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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济南惨案”的“不抵抗主义” 翻开文本图片集 编者按：吴景平教授致力于民国史讨论，专长于宋子文讨论和金融史、外交史等领域，勤于笔耕，成果丰硕他多年来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讨论院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台北“国史馆”、日本及英国等海外档案馆查阅名人档案和日记，积存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吴景平教授对国民党对日和战问题关注已久，有深厚的积存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斗暨世界反法西斯战斗成功70周年之际，为进一步挖掘和梳理最新的抗战史料，以全新的视角端详、复原抗战历史的简单面相，本刊从本期开头连载吴景平教授“蒋介石的对日和战选择”系列文章 我们通常把蒋介石处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政策，概括为“不反抗政策”但是，早在三年之前发生“济南惨案”时，面对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发起的军事挑衅和犯下的残酷暴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便提出和实施过“不反抗主义”，但其实际过程颇为简单蒋介石本人在决策和心路这两个同时绽开的过程中，既有明确的决断，也有曲折的无奈选择。

对日军抢先进入济南缺乏应对预案，希望用外交方式化解危机 1928年4月初，南京国民政府以推翻张作霖的奉系军阀统治为目标，发动了“二期”北伐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亲自指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上，其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在冯玉祥其次集团军之第一方面军协同之下，突破鲁南和济宁一带，然后向胶济路进展，占据济南沿途与孙传芳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屡次激战，先后攻占了徐州、台儿庄、韩庄、枣庄、临城、泰安等地，并于5月1日进入山东省会济南，与十来天前抢先侵占济南的日军发生了对峙甚至冲突 应当指出，蒋介石预料到日本可能阻扰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统一”，曾于出师前在南京特地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盼望日本“对于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进而乐观我之胜利，而不吝为我声援”待到北伐军取得肯定进展之后，依据蒋介石前线来电的要求，4月1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通过驻江苏交涉员致公函于驻沪各国领事，承诺在鲁南和豫晋一带的北伐军将全力爱护外侨生命财产日方此前曾就直接出兵青岛、济南等地与张宗昌有过密谋，始终亲密关注着北伐战事的进展但当国民革命军在鲁南各地连续攻城略地之际，日方沉不住气了，于4月18日即借口“护侨”开头出兵青岛。

4月19日，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出兵山东声明书，发动兵力5000人4月20日，由天津南下的日军三个中队强行进入济南济南是山东省首府，位于山东省的中西部，南依泰山，北傍黄河，是津浦线和胶济线的交会点根据原先的部署，国民革命军将入济南城而北上然而，日军抢先进入济南后，公然在主要街道修建工事，封锁交通，试图阻遏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对于日本明目张胆的干预和侵略，国民政府外交部于21日通过驻南京日本事事馆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心党部作出决议：全体党员以忍辱负重精神救济北伐，一切方法须遵循中心打算之步骤，甚至详细规定了战地宣传的标准当时蒋介石虽然熟悉到“日本侵略野心视我华北为彼口中肥肉，对我北伐完成必大恐慌”，但认为北伐军“唯慎以防之而已，待我北伐完成全国统一，一切皆易解决”4月24日，蒋介石密电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应钦和各军，要求抵达胶济线一带国民革命军各部，对于日本出兵山东应取“静默态度，以观其后”；严令“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一切宣传品有丢失日本邦交者，一概不准发贴，并随地表示和平为要”蒋介石甚至派出由“知日”派张群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代表隐秘速赴日本游说田中义一首相，承诺只要日方不阻碍北伐，日本“在华既得之权利，亦必获如常爱护”。

