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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视角下的曾国藩修身立德思想探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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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国藩出身农耕世家,天资亦不甚聪颖,却能以一介文弱汉人书生的身份在满清王朝出将入相,平定太平天国,开展洋务运动,成为清廷的中流砥柱,力挽清廷于即倒,权力达到顶峰之时选择激流勇退,避免了功高盖主,兔死狗烹的悲剧去世之后更被世人尊为道德典范,人生楷模门人李鸿章誉之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1],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毛泽东和蒋中正亦曾高度评价过曾国藩青年毛泽东称赞曾国藩说:“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蒋中正更是对曾国藩推崇备至,他认为曾国藩“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 , “乃国人精神之典范” [3]蒋中正将曾国藩视为人生偶像,终生研读《曾文正公全集》 ,在蒋中正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甚至将《曾胡治兵语录》当成军事教材来推广不可否认,曾国藩的确是近代儒学史上的一个奇迹,难怪有人将他视为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圣人曾国藩能够获得如此瞩目的成就并为后人所推崇膜拜与其建立在儒家道德体系下的修身立德思想及由此养成的坚忍性格有着密切的关联通过对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 、 《曾国藩日记》 、 《曾国藩诗文》 《曾国藩书信》等著作中修身思想的探析,对于我们的为人处世和工作生活必将有重要的启示。

      一、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儒学渊源曾国藩自六岁开始就开始进入自家私塾读书识字,八岁时便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读《孝经》 、 《大学》 、 《中庸》 、 《论语》 、 《孟子》 、 《礼记》 、 《周易》等儒家的经典著作,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另外湖南本身就是理学发源地,自北宋周敦颐开创理学以来,湖南人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大儒,形成了注重心性修养和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在湖湘学派人士的大力倡导下,湖湘士人大都务实求真,不尚空谈,追求儒家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理想人生,再加上北宋初年建立的中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长沙岳麓书院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湖南自北宋开始就一直是理学思想的中心曾国藩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求学之时就深受理学的影响自幼研习儒家经典再加上湖湘理学思想的熏陶,给曾国藩的思想印下了深深的儒学烙印,所以无论是他自身的人格修养还是带兵治军,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曾国藩传承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并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开展他一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一)秦汉儒学对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学作为主流思想和学术派别,历来注重修身,儒家经典《大学》就将修身当作做人的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4]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即在《庄子·天下篇》指出:“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5]内圣外王之道虽最早出现于道家典籍,却是为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内圣外王之道与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6]这一理念的内涵是相通的,两者都注重修身立德,都追求一种至善的人格理想与此同时, 《大学》也指出了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途径: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7]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被视为内圣之业,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被视为外王之业在《大学》中,修身被当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基础,是实现“内圣外王”之道的必由之路而《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则指出了内圣外王标准:“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8]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则是内圣外王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内圣”方面,儒家主张“为仁由己”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9]一个人要想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要能够克己复礼,克己成仁,自己的内心对“仁”要有坚定的信仰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 [10]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

      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11]在儒家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 “君子” ,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内圣外王”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圣外王”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而实现这一理想人格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修身养德以求达到人格和道德的完满曾国藩对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推崇备至,他终生强调进德修业,克己成仁,以求达成“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学,而后不添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下之完人 [12]可见,曾国藩一直有践行“内圣外王”之学的君子之志另外他在《致诸弟》的信中也提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13]由此可见,曾国藩将修业进德当作一切学术事业的基础,把修业进德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他以求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体现。

      二)程朱理学对曾国藩修身思想的影响秦汉儒学讲求的是修身养德以实现政治理想的政治儒学,而程朱理学兴起后,儒学便转向内在的道德心性修养之学程朱理学即北宋时期由程颐、程颢、朱熹等人糅合儒释道三家思想发展起来的新儒学流派程朱理学认为理是世间万物的本源,理是客观真理,所以理是纯善无恶的理将善赋予人便成为本性,将善赋予社会便成为礼但是人生活在物欲横流的俗世之中,理赋予人的善的本性常常会被外物所禀之气蔽塞,人便丢失了善的本性,社会便失去了礼所以人必须收敛克制私欲,使自己的言行遵循天理,并加强自我修养以回复自己的本性,以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回复自己本性后的人欲与天理是完全一致的,即“天人合一” ,然后就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此时的人欲已融入天理之中,无论做什麼都不会偏离天理,也就达到了圣人的境界程朱理学把理当作世界的本源,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理在程朱理学中处于核心地位那么如何才能寻找到天理呢?程朱理学主张格物致知朱熹在其《大学章句》中说道:“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14] 朱熹认为,人内心的天性就是天下万物之理的全部,探求天下万物之理,就是探求人天性之中的理。

