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籍文人与乾隆《贵州通志》的纂修.doc

客籍文人与乾隆《贵州通志》的纂修=“news_bd”> 　　清乾隆时期《贵州通志》是贵州通志中最具官方色彩的一部，因为它是在雍正七年(1729 年)清政府启动编纂《大清一统志》的背景下列入地方计划的，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之史部地理类《四库总目提要》称此志综诸家著述，汇成一编虽未能淹贯古今，然在黔省舆记之中，则详於旧本远矣然此志的纂修也有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一是修纂时间过长贵州与云南两省同时开局，主修同为云贵总督鄂尔泰，主纂同为靖道谟，但《云南通志》于乾隆元年(1736年)即告完成，后世谓之雍正《云南通志》贵州志世称乾隆《贵州通志》因其告竣于乾隆六年，前后历时十数年，其视各省志成书为最后而他省之志多在乾隆元年(1736 年)前后完成，最早者如《广东通志》雍正八年(1730年)即已告成，黔志修纂如此之慢，原因何在?二是其体例与内容有前后矛盾之处，是何原因造成?本文拟从纂修者角度入手析之 　　一 客籍文人的参与 　　所谓客籍，即寄居他乡，从广义论，凡曾客居他乡者均可称为客籍人，也包括异地做官者客籍文人，即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客籍人士，明清两代选官，除极少数靠恩荫之类，绝大多数均需通过科举，且清制官员异地任职，因此官员也是一种特殊的客籍文人。

就乾隆《贵州通志》而言，志书之成需要社会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但主导者基本都是客籍文人 　　方志纂修为官方行为，清政府一直重视方志的纂修，早在顺治十七年(1643 年)就曾令河南巡抚贾汉复督修方志康熙十一年(1673 年)又诏令各地设局修志，并责成学正检查志书的质量，后来又限期成书雍正六年则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葺，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一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具奏如所纂之书，果能精详公当，而又速成，著将督抚等官，俱交部议叙倘时日既延，而所纂之书，又草率滥略，或至有如李绂之徇情率意者，亦即从重处分皇帝下诏令修方志，并将修志与督抚升迁相联系，可见修志活动的官方色彩非常明显 　　乾隆《贵州通志》正文前列出了修辑官员的名单，共分几类，较之他省名单人数更多，如处有总督鄂尔泰、尹继善、张允随、张广泗及巡抚元展成，正是自雍正七年至乾隆六年间的贵州督抚为学政晏斯盛、邹一桂，虽仅二人，实则皆连任学政者督修分别为布政使常安、冯光裕、陈真荣，按察使方显、宋厚，按察副使钱元昌、介锡周、王玠、徐永祐，人数超过周边几省采辑为各府知府，有贵阳知府甘士琇、思州知府史步高、思南知府孔传堂、镇远知府赵之坛、石阡知府杜理、铜仁知府姚谦、黎平知府孙绍武、安顺知府崔杰、南笼知府杨汇、都匀知府曾朝聘、平越知府孟周衍、大定知府牛天申、遵义知府陈玉璧，每府最高长官列名，是为常规。

分修为各县知县，其中遵义、毕节均有两任知县列名其中，特殊的两位是南宁知县王橒、岁贡生候选训导李专，橒为贵州黄平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曾任南宁知县，从年龄推断此时应已致仕，以士绅身份参与修志另有监刻贵筑知县彭居仁，校对候选教谕姜文泽此名单中确知为黔人者仅王橒一人，李专与姜文泽之候选训导、教谕之职本省人可任，然史无明文，亦不能确定而最重要的纂修者有两位，分别是云南姚州知州靖道谟、原任贵州仁怀知县杜诠，均为异地人士由此来看，乾隆《贵州通志》的纂修主要由客籍文人完成，较之有明一代及清代顺康时期的《贵州通志》，此志应为本地人士参与度最低者 　　二 修志缓慢之因 　　此志在各省通志中成书最晚，以致纂修名单中累积众多人物，何以此志晚成?是执笔者缺乏经验抑或精益求精所致?从现有史料看，其原因一是贵州的确文献难征二则存在人为因素此书的督修，于雍正九年至十一年任贵州布政使的纳兰常安曾有《纂修南黔志局约》一文存世，其中所记之事透露了修志缓慢的原因之一修志设局，肇于亥春，距今已逾一载，而编辑未有成书虽因方策未齐，典章遗漏，然揆厥所由，亦或秉笔诸君意见未融，精神未聚夫纂述与著作不同，著作出于匠心，故可含毫邈然，操觚率尔，若纂述必选义按部、考辞就班。