可是，蒋介石很快收到了张群获自日方“友人”处密讯：在山东的日军将蓄意挑衅，酿成大的大事，从而改善田中内阁在国内政潮中的不利境况于是，蒋介石再度电示所部进抵济南之后，“勿入日侨所住之商埠区，并勿破坏胶济铁路，免致纠纷” 蒋介石的审慎态度，实际上纵容了日方的嚣张气焰和侵略行径4月26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日军主力杀气腾腾地进驻济南，局势非常严峻蒋介石尽管“甚以日兵阻碍北伐为虑也”，但仍旧希望用外交方式化弥可能爆发的危机，而没有的确的应对预案4月30日，蒋还致电曾考虑紧急访日的外交部长黄郛：“此去对日当局要求：一、山东即速撤兵二、不助奉张，且逼奉张下野三、不许奉军退出关外及关东收容奉军 对济南惨案中日军暴行忍辱让步，以完成既定北伐规划 5月1日，当得悉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刘峙部、其次军团贺耀组部和第四军团方振武部等相继进入济南的消息后，蒋介石即在赶赴济南的途中致电国民政府告捷，当日还同时致电其次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和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等，要求各督饬所局部路进击，进入直隶和京畿地区而南京方面亦视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为完成北伐目标的重大成功，国民党中心政治会议和中心执行委员会分别向蒋介石发来慰问电，并要求蒋“指挥北进，早定辽燕”。

待到5月2日凌晨蒋介石本人进入济南时，在济南的国民革命军总兵力约有5万人，是日军的10倍，即便考虑到装备因素，至少已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但是，虽然蒋介石亲眼目睹“沿途日本军队，沙袋，铁丝网戒备甚严，不许我军及人民通过”，却在日记中披露了其准备实行的立场，即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中方“惟有忍辱而已，对一般愤激之军民，亦惟有劝止闻尚有杀伤战士及捕留士兵之举，其种种挑衅污辱行文令人难过，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慎之”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也训令各军“切实爱护外侨，勿出恶声，勿使冲突”只是对于大量增派至济南的日军，中国军队一味“忍辱”根本无法避开冲突从5月3日起，日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肆意射杀中国军民，甚至发动炮击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北伐军官兵曾予以还击，双方各有伤亡日军包围了中方的交涉公署，抢夺文件尤其是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特派交涉公署交涉员蔡公时，向日方交涉并表示严峻抗议，不仅无效，反遭日军剜目割鼻，惨遭虐杀，交涉署的其他人员也遭杀害同时，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前往日军司令部交涉被拒，连他的办公处也遭烧焚更有大批日军聚拢在北伐军驻地外，勒令缴械，气焰非常嚣张。

对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制造的“济南惨案”，当时国内民众群情激奋，纷纷要求予日军有力还击而蒋介石则担忧事态扩大，于5月3日当天下令在济南城内的北伐军各军长、师长必需约束部队，不许外出，不准还击；凡在济南城外的部队必需于3日下午五时前撤离济南近郊，力避冲突，绕城北上在蒋看来，当时对日只能“委曲求全，以期完成北伐再谈外交也” 5月4日，蒋介石致电南京方面，进一步报告了济南大事发生的情形，称“拟马上其横暴宣布中外，以促国人觉悟，而博世界怜悯，再图应付”很明显，蒋介石并不主见以武力来回应日本的军事占据和对国民革命军的挑衅 当时，围围着“济南惨案”的发生和对策，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以及北伐军其他各部指挥官保持着亲密的联系5月4日，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向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发出抗议函，列举了日军在济南的暴行，指出：“依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亦为人道不容，应饬请日兵先停射击撤退，一切问题当以正值手段解决同日，外交部还致电中国驻外公使、各华侨团体及各省总商会，宣称国民政府“已依据民意，一再向日使提出抗议……政府自当预备力争，决不退让”应当指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获得日本的外交成认，虽然在南京有日本事事，可是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交涉却非易事。

