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任访秋先生古典文学研究别论.docx

任访秋先生古典文学研究别论 摘 要：任访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散论》既有宏观的文学史通识，又有对特殊、重要的文学现象、事实的历史阐释；既具古典研究的精细分析和严谨实证，又富现代学术的逻辑思辨和创见卓识这部写于民国时期的论著存在着与乃师周作人的“潜对话关系”其中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章，在在受周氏影响，而写于40年代的文章却有根本性的转变，体现出任访秋先生追求真理的学术品格和良知 关键词：任访秋；《中国文学史散论》；周作人；“潜对话” 通常我们在“周氏弟子”这个问题之下做文章，只是偏重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因而一般只考察周作人对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影响，而比较忽略了周作人对江绍原影响的研究，这说明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所存在的局限，也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更大的意义既然如《近五十年来中国哲学》这样篇幅很小的严肃的哲学史著作甚至都没有忽略诗人冯至的创作①，那么，论述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怎么能忽略周作人及其所影响的俞平伯对晚唐诗词、废名对六朝文章的研究呢？而且，只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研究，因而周作人的影响和“周氏弟子”这个题目也就相应地只是局限在对于所谓的“四大弟子”的研究，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偏见，说明学术研究深受“四大弟子”这样的世俗话题的影响和牵制。

其实周作人影响的文载道、纪果庵、柳存仁、周黎庵等人都是30、40年代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不该忽略而被忽略的小品文作家文载道、纪果庵、柳存仁、周黎庵等人是周作人影响的第二代作家，只不过不是有师生关系的“弟子”而已任访秋先生是周作人的第二代弟子②，并且与周氏其他弟子仅仅是受其影响由创作转而从事学术不同，访秋先生是正式从学受教于周氏的唯一研究生，他从一开始就在周氏学术思想的影响之下从事学术，专心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无意于创作③因此，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到任访秋先生，我们可以梳理出来一个深受周作人影响的中国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的侧面，而任访秋先生在学术上与周氏的复杂关系，尤其值得注意 本文不能全面论述任访秋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也不拟全面讨论任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周作人的影响关系，甚至也不拟讨论任访秋先生的《袁中郎评传》、《袁中郎研究》和《中国新文学渊源》等著作与周作人的影响关系，虽然这是更引人注目并且是影响更大、更直接的问题《中国文学史散论》是任访秋先生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集，收入了他30、40年代的文章①，也是他第一本古典文学论文集下文将以此论文集为例，讨论任访秋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与周作人的关系，小处入手，试图考察一下一个一般不太引人注意的问题，因此，“任访秋先生古典文学研究别论”这个题目，虽然难免有取巧之嫌，却是名实相符。

（一） 《中国文学史散论》收文章20篇，除了最后的《谈梁任公》、《纪念先师疑古玄同先生》两篇算是附录，前面18篇文章论述了从《诗经》到清代的文学，范围涉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及诗、文、戏曲、小说和文学批评，反映了著者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宏大期望；第二个特点是，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大都是单独的作家、作品论，几无通论性质的文章，则表明著者“开始着手于专家研究”、“从事于窄而深的研究”的学术研究的变化②；第三个特点，这些文章都是建立在精细分析和实证的论证基础之上的，体现了十分严谨的学风，并且都是论述具体问题而得出新论的这样三个特点，综合起来看，任访秋先生的文学史研究的总体特点就很鲜明：既有宏观的文学史之通识，又有建立在这种通识前提之下的对特殊、重要的文学现象、事实的历史阐释例如《贾谊论》和《司马相如论》等文章，作者本意显然不止在于对汉赋的作家论或作品论，而是与《韩愈论》和《柳宗元论》有密切的呼应关系，揭示了从韩愈到桐城派“古文”的一个几乎从不外示于人的重要秘密：在所标榜的文章源流之外，实际上对汉赋的艺术技巧，大有承袭因此，这本论文集中的文章，看似零散，其实有其内在的呼应和关联，归结于作者独特的文学史意识及其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理解。