譬之织缣素者，一机一杼，栉比而后成匹今或诗酒高会，征逐流连，搁笔累日，讨论半宵，未免心手生疏，检阅不细，迨复加改削，已觉旷日费时至于析疑辨误，集思广益，师友之风义也或精考核，或善校雠，或赡见闻，或工排纂，所当绝去町畦，互相商榷，俾美锦以交错而成文，雅音以迭奏而成节若心怀嫉忮，彼此指摘，文人飞扬，所当痛惩 　　三 客籍人士的贵州观 　　于雍正七年设局纂修的各省通志均收入《四库全书》，正文前均无一般所有的序言，此志也不例外，因此了解修志背景只能依靠书前的进表值得注意的是常安的《受宜堂集》中却收录有一篇《重修贵州通志序》，从其兹奉诏旨修各省通志，而安承乏黔，职当提调，广延博闻之士，详加纂辑，凡阅十月而志书成的自述来看，此序应当写于修志之初，完全未预料到此志竟告竣于十余年后，但此序却代表了许多客籍官员对贵州的认识他认为贵州久为羁縻之地，明朝建省后又叛乱不断，直到清朝才改土归流，制同他省贵州古梁州南境，战国时庄乔略地黔中，汉置牂牁郡，唐宋以后兼隶他省，官以土司，领以军卫，要皆以荒服视之羁縻勿绝而已有明始分符竹、隶版图，二百七十年间宾叛不一逮及圣朝，统御万方，弥纶九有，天戈所指，以次荡平于是改军卫为州县，归土司于流官，自贵阳而上为府者三，贵阳而下为府者八，州十有二，县二十有六，褎然与十五国同风矣。

在当今皇上的天恩沾濡下，割蜀之遵义，粤之荔波、泗城，楚之清浪、平溪、五开、天柱诸郡县，并隶于黔，助臂指、廓幅员也并广设府县，治理甚至远超诸葛亮南征时，自生民以来，未有若此时者也考诸葛武侯南征，得其地不置官吏，不设守御，犹是羁縻之义也然而蛮性悍犷，控驭失度，必有踶啮之忧今天子咸五登三，化被无外黔虽万里，犹中土也苗虽蠢顽，皆赤子也煦之以恩而知感，惕之以威而知惧，进之以学校而文教开，一之以政刑而积习破，至诚所感，天人交应，何异两阶之舞，七旬之格哉!对皇帝的颂扬是方志序言的习见内容，但对贵州渐渐融入行省大家庭的欣喜却是发自内心的 　　就修志而言，他认为较之前志无论是内容还是体例都远过之，兹奉诏旨修各省通志，而安承乏黔，职当提调，广延博闻之士，详加纂辑，凡阅十月而志书成前明江西郭子章当严疆未辟流官未备之时，访轶事于獞獠，摭列编于灰烬，其所纪载，视今特什之二三耳至康熙十一年修黔志未成，遭逆变散失其后巡抚卫既齐、阎兴邦相继修葺，固已斐然可见，方今声教日隆，章程备具，羊肠鸟道，豁然四达，休养久则户口日繁，方舆拓则田畴日辟原因便在于盖黔非昔日之黔，而志亦非昔日之志也其立场基本代表了统治者绥服远人的立场，而对于少数民族也一如既往地以蔑称称之，即便颂扬。

圣天子不忍以异类弃之，今志所载土司苗蛮世系种类，视昔尤详也不过是一种美化而已 　　四 志书之得失 　　提要赞本志详于旧本远矣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刻意颂扬的成分，其所谓明赵瓒始创修《新志》，其后谢东山、郭子章及本朝卫既齐等，递事增修，渐有轮廓终以文献难徵，不免阙漏惟田雯之《黔书》，笔力颇称奇伟，而意在修饰文采，於事实亦未胪具有贬彼借以自高的嫌疑即从内容论，此志也不乏疏漏，此处举其客籍人士们对之类的词汇较为敏感，在进行了如下说明：流寓须其人名重当时，事迹可传于后者方为收录庶几地以人传，旧志中有止载某人以某官谪来，并不书其事迹者黔虽僻远，亦奚藉此无足重轻之迁客以溷纪载乎?今遍加查考，有事迹可传者书之，其无可传者削去其谪官而能举其官之职者，收入名宦若王守仁之倡明理学，虽系谪官，仍载流寓，盖其功业固不关龙场驿丞也其见解可谓融情入理，对王守仁寓黔功业的评价亦可谓得当，并明确其应入但事实是，遍检卷三十二处并无王守仁之名，而其恰恰列于卷二十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若非校核不严，便是修志时间过长、人员交替频繁而执笔混乱所致，不能不说是一低级失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各省上次修通志均在康熙年间，本次修志理应补此后之大事成《大事沿革表》，但可能慑于文网严密，畏谈皇位继承之事，多予回避，此志亦不例外。

学者张新民认为惟大事记本应补《[康熙]贵州通志》以后十余年事，而以‘将所载事迹分入各门’中为由，删去此目，实避难而已诚如所言! 　　总体而言，此志的修成主要是客籍文人之功，而其问题的出现，也与客籍文人之失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