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春晚小品”之创作流变与文化表征(1990~2011).doc

赵本山春晚小品”之创作流变与文化表征(1990~2011) “赵本山春晚小品”之创作流变与文化表征(1990~2011)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晚”）有如一年一度的艺术大餐，凝聚着当年最优秀的艺术创作与表演精华，同时也是时代文艺发展的寒暑表近20多年来，在这年度最丰盛的视听盛宴中，“赵本山小品”一直是最吊人胃口的极品菜肴之一，其受关注程度之高，影响力之大均使他者望尘莫及在1990年至2011年间，“赵本山小品”21次登上春晚舞台（1994年空缺），16次荣获“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我最喜爱的节目评选”一等奖这21个节目样本不仅是赵本山艺术道路的历史见证，也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艺术缩影本文从形象塑造、精神主题、艺术手法和文化诉求等几方面对其粗浅梳理和思考，以飨读者　　　　一、形象旨归　　纵观20年来赵氏小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在性情、品格、表演上分别经历了从憨直到狡黠、从朴实到浮躁、从本色到夸张的更迭，这一方面缘于小品创作格调的变化，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不难发现，从形象和主题方面，赵氏小品先后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老蔫系列：爱情亲情主题　　这一系列主要以早期作品《相亲》（1990年）、《小九老乐》（1991年）、《我想有个家》（1992年）以及后来的《钟点工》（2000年）、《送水工》（2004年）、《同桌的你》（2011年）为代表，其中前三者最具有典型意义。

由于赵本山在形象塑造方面基本上延续了成名作《相亲》中“徐老蔫”的人物风格，所以暂且把此类作品称作“老蔫系列”）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大众文化的强势涌入，人文精神成为我国文艺作品普遍的精神诉求，肯定“人”，注重人性，弘扬人性之美因此，对亲情、爱情、友情的正视与歌颂逐步跃升为大众的核心价值观，此时涌现出的电影《红高粱》、电视剧《渴望》等文艺作品便分别给受众带来人性解放和心灵震颤正是在此背景下，“赵本山小品”开始登陆春晚舞台，用浓重的东北口音、滑稽的语言动作裹挟着爱情故事，感染了亿万观众无论是《相亲》中的徐老蔫，还是《小九老乐》中的老乐，抑或是《我想有个家》中的赵英俊，都彰显出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与细心呵护，表达出编创者对人的正当情感的尊重、理解和盛赞，至于《钟点工》对空巢老人问题的关注、《送水工》对人间亲情的颂扬、《同桌的你》对社会正义的赞美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这一主题类型的延续，因而，这些作品在客观上起到了载道育人、引导风气的社会作用　　（二）村官系列：造福百姓主题　　这类作品以《牛大叔提干》（1995年）、《三鞭子》（1996年）、《红高粱模特队》（1997年）以及《拜年》（1998年）为代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持续发展，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一些不良现象也相伴而生：心灵的浮躁空虚、社会的不正之风、官场的贪污腐败等等，这些问题亟待得到重视和解决面对现实问题，文艺作品理应鞭挞落后，弘扬正气，引导舆论电视曲艺节目作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在当时涌现出了不少批判现实的精品之作，其中就包括上述几件“赵本山作品”它们不约而同地以讽刺官场腐败及不正之风、造福百姓作为精神主旨，巧妙地揭露积弊，隐喻社会，为底层百姓宣泄情绪，抚慰心灵，因此在广大受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三）忽悠系列：行骗求利主题　　此系列以《卖拐》（2001年）、《卖车》(2002年)、《心病》（2003年）、《功夫》（2004年）为代表2001年伊始，赵本山小品在内容和主题上经历了较大的转型，即由“载道”向“狂欢”的嬗变上面几部作品中，赵本山和范伟分别以“大忽悠”和“憨傻儿”的形象出现，前者巧舌如簧、诡计多端；后者憨傻木讷，极易上当，几个小品几乎都以骗取钱财为表现主题，内容上具有承继性和连续性众所周之，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娱乐至上的思想得到迅速蔓延，另一方面反对歪风邪气的声音此起彼伏，赵本山的小品正是产生在这两种社会背景之下，不论用假意奉承来骗取金钱，还是用智力测验来引诱上钩，都是在用一种荒诞戏谑的狂欢式话语表达“反邪教、反迷信”的基本信条。

