就自然是「诗」，胡适以白话文学为主线，提出白话诗的来源有四类：民歌、嘲讽诗、歌妓、传教与说理于是，胡适就将古典诗纳入白话文学的发展轨道从此四类概念来说，胡适已经脱离以语言做为分析的基础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对于白话文学应呈现怎样的题材内容是有一个具体概念的6、文学史所列举的作品是可以体现出撰写文学史作者心目中的典范，胡适说明这部文学史的一个特色是「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12] 现代学者戴燕〈写实主义下的文学阅读〉提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从写实主义来遴选典范作品：在《白话文学史》里，成为首选的当然是表现社会与人生问题的作品。

例如讲汉代文学，胡适把民歌当作韵文的代表，就是因为从民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活的问题，真的哀怨，真的情感』」[13]写实主义在20世纪最主要的影响是以小说为主流文体，新文学家认为小说能承载的内容相较其他文体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