蒋曾派出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交涉，日军提出的条件是：“一、凡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路与津浦路铁道，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体全数退去二十里之外日方并威逼称：“如不了结，即为正式宣战，则革命军必败得悉日方的蛮横条件之后，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称“如此污辱，日人已决有敌意矣！余亦决心与之周旋！”但他这里所提及的“周旋”，实质上还是盼望以退让来换取大事的平静，以保证北伐的连续推动5月5日，蒋介石正式向北伐军下达了撤出济南连续北伐的命令，同时致函日军指挥官福田：“本月三日，不幸大事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官兵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连续北伐，谨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动身，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马上停顿两日以来之一切特别行动当日，蒋本人也随部离开济南，前往济南西南方向的党家庄，与专程赶来的冯玉祥紧急会商 冯玉祥曾于1924年发动北京兵变，对于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以后为主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所逼，避退西北地区，1926年参加国民党，他率领的西北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次集团军，是1928年“二期”北伐四大主力部队之一，最先攻打济南的方振武部就是在“二期”北伐前夕刚自其次集团军划入第一集团军的。

蒋介石曾向冯玉祥商定，凡鲁南作战命令，宜由蒋、冯两人的名义公布另外其次军团孙良诚部是最先进入济南的，为此孙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方振武则被任命为济南卫戍司令因此，蒋介石必需就济南惨案现状以及撤出济南、连续北伐的决策，与冯玉祥当面沟通于是，自5月5日下午到次日，蒋、冯连续“协商对日方法”协商结果，两人“皆主忍耐”冯玉祥并以“多难兴邦”的说法，作为不能与日方正面冲突的理由，并命令在济南的孙良诚部只留一个师在济南，其余一律撤出，渡河北上蒋介石和冯玉祥商定，蒋负责指挥津浦线各部摆脱日军阻扰，渡河北伐，冯则赶回河南，指挥京汉线方面直攻北京获得冯玉祥的赞同之后，蒋打算正式昭知日方，国民革命军主力将渡河北伐，仅留小数部队在济南维持秩序，盼望日方停顿军事行动，以维邦交这实际上是向日方提交的“免战书”另外通告各国领事，蒋本人已离济南、率师北伐，盼望获得外界舆论的支持5月7日，蒋介石本人随其指挥部进一步退至泰安 然后，日军并不由于国民革命军开头撤出济南而停顿挑衅，反而得寸进尺，向中方提出五点条件，限在5月7日午夜12时前答复，包括：1.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以外；2.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运动；3.与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系之高级军官，加以严峻惩处；4.当着日军面前，解除与日军抗争军队之武装；5.将辛庄、张庄两处北伐军兵营开放，让日方监视。

蒋介石见到该份条件已经是5月7日夜晚了，虽然他觉得日军“残忍蛮横亦太甚矣”，感慨“以今日情势观之，日军进逼未有已也，国其亡矣，尚能人为？”但蒋介石仍不放弃以和议解决对日冲突他再次派出熊式辉前往济南谈判，带回来日军福田师团长的书面函，称中方假如不承受日方的条件，日军将实行自由行动，且中方的答复不能令日方满意，便不能停顿军事行动在蒋看来，虽然日方来函“其词语之尴尬，亡国之民亦难忍受”，可是5月9日他还是根据日方的要求，重新派出第一集团军参谋长何成濬以蒋介石的全权代表身份与日方进展交涉，提交以蒋的名义作出的书面承诺：将未能避开冲突的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开除；胶济铁路沿线及济南四周二十华里以内中方暂不驻兵；早已明令制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辛庄、张庄之部队早已奉命开拔北伐蒋同时要求日军交还被拘留的北伐军官兵及所缴枪械不过，蒋介石也熟悉到，“日本此次举动根本破坏国民革命，福田（彦助）所提条件至为惨酷……大有连续侵迫之势，万一退无可退，其将奈何？解决此事枢纽，已不在军事而在外交，不在此地而在有转移力量者——只有英国”为此，他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外交部次长朱兆莘隐秘前往香港，与港督会谈，探寻由英国出面调停的可能性。

应当指出，5月9日蒋介石对日方作出的书面承诺，是整个济南惨案交涉过程中，所作出的最大和最终的让步他本人清晰地意识到，这些让步不仅意味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