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历史学论文.doc

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_历史学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社会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在封建 政治 中是少见的 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激烈冲突和争论，新法实施过程中有过急剧的反复，稍后蔡京之流又假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给社会 经济 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然而往后很长的时间内，新法部分内容仍在施行，即使名称有所改变，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有关新法利弊问题，王安石 历史 评价问题，从宋代以来人们就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解答 不同立场的文人和学者，对这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作出过不同的解释 有人拿王安石及其反对派司马光等人的性格执拗这点来说明两派冲突的原因姑且不谈一个人的性格于政治冲突和争论会有多大影响的问题，究竟什么契机使得某个人或某些人政治上那么执拗，那是我们所当首先予以研究的 有人从义利之辩上来考察两派的争论两派对义与利的看法，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地方，并不是王安石只言利，司马光只言义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义与利两派对义与利的争论具体体现在哪些问题上，倒是该当重视的 有人把两派冲突归因于南方士大夫和北方士大夫的利害不同当时南北方的经济 发展 是不平衡的，地区上的差异性是存在着的；但南北地区差异并不怎样悬殊，事实上南北方士大夫仍然错杂于两派之中，这足以说明这场冲突并不是据源于南北地区的不同。

近来有些历史学者，以存在于北宋地主阶级内部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来理解两派斗争我们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这是完全必要的王安石变法在客观上也确实给予各个阶级、阶层以不同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作为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出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不管谁上台执政，都不可能只是代表一个阶层，某一阶层的利益不可能超越于阶级利益之上他们之间的斗争，一定有着它的焦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论，还有其他许多说法，不必逐一列举这里只是提出了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期待同志们批评指正 二、对待商品经济态度的不同，是两派斗争的焦点 新法中争论最集中、斗争最激烈的，要算青苗、免役、市易、均输等法，两派意见分歧，都涉及如何对待商品经济的问题如何对待商品经济，既有着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各阶层的切身利害关系，又有着封建统治向前发展的长远关系地主阶级人物，无论是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商品经济所给予他们的影响，具体表现商品交换日趋活跃，货币流通日趋广泛，借贷日趋频繁，城市日趋发达，而这些方面综合发生发展着影响和刺激，就像幽灵似的萦绕着他们的生活和脑海。

他们中间的政治代表人物，对于这种幽灵的出现，会作出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可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它，由于 自然 经济占着统治地位，他们对于小商品经济，只能看到它的影响，却摸不透它的本质，好似“瞎子摸象”，各凭所知，各执所见，莫衷一是 北宋商品经济，比之唐代大有发展，更不需要去比较唐代以前的情况人们无时无地不感受到它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能置之不理新法的每一内容，不都是早已被提出而被实施过的吗?现实的政治、经济，又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对此作出判断和解答这种利害关系，既是历史的、现实的，又是与往后发展有关的；既涉及地主阶级的上层，又涉及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既涉及整个封建统治，而体现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最终不能不影响及于被统治的下层；既影响着商人，又影响着农民和手 工业 者；既涉及南方士大夫，又同样影响到北方士大夫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迂回曲折两派代表人物在关键性问题上显示出性格操守的极端执拗，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面如此简略述说，倘若要深入论证这个问题，论据颇感不足首先是商品经济这个幽灵，只是潜在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两派之间都不可能给我们留下很多资料，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其次是两派当事人和当时其他封建统治阶级人物，跟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一样，他们在分析客观形势、制定政策时，往往不曾触及也不敢触及劳动及社会经济基础，单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兜圈子，例如所谓义利之辩。

我们要论证有关商品经济诸政策及其实际情况，无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第三是在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史料中，关于商品经济的实质性材料都被淹没掉了，长期被隐晦着的事物，要重新揭示出来，这当然不会是简单的事 这里顺提一下：王安石在变法中自认为理财居于首要地位，守旧派攻击他也集中于理财，后来反对变法的人还攻击他不当把理财摆在首要地位一些赞成王安石的人．被传统思想所束缚，却或多或少为王安石避讳这个问题其实王安石变法，其中心是理财我们对王安石的理财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试为分析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便可了解到理财与商品经济确乎纠缠在一起①从理财与变法的关系来看，本来已经有了可资 参考 的研究线索 下面就两派人物的言论、政策以及新法内容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等问题，分别进行探讨 三、守旧派对有关商品 经济 的一些现象，极为敏感 司马光是当时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他们虽然不懂得什么是商品经济，也不真正理解商品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可是只要触及商品经济所涉及的任何事物的侧面，却十分敏感，竭力加以反对或抵制这方面论据虽然不太多，却具有典型性 新法实行之初，司马光这班人马上出来反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激烈照道理，司马光等人应该持有充分的理由来驳倒对方，好让宋神宗改变其坚持变法的主意。

