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迟缓原因.docx

清代前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及其发展迟缓原因 本文仅从宏观角度对清代前期的农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水平,及其发展迟缓的原因作一些探索,以期引起史学界进一步的研讨 清代前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经济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所不同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对于这些新趋势和新变化的程度和性质如何估计,是我们要探索的第一个问题 清代前期农产品的商品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代前期,城市手工业的发展,要求农村提供大量的原料江南地区是我国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对棉花和蚕丝需求量很大,这就刺激了农民植棉和种桑的积极性农民种植棉花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家一户自给的需要,而是为了市场需要而生产松江府属太仓州等地历来是水稻产区,但由于“种花费力少而获利多,种稻工本重而获利轻”1,于是种花者达十之七八奉贤、上海、南汇、崇明、嘉定、镇洋、宝山等地也大都以一半以至十之七八的土地种棉花农户大量地种植棉花,目的是为了出售无锡北门外就有人以数百金开棉花庄,从分散农户手中收购棉花,然后远销于棉纺织业城市河南是我国北方的重要产棉区, 但“豫省民家有杼者,百不得一”当地出产的大批棉花均由“商贾贩于江南”2江南地区是蚕丝的主要产地,浙江有“蚕桑之利甲天下”之称。

特别是浙东嘉兴、杭州一带其俗善蚕,地皆植桑”其中桐乡县由于山地和高地较多,大部分的地用以种桑乾隆时桐乡县“大约良地一亩可得叶千三、四百筋,计一岁垦锄壅培之费多不过三两,利则算常值亦有倍稼焉”3于是,许多农民以种桑出卖桑叶为主业清代湖州一带专门设有“青桑叶行”,由经纪人主持进行桑叶交易清代烟草作为经济作物在我国南北方也较为普遍地种植乾隆年间,在广西地区,大户人家种植一二万株,小户人家亦种二三 千株很显然,这样大面积地种植,绝不是单纯只为了自家吸食山西保德州“凡河边淤土,不以之种禾黍,而悉种烟草”4肥地不种粮食,而种烟草,显然是由于种烟草比种粮食获利高当时各地城市都有不少替烟农收购、转售烟草的铺子,如广西的烟草铺子,大市三二十间,中市、小市亦十余间可见,烟草的商业性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茶叶也是清代南方比较普遍的经济作物,并且也作为商品甚而为出口商品出现于国内外市场许多农民“赖茶为生”,“种茶为业”其他诸如甘蔗,也因“蔗利甚厚”,而为江西等地广泛种植各地城市郊区,还分化出一批专门从事瓜果蔬菜和花卉等园艺业商品生产的农民据《锡金识小录》记载,当时无锡郊区的农民有不少人“不植五谷而植园蔬”,“冬菜一熟,可抵禾稼秋收之利”。

在北京郊区,有些菜农为获高利还经营着备有地窖、火炕设备的菜园,秋冬季节也能供给市场韭黄、胡瓜之类的蔬菜在广东、福建一带,许多有一定栽培技术的人成年向市场提供各种应时水果和花卉,使城市出现了专门化的果品和花卉市场有人从其他地方引进优良品种,以提高水果产量,增加花卉品种,增加竞争能力台湾的水仙花被移种到福建、广东;福建的茉莉花被远销到华北各省 粮食的商品化在清代前期也有所发展手工业的发展,促使城市、乡镇非农业人口 激增,这就需要农村提供大量的商品粮,以满足人口的消费需要另一方面,大量专门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园艺业的农户,尽管他们也从事耕作,但同样需要从粮食市场购买维持生活的粮食至于那些依靠粮食为原料的手工业,如酿酒、制粉等行业更是离不开粮食市场乾隆年间,仅直隶宣化等十多个县,每县都有100多个酿酒作坊,本大的作坊一年耗粮二三千石,本小的也要二三百石,大量的粮食都需要靠粮食市场来提供这就必然促进商品性粮食生产和粮食市场的发展一般农户土地少,很少有粮食供应市场于是除部分自耕农向市场提供粮食外,粮食市场的粮食主要由“富农”、“大户”和富裕佃户提供他们耕畜、农具俱全,人手足,土地好,收成也好,除了“高廪盖藏”而外,能有较多的粮食出卖。

四川的重庆,湖南的湘潭和衡阳,以及汉口,都是当时着名的粮食集散地各地的商人从这些城市的粮食市场购买米谷,贩销全国各地像清代以前一直是着名粮食产区的江浙一带,由于大量种植经济作物,也成为缺粮地区,不得不依靠江西和湖广市场来提供粮食是时,农业生产已经不是按照自给自足的原则来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了,而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节市场需要量大,利润高,土地、资金和劳力就会随之集中经济作物区扩大的直接后果,一方面减小了粮田面积,而另一方面又大大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商品化 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直接受市场的支配,对市场的依赖性很大,他们贫富的命运与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于是,在农村劳动农民内部发生了竞争和贫富分化少数人日益富裕,成为“大家”、“富农”,多数人贫困破产而成为各种形式的雇工那些土地较好,耕牛农具俱全,生产技术较高,劳动力强的农户日益富裕,资金越来越雄厚,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而另一部分农民,因为种种原因,在市场上失去竞争能力,越来越贫困化,加上高利贷的盘剥,以至丧失了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那些贫困潦倒的农民或成为无业流民,或流往城市,或为他人佣工总之,贫富两极分化已十分明显。