下文将从这两个方面，略述我的阅读体会 第一篇文章《“二南”真是楚风吗》，质疑章太炎、和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把‘二南’认做楚风”的观点，从“地域”、“内容”和“诗句的构造”这三个方面进行论说，每一方面都有坚实的论据，论证缜密，可谓言之成理尤其是第三个方面的论说，通过比对“二南”和“国风”、“小雅”的“诗句的构造”这一句法特征的异同，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诗句的构造上看，‘二南’与其他各国国风极相类③从文章详细排列的那些用于比对的诗句来看，“二南”和“国风”“小雅”的“诗句的构造”，确实惊人地类似，甚至完全相同，可见著者的这种实证分析，确实具有论说的力量也许我们不免疑问，诗三百篇可能都是经过“采诗”或乐官之手的整理，从而导致了这种句法雷同的现象但是，文章中比对的例证，其中两例，《草虫》中的“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与《小雅杕杜》“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草虫》中的“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与《小雅出车》中的“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除了“诗句的构造”相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兴”的手法、诗的展开方式和结构也是相同的，这显然不会是经过“采诗”或乐官之手整理的结果了。

这种比对具体作品的实证分析方法，在《读〈陶集〉偶识》一文中，有更为精彩的运用文章认为，从形式和内容来看，“就我个人的见解，渊明的诗受三百篇、古诗十九首与嗣宗咏怀诗的影响最大”④在论述受《诗经》影响时，通过排列数例诗句来比对诗句完全相同、句法的相似和篇章结构的相似，从这三个方面以实证进行论证，十分精确地论证了问题①至于论证陶诗与《古诗十九首》、阮籍《咏怀诗》的关系，则主要是从内容方面进行论证所以文章认为“渊明诗模仿三百篇的痕迹，至为显著”，这个判断尤其确实，也更有说服力论者讨论陶诗，通常着眼于钟嵘《诗品》所谓的其源出于应璩之说，局限了考察问题的视野，忽视了考察陶诗更为广大、深远的艺术来源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读〈陶集〉偶识》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名句的解释，不仅有新意，而且有卓识后人一般欣赏其悠然、闲适的气度，苏轼“见”“望”之论以后，尤其如此；而“采菊”，影响最大的则是周茂叔《爱莲说》所谓“菊，花之隐逸者也”、“菊之爱，陶后鲜有”这样道学式的道德比附的理解然而，这篇文章引《抱朴子仙药篇》中关于南阳郦县之菊的一段话，有力地证明了“渊明之爱菊，确含有服食的意味在里边”这一论说；进而连举数例陶诗中关于菊花的诗句，尤其是《九日闲居》中“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得出这样的结论： 非明明谓服食菊英可以长生乎？由此可知，一时代的风气，无论高明朗澈之辈，也很难完全摆脱而不受其影响。

王羲之与许迈共修服食，余尝谓渊明则矫然独异，实际亦有不尽然者② 服食之风倡自正始，至江左南朝数朝而不衰，陶潜沾染时代风气，犹如他之嗜酒好饮，其未能免俗之处亦正是其率真之处，无掩其人格之卓异也 《中国文学史散论》是一个年轻学者的早年学术成果，然而即使如上文极其简略地概述论文的一二细微之处，此亦可见其卓越之学识我以为，这体现了古典学的十分纯正的学风由考释、笺证而立论或论说，正是清代汉学所谓的实证之学术传统之大端，也是试图融贯中西而津津乐道的所谓的“学术方法”所心仪清代汉学之处任访秋先生之学术个性之形成，是受到这种清代汉学的学术传统的影响的，也有“小心的求证”这种现代的“学术方法”的影响，读这本论文集中的最后两篇文章《谈梁任公》、《纪念先师疑古玄同先生》，可以确认这一点的③ 进而言之，如果说上文所述可见其古典学的立论谨严之实证学风，那么，诸如《阮嗣宗论》、《嵇叔夜论》、《读〈陶集〉偶识》、《韩愈论》和《柳宗元论》诸文，论述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的特征，提出独特之论点，论证谨严、有据，层层深入，并且有很强的逻辑思辨性，则体现了现代学术的特征这里我特别提出《读〈陶集〉偶识》，来说明这一点，以补充论述。