可是司马光等在宋神宗面前，只说新法“不便”，讲不出什么道理，弄得宋神宗十分奇怪《宋会要辑稿》一二二，有如下两段记载： 　　御迩英阁，司马光进读《通鉴》毕，降阶将退上命迁坐墩于阁内御坐之前， 　　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汹汹皆以为不可，又 　　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 　　上曰：“若以为不可，当极论之，何以书奏?既书奏何以至今乃议论不一，且 此法有何不便?” 宋神宗把司马光延到阁内，撤去左右，算真心想听听司马光的意见可是司马光仍然只说一个“不便”，不能“指名其不便”；在皇帝面前“极论”，要凭“书奏”来申述，“书奏”的结果，仍然叫宋神宗摸不透新法“有何不便”，这是怎么一回事?症结何在? 我们分析这个问题，必须抓住它的要害所在司马光这班人很有封建统治经验，会说会写，对于新法的各个方面也都提出过一些反对的理由，但给宋神宗以蛮不讲理的感觉，这也不令人奇怪他们自己对商品经济的影响和作用，虽然十分敏感，却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又怎能讲得清楚呢?例如王安石理直气壮地讲究理财，说是“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②，而司马光也曾说“食货国之政”③，司马光要对王安石理财“指名其不便”，又要叫宋神宗了解到新法的不便之处，确乎困难。

然而司马光的言论，多少触及商品经济有关诸现象他对此讲不清楚，不等于完全没说关于青苗法与使用货币的问题，他说了不少话，从中也透露出内心的惶恐不———————— ①关于王安石经济思想，作者将另撰文探讨，这里不详述 ②《王文公文集》卷八《答曾公立书》 ③《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论财利疏》《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四一《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骚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富贵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是以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臣恐十年之后，富者无几保矣! ……壮者不聚为盗贼，将何之矣? 同书卷六《与王介甫第二书》： 　　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先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外，常平法既坏，内藏府库又空…… 司马光说新法要在数年之外或十年之后产生恶果，王安石则说新法见效当在十年之后，这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契合两人估计新法影响所及的时间，大体上一致应该说，商品经济体现在政策上并施加于 自然 经济的影响，不会是太快的，他们对此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这里着重要谈的，是上述司马光所忧虑的中心问题．--所忧在十年之后的民穷财尽 关于“所忧在十年之后”的问题司马光对于变法始终是忧心忡忡的，正是考虑到封建统治的未来他看到变法的现实，也想到过去，更意识到未来他固然不懂得社会 发展 的 规律 ，不懂得商品经济腐蚀封建经济的进程及其根由但青苗等法，包含着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他可以从 历史 发展的一些现象中窥见出它的影响和作用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会有所察觉，有所忧虑，那是易于理解的 关于十年之后民穷财尽的问题司马光不认为是贫民养活富人，反说是富人养活贫民，这是剥削阶级的一贯逻辑富人不靠高利贷以“自饶”，有可能难于维持其享乐生活，他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就是指这一事实而言同样所谓“内藏府库又空”，是意味着封建统治的没落与虚弱司马光对于青苗法的直觉，只是说到这里何以青苗法的借贷代替常平法的借贷，就会切断贫富之间的借贷，就会出现“富者无几何”的局面呢?这是不能要求司马光说清楚的青苗法的借贷与常平法的借贷不同，主要是贷以现钱而不是谷物青苗法的实行，会改变贫富间物物借贷那种旧方式富人无以“自饶”，这是司马光能够看到的一方面，他已经说出来了。

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商品流通，货币起着商品流通的中介作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结果将是自然经济遭受腐蚀以至瓦解，对于害怕自然经济发生任何不稳定因素的守旧派来说，极为敏感，原不足怪过去长时间的封建经济发展过程，很容易使他们觉察到这一点 ————————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二三二：“安石曰：‘……凡革旧为新，亦须期成效在十年之后也’” 且看变法十年后的事实新法实施十年以后，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从财政上讲，府藏不是空虚，而是比以前充盈①；从物价来说，米、绢等价普遍下跌；其他方面如农田水利的兴修也取得很大成就，应当说新法起了增加国家财富的作用至于富人要想照旧肆行兼并，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他们要出助役钱，又被青苗法切断了放高利贷的广阔门路特别是米价下跌，对大地主的影响颇大，富人要想出借自饶、贵粜致富，那便困难得多十几年变法出现年丰谷贱的局面，司马光当然心中明白，可是他闭口不谈，我们得从他的同伙的笔下找到有关资料：“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②“今者谷贱伤农，民卖田常苦不售……钱积于官，常苦币重③“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

④“今帛、米粟价日益贱，而钱之行于市者日益少，有钱重之弊⑤变法后十年以至二十年间，物价下跌，以至“卖田常苦不售”、“田日益贱”，看来富人受到一些损害，有如司马光所预见那样，即所谓“富者无几何”，实际上富人也还是所损不多的 关于钱荒和物贱问题，一般说来，主要为经济较为繁荣和生活较为稳定的表现，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困难问题，这里不去全面分析应当看到：司马光预言变法十年之后，“富民无几何”、“府藏空虚”，事实否定了他那预言的实现这对司马光来说，也算是当头一棒司马光害怕变法，害怕货币流通，影响自然经济的稳定，其实这种不稳定，是无法避免的，却又不是短短多少年就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更不能有某一政策的实施就会引起急剧变化的他作为地主阶级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忧心忡忡，只是地主阶级由盛而衰的阶级预感而已 司马光对于变法的忧心忡忡，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一切事物的看法，充满着矛盾，却往往是回避矛盾或消极对待且就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些事物来说，例如他很要钱，又觉得不要用钱为好；向往城市，又觉得作个城市人不好，采取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一切向后看从这点出发，主张安分、守常，希望从不稳定中求得稳定，我们可以从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