江南历来是比较富庶的地区,但由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对农村的冲击,从事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农民迅速发生了分化江南植桑养蚕的农户很多,对于他们来说,桑叶的贵贱,直接影响他们的收益,特别是对那些只养蚕不植桑的农民,更是如此当时浙江湖州、南浔一带蚕农,不少人是靠买桑叶养蚕(俗名看空头)的碰上桑叶上市少的年头,一些商人乘机囤积桑叶,以抬高叶价,牟取暴利于是蚕农就不得不借高利贷购买桑叶,结果债台高筑,最后蚕丝卖尽仍不抵债,只好卖房卖地还债,倾家荡产,变为农村中的无产者但也有些农民却因桑叶涨价而发了大财如康熙年间,浙江桐乡县官庄地方有个曹升,植了大片桑树,并养了30筐蚕,当年叶价暴涨,曹升见桑叶利大,就将蚕倒入河中,专卖桑叶而发了财成了富户另外,自然灾害也会把农民推向贫困的深渊乾隆末年河南省由于自然灾害“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煳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5自然灾害加上高利贷,使农民失去了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土地,成为“无凭借”贫民而另一方面那些“富户”也因为举放高利贷得到大量的土地结果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

失去土地的农民为谋求生存,或成为农村的雇佣劳动者;或入深山边荒地区开荒自种(这就是位于川楚陕边界的巴山老林等地流民群形成的重要原因,每年逗留在四川中部的游民就不下十余万人);或涌向城市和矿山,到一些较大的手工业部门去做工清初,景德镇有几十万从事制瓷的手工业者,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因贫困无所依而不得不离开农村“借瓷资生”6的农民云南铜矿、广东铁矿、京西煤矿的开采工,也大部分都是农村的破产农民 清代前期,特别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在农业经济中使用雇佣劳动的现象随着农民的分化而日益增多失去土地靠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越来越多雇工有长工、短工、忙工等区分农民无田者,为人佣作曰长工”,“计时而受值者曰短工”,“农月暂佣者曰忙工”使用雇佣劳动者特别多的是经济作物面积较大的地区湖南、福建是着名的产茶区,在湖南巴陵县的农业生产中“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7福建建阳县“春二月突添江右人数十万,通衢市集、饭店、渡口有毂击肩摩之势,而米价亦昂”8四川的甘蔗种植区,“平时聚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9,大部分都是长工特别是砍蔗季节,为了及时收获,往往需要雇佣大批短工如乾隆二年(1737年)广东电白县冯泮上雇短工帮助砍蔗,言定每日工钱十五文。

据 统计,仅乾隆元年至六十年尚存的58 000件刑科题本有关土地债务方面的涉及农业雇工的记载就有6000余件,分布地区达20余省可见乾隆年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相当普遍地存在使用雇佣劳动的现象 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雇佣劳动者与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雇工的地位已不同于以往的佃户,人身依附关系趋于松弛清初广大的“奴仆”和佃户的斗争,迫使清廷对赋税制度加以改革,放松了对丁口的控制商业性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那种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特别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为破产农民谋求生存外出佣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场所在商业性农业比较发达的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体现得更加明显乾隆十七年(1752年)浙江汤溪县谢起常,雇林乔嵩种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银八两三钱,并无工契这是无文契的长工,雇主谢起常对林乔嵩并无约束力和人身支配权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江宁宝山县的雇工蔡招,受雇于黄位中家,每月言定工钱三百文,既未立契约也无主仆名分因无主仆名分所以雇工蔡招与雇主黄信中基本上处于“平等”的地位这种人身关系的松弛,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修订的《大清律例》中得到了认可,“若农民佃户雇请耕种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同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10。

作为“凡人”就有权支配自己的人身,而不受雇主的随意役使这些有人身自由的雇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于是劳动也就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河南林县有十一处农村集市,那些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都在早晨赴集“受雇短工,名曰人市”一到农忙季节,雇主觅工,雇工寻活,通过“人市”——劳动力市场,“主人得工,雇者受值,习焉称便”11山东一些地区的贫苦农民,因为无地或地少,“每当日出之时,皆荷锄立于集场,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12这些受雇者,基本上都是短工,来去自由乾隆元年,直隶大兴县,雇工辛大哈给旗人地主的庄头李定国作短工,“后辛大哈上街卖工夫,李定国也出街上叫工去了”13,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商品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清代前期,从总体上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多数农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佃耕制度尚有着较牢固的基础,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土地三者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还有着强大的势力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经济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冲击了农村封建自然经济,使得许多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城郊、近郊,以及商业性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农村转入了商品生产的轨道农村出现了贫富分化的现象,产生了剥削雇佣劳动的“富农”和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

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又为这些雇佣劳动者提供了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导致了农业雇佣劳动的发展发生在清代前期农业经济中的这些新趋势和新变化,具有相当的不平衡性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除了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和其他个别地区外,大多数的农民和市场的联系仍然是偶然、稀少的,广大的腹地和边疆地区的经济仍然处于很不发达的状态就这种农业经济中新趋势和新变化的程度而言,只是一些商业性农业中特别发达的部门,部分生产中具有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而且是十分微弱的但它毕竟代表了一种历史前进的方向,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的萌芽就其时间而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代经济发展时期,康熙、 雍正两朝的发展又为乾隆时期的发展高峰准备了基础因此,康熙中、后期这种农业中的新趋势和新变化已见端倪,而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则更有所发展 清代前期,自明代开始依稀出现的手工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又有了缓慢的发展如何正确估计其发展水平,是我们要探索的第二个问题 首先,清代前期手工业中的雇佣劳动有了进一步发展,雇佣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受雇于江宁、苏州、杭州、广州等地丝织业作坊的织工,不下10万多人还有大批待雇织工,如苏州每天早晨都有大批织工在一定地方待雇。

花缎工聚于花桥,素缎工聚于白蚬桥,纱缎工聚于广化寺桥,锦缎工聚于金狮子桥他们都是急待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景德镇制瓷业中“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四川制盐业中雇佣工人亦“数十万计”这样庞大的雇佣工人队伍是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