如题目所示，《读〈陶集〉偶识》全文由“渊明的思想”、“渊明与正始名士”、“渊明诗歌的渊源”和“渊明与子美”四个章节构成，但这却不是一个关于陶渊明思想和创作的完整论述，并且这四个章节各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并不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此所谓“偶识”也这是这篇文章与《阮嗣宗论》、《嵇叔夜论》、《韩愈论》和《柳宗元论》诸文的不同之处，迥异乎现代学术论文的章法之通则但是，这也恰恰说明作者之论述，重在提出自己的独特之见解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第一章“渊明的思想”，不仅规模、章法完全是现代论文的写法，而且论点极具卓识在这一章的绪论部分，首先指出时代思想的特征和陶渊明思想特征及其意义，然后以两节具体、细致地论证陶渊明思想与儒家、道家的关系绪论指出：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最解放的时代，除了已经成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以外，老庄从汉末已经抬头，到正始，遂臻于极盛，流风至江左而不衰佛是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来的，因它的历史短，所以较老庄之得到士大夫们的信仰也晚，直到南北朝才大行起来因为这种关系，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家，见解虽有时失之于偏颇，但大致都弘通，决无汉人那种因袭固陋，斤斤守一先生之言以自足之弊。

① 将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的特征、流变概述得如此简洁、明了，堪称史笔之雅洁这种高度肯定“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最解放的时代”的观点，今天当然已经是常识了，但在30年代，当属同类著作中有卓识之作继而这样提出对陶渊明思想的论断，更是非凡的卓识： 我觉得他（引按，陶渊明）不仅在这一个时期的文学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上，也应占一相当的位置② 即使如周作人、废名在文章中曾经高度评价陶渊明的思想和创作，也没有这样明确地从“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立论尤其是高度肯定陶渊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此前可谓几乎是绝无仅有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论述了陶渊明的思想特征和文学创作，却没有措意其思想史的地位和意义③此后似乎只有陈寅恪40年代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此文影响极大，堪称杰作，认为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而已哉”④，陶渊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至此可谓论定此外，同在40年代发表的朱光潜《陶渊明》⑤，亦庶几近之，但偏重于论证陶渊明思想的独特性由此可证，任访秋先生此说之创获与精辟也。

至于陶渊明的思想特征，文章是这样说的：“渊明的思想体系，实是熔儒、道二家为一炉而成的对此文章有详细而充分的论证，这里自然不必引述，所要指出的则是这一论断的学术价值诚如文章所说： 过去论渊明的，很少有人说他受庄周影响的，认为他类似孔门中那般“不屑不洁的狷者”（陈灃《东塾读书记》，梁启超《陶渊明》——引按，原注）这自然不能说不对，但也不能说全对因为他们只看到渊明思想的一面，没有看到渊明思想的整体⑥ 略知陶渊明研究历史的读者，即可知道，事实确如此说此亦可见作者对自己的论点之独创性和学术价值的自觉意识，所以才这样说的而其论点“实是熔儒、道二家为一炉而成的”，是否确当，非本人所能置评的，但在此可以比照几个著名学者的观点，庶几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一是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的著名论断：“尝考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其家世夙奉天师道者，对于周孔世法，本无冲突之处，故无赞同或反对之问题惟对于佛教则可分三派：一为保持家传之道法，而排斥佛教”；“鄙意渊明当属于第一派，盖其平生保持陶氏世传之天师道信仰，虽服膺儒术，而不归命释迦也”；“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⑦。

任访秋先生的观点与此相近，或曰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