当然，关于表现方式、结局设置、表演火候等问题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争议，不少人认为这几部作品外在的喜剧效果难以掩藏其内在的空洞媚俗，价值取向偏离正轨，社会效益不高客观地说，此类小品确有此嫌疑　　（四）黑土系列：炒作造星主题　　主要以《昨天、今天、明天》（1999年）、《说事儿》（2006年）、《策划》（2007年）、《火炬手》（2008年）、《不差钱》（2009年）以及《捐助》（2010年）为代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创新，大众传媒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其社会影响力也得到空前提升它的平台作用不但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可以直接作用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把其无限放大，使其“一夜成名”此社会景观也适时地表现在了赵氏小品中，近些年的作品主要以“白云”、“黑土”这对东北农民夫妇与媒体的互动为话题展开叙述，着重展现两位普通百姓在接触媒体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外在与内在的“变”和“不变”，从一些侧面折射出当代传媒的某些得失，引发人们的思索然而勿庸讳言，该系列作品中充斥着对于媒体炒作和造星的推崇，从《说事儿》、《策划》、《火炬手》中对“上镜头、成名人”的无上热衷，到《不差钱》中为了迅速成名的不择手段，再到《捐助》中对“现场直播”、“全球知晓”的反复强调，都表露出小品创作的世俗之气和浮躁之风，当然这也是消费文化在大众文艺作品中的必然反映。

　　　　二、艺术表现　　20年间，除形象和主题外，赵氏小品的创作策略也经历了潜移默化的转变，从角色安排到包袱设置，从表演桥段到叙述方式，各方面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更迭虽然近年来创作中也常常有令人拍案的神来之笔，但与早期相比，总体而言由真诚趋于油滑，由灵动趋于僵硬，由自如趋于技穷 　　（一）主角的多元化趋势　　早年作品《相亲》、《我想有个家》、《红高粱模特队》、《牛大叔提干》等，赵本山本人都是当之无愧的惟一主角，几乎所有的包袱笑料都由其一人抛出，从而成为舞台上的绝对焦点从《拜年》开始，配角高秀敏的戏份开始逐渐增多和加重，再到后来的范伟、宋丹丹、小沈阳、王小利等已经能够与赵本山在表演中平分秋色，甚至风头犹过之当然此种创作策略还是基本成功的，高秀敏的泼辣实诚、范伟的憨傻可爱、宋丹丹现的虚荣造作、小沈阳的夸张阴柔，王小利的草根脾性都为赵氏小品注入新鲜血液，使其增色甚多，这些角色也必将成为我国电视小品人物长廊中不可复制的经典　　（二）包袱的类型化趋势　　喜剧小品以幽默为主要宗旨，因此，包袱的设置自然成为小品创作的中心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赵氏小品的包袱创作越来越呈现出类型化的态势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语境错位。

主要表现为人物语言、动作与其环境、身份的不搭配或不协调，从而产生喜剧效果例如《功夫》中引用流行歌词的片段；《策划》中赵本山与宋丹丹之间的“宝贝儿”、“小云”、“黑黑”的称呼等，都是利用语言与身份、年龄的错位而产生幽默二是顺口押韵即采用诵读顺口溜的方式来设置笑点，这在早期作品中最为惯常使用典型的如《相亲》中“二位老人辛苦半辈，为了儿女受尽苦累，儿女安排今日相会，祝愿二老成双配对”等三是回顾时事历年赵氏作品中经常会巧妙地把本年度的国内外时事嵌入其中，或梳理，或调侃，最有代表性的是《昨天、今天、明天》中的“作报告”环节四是形体语言这首先表现在体态，如《功夫》中赵本山从轮椅上下来后，绵软的双腿几乎不能支撑身体，走起路来像得了小儿麻痹，从而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其次表现在表情，《小九老乐》中的老乐在家怕老婆，在外面又想充男子汉，赵本山便主要通过面部表情的改变来体现这种人前人后的两面性；再次表现在中山装、旧布帽的衣着五是叙述笑话小品中通常会出现“讲笑话”的幽默手法，如《钟点工》中“把大象装冰箱”、“老虎追蛇”的故事；《卖拐》中的一系列“脑筋急转弯”等六是概念误读通过对广为人知的概念的故意曲解来引逗观众发笑。