      朱熹所说的格物,其实就是一种修养方法,其目的就在于回复自身善的天性自称“一宗宋儒”的曾国藩深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他在《顺性命之理论》中指出: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日理,则仁义礼智,德之赖乎扩充者;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尽人物之性,此顺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时出不穷,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万物之命,此顺乎理者之还其本然也 [15]指出了人的性与命都有自己的理,天理是人活于世的安身立命之本,人只有顺应仁、义、礼、智、信、敬、孝、慈等天理,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同时,曾国藩也强调“格物致知” 他说:“格物,致知之事也博其省察,涵养以存之理,则格物也” [16]格物致知就是省察自己的本性,以涵养存在于自己本性中的天理,这种观点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观是一致的另外,曾国藩还积极倡导“礼治” ,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 [17]把“礼”当初修己治人的准则也与朱熹的礼治观相符总的来看,曾国藩的这些观点都与程朱理学提出的理是万物的本源、理是万物的最高准则、礼治、格物致知等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二、曾国藩的修身理论曾国藩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长期的儒学研究和修身实践中,结合自己的感悟和体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修身理论,即性命并提的天人观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一)性命并提的天人观(1)性命并提 性命这一论题最早是在《礼记·中庸》提出的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18]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天命之谓性”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 [19]”在朱熹看来,命即为宇宙万物中客观存在的天理,而性则为天理赋予万物的本性曾国藩在《顺性命之理论》一文中指出:“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 [20] ”曾国藩认为性是存在于自身的与生俱来的天性,而命则是直接与宇宙本原太极联系在一起的 “太极”一词最早出自于《周易·系辞上》:“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21]”太极生万物,所以说太极即是宇宙的本源朱熹出于构建理学思想体系的需要,将“太极”解释为“理” ,提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 [22] ”曾国藩吸收了朱熹的观点,也将太极和命理等同对待,并进一步提出:“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 [23]。

      ”命源自于理,理是宇宙中永远不灭的客观真理,理纯善无恶,所以命并无好坏之分曾国藩将命与太极(理)相联系,一方面为命的存在,命的地位分量找到了学理依据,另一方面,将命与太极相关联,给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加强了对命的敬畏和崇拜曾国藩虽然敬畏天命,但他并不是消极的宿命论者关于性与命,曾国藩在他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的日记中说得非常透彻他在日记中记载: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与天,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矣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近道乎! [24]曾国藩认为,尽于己者谓之性,听于天者谓之命,这一观点并未突破孔子所说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25]但是却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主张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百倍其功以赴之”又要以“淡如泊如”的心境去“矣命” ,换句话说,即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客观与主观的有机统一同时,曾国藩也将他的性命观与修身相联系,他在日记中说道:思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不言者存诸心,以庶为闻道之君子乎!” [26]在这里,曾国藩明确提出修身要以命为体,以知命存己心,方能达到君子的境界。

      2)天人合一曾国藩以天命作为修身之本,因此常常将天命与人事并提,以人事来领受和执行天命他在日记中写道:夜与沅弟论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之目曰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 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 [27]“天道恶巧” ,所以就必须“知命” ,玩弄小聪明,存侥幸心理,都是不能得逞的 “天道恶盈” ,所以就必须“知礼” ,用礼来规范,用礼来遏制 “天道恶贰” ,所以就必须用仁道,用忠恕来对抗猜忌、不忠曾国藩将天道与人道对应,以天道规范人道,以求达到天人合一曾国藩性命并提的天人观对其一生的社会实践起着十分重要的警惧作用,惟其警惧,曾国藩一生才能戒骄戒满,也惟其警惧,曾国藩一生才能惟谨惟勤曾国藩在劝戒其弟曾国荃务必畏慎的信中说:弟性偏激,于此等难免怫郁,然君父之命,只宜加倍畏慎余自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来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意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

      然自信此六年工夫,较之咸丰七年以前已大进矣弟经此番裁抑磨炼,亦宜以畏慎二字痛下功夫畏天命,则于金陵之克复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且常觉我兄弟菲材薄德,不配成此大功 [28]这封信很明显地展示了他对天命的敬畏可以说曾国藩对天命发自内心的敬畏,是他能够惟勤惟谦、修身养德、克己成仁的根本动力二)格物穷理的理气观(1)以理养气曾国藩坚持人性理气二元论,认为人性是理与气的相互结合,因此人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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