像《送水工》中赵本山对“博士后”的理解；《昨天、今天、明天》中宋丹丹对“秋波”的解释；《钟点工》中把“因特网”误解为“渔网”等，这种词语的本意和曲解意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成为屡试不爽的笑点这种类型化的创作趋势在某些程度上使赵氏小品在艺术表现方面愈发程式化和僵硬化　　（三）表演的做作化趋势　　除了情节和语言之外，表演也是一部小品成功的重要一环所有的好创意、好台词都要通过这一环节才能最终实现预期效果赵氏小品从横向来看，在表演方面可谓技高一筹，明显超越其他同类作品但从纵向而言，近些年作品在表演上的真实性、朴实性大打折扣，远不如前，呈现出明显的做作化趋势在早年的《相亲》、《小九老乐》、《我想有个家》等作品中，赵本山与其搭档的表演都显得真诚自然，散发着亲切可贵的乡土气息，徐老蔫、老乐、赵英俊，这一系列人物形象被塑造得贴切适度，真实可感，使观众感觉到此类小人物就在自己身边然而从《老拜年》到《三鞭子》，再到《红高粱模特队》，就已经透露出比较明显的表演痕迹，到了“忽悠系列”时，这种做作式的表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塑造“大忽悠”这一形象的过程中，赵本山脱离了生活实际，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去随意地浮夸演出，某些方面违背了艺术的真实性。

　　（四）叙事的虚浮化趋势　　从本质而言，小品也是一种故事叙述方式，其内核仍然是“故事”因此，如何能把故事讲得清晰，讲得精彩？这便涉及到了一个叙事方法的问题它要求作品要在编剧上讲求起承转合、情节线索、过度衔接、矛盾冲突等，这是一个小品能否引人入胜的关键所在最早的《相亲》讲述的是两家儿女假借相亲来成全两位老人的婚事，构思巧妙，戏剧性强，既真实又精彩；后来的《小九老乐》以“老乐借给前女友钱财，并向妻子包瞒”这一线索展开故事，表现了夫妻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美好主题，其按照“平衡——不平衡——平衡”的经典模式进行演剧，冲突的设置和节奏的把握都恰到好处但是，近些年的作品在叙述中却表露出诸多问题：其一是线索僵化，从《昨天、今天、明天》到《说事儿》，从《策划》到《火炬手》都不约而同地采用“第三者串联”的方式结构全篇，即故意设置一个“主持人”来承担起承转合的功能，这就显得叙述牵强呆板；其二是有意拔高，早期的《三鞭子》便有此弊病，近年作品《火炬手》末尾对灾区人民的“表白”，更显得突兀而造作；其三是缺乏真实，最典型的是《策划》，把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建立在一个荒诞不经的“公鸡下蛋”的前提上，不仅缺乏真实性、科学性，而且缺乏严肃性；其四是叙述混乱，2009年的小品《不差钱》在人物设置上就明显经不起推敲，其中小沈阳、毛毛、毕福剑在戏里戏外的名字、身份都是一致的，即台上台下的他们是完全合一的，而赵本山作为毛毛的爷爷这一形象则很模糊，如果使用的是真实身份，那么与毛毛的关系就不成立，如果使用的是虚假身份，则与其他演员相矛盾，因此产生了严重混乱。

此外，2010年作品《捐助》中明显存在的前紧后松、虎头蛇尾现象；2011年作品《同桌的你》中显现出的蓄意拔高现象同样引起了不少观众的非议，暴露出创作态度的粗糙随意　　　　三、文化审视　　作为一个比较知名的大众文艺样本，赵氏小品既是社会文化的荧屏缩影，又有相当的文化功能总体而言，他一方面最大程度地调和了主流文化、乡土文化、大众文化等几种文化样式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也在文化表征的过程中暴露出某些弊端　　（一）主流文化之维　　主流文化在电视文化中的首要作用是确定整个电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它以维护国家和社会中心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为己任，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强调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和善恶标准，注重从上而下对受众的引导和教育，是实现电视媒体政治属性的关键所在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方面以多样的形式、不断的翻新履行着弘扬传统文化、营造节日气氛的职责，另一方面也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