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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班固史学观念的转变与《汉书》=“news_bd”> 　　《汉书》对司马迁开创的史学观念和史学形式做了大幅度的改造，使之能够更加适应王朝政治运作的现实状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汉书》将《史记》及其续书的通史改变为记载单一王朝兴亡的断代史;⑦在继承《史记》基本体例的同时重建了本纪、列传的文本形式，并删去世家二者都体现出西汉武帝至东汉明帝时期中国政治思想的巨大变化司马迁继承了战国秦汉间学术风气，力图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这是对诸子学术立场的总结《汉书》则深植于东汉早期的政治现状，聚焦于西汉官僚制度的运行通过班固的改造，纪传体史书成为来源于王朝政治记录又服务于王朝政治运作的史学形式正因如此，《权书》成为后代连续不断的正史编纂的真正典范和始祖 　　《史记》在司马迁死后不久就开始流传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散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询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褂》一总之，从西汉元、成间到东汉初期，《史褂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继承使褂体例续写武帝之后的历史，成为这一时代的史学风潮 　　使通指出《史记》的续书皆犹名《史记。

正如铭志》著录的冯商所续《太史公》和班彪的著作《史记后传》的书名所显示的，这些续书的性质都是对《史记》的补充冈村繁指出，这些续书其内容皆非前汉时代之断代史性质而应当视为通史增补《史记、编修通史，这是两汉之间包括班固之父班彪在内的历史学家的共同追求《权书》是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但是与《史记》后褂及此前所有继承使褂体例的史书都不同，它开创了以一朝为断限的纪传体形式 　　实际上，断代史并非班固最初的设想《后汉书班固传》记载，班彪去世之后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这表明班固最初所计划的是继续完善其父的通史性著作改变初衷而以西汉一代为断限创作新史，既意味着班固史学思想的转变，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重要转型在后代，断代史构成一个连续谱系，而在班固的时代，断代史是独一无二的，创立断代史就是将汉代历史从通史中独立出来，它的深层观念是以汉代为历史的顶点、通史的终结，是书写永恒的当代史将汉代历史置于神圣崇高的地位，也就是将东汉王朝置于神圣崇高的地位历史叙述成为王朝合法性的论证 　　史书是站在历史学家特定立场对历史存在的格义，历史书写就是为历史存在赋形和赋义的机制，其文本形式指向特定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

正如当代历史哲学家罗伯特伯克霍福所说的那样，从讨论历史文本著作转向考察文本、作者，以及各自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就是追问作为一个中介者，历史学者怎样、凭借何种方式啊种权威通过文本这种媒介周旋在被假设出来的过去与被经历的现在之间考察断代史成立的时代因素，就是追问这一史学形式与其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 　　东汉王朝自认为继承了西汉法统，对西汉历史的叙述直接关系到东汉王朝合法性的解释如果持通史观念，将西汉视作历史长河中的一环，那就意味着东汉王朝同样是历史演变的一个环节，既非受命于天，也无任何政治文化优势树立断代史的史学形式，就是要论证王朝法统的特殊性和神圣性促使班固转变史学立场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班固史学观念的转变是受到明帝直接压力的结果 　　而汉明帝对班固的压力，与新莽以来的政治局势和政治文化观念直接相关汉明帝需要用新的历史书写支撑东汉王朝的法统班固《典引》云: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与贾遴、傅毅、杜矩、展隆、希仔萌等，召诣云龙门，小黄门赵宣持《秦始皇帝本纪》问臣等曰:太史迁下赞语中，宁有非耶?’’臣对:此赞贾谊《过秦》篇云，‘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程未宜绝也。

rsquo;此言非是即召臣入，问:本闻此论非耶?将见问意开A耶?臣具对素闻知状诏因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司马相如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至是贤迁远矣 明帝专门举出《秦始皇本纪》的赞语要求诸文士加以评判，其用心非常明确，就是反对秦之社程未宜绝也如果秦代的社程可能延续，那么汉朝既非历史的必然，更无天命的眷顾这是汉明帝不能接受的因此，班固在权书叙褂中批判司马迁将汉代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以作为对明帝的回应在此形势下，班固一方面创作《典引》以颂汉，另一方面则是用断代体的突出西汉的历史地位，使之从百王、秦项之间独立出来 　　汉明帝的要求有其现实的政治指向西汉末年已经流行汉运已衰的思潮这一思潮在宣帝时因统治稳定而有所衰退，但在元、成以后愈发扩散，最终引发王莽代汉一7一新莽时期，西汉宗室受到了巨大打击;更始败亡，又葬送了民心思汉的形势，使汉家当复兴的观念遭受严重质疑两汉之际，人们并无汉受天命的信念面对这一形势，刘秀一面采取措施加强皇权，一面又高擎汉室大旗，大力宣扬汉家当复兴、天命在刘秀等神秘观念刘秀与公孙述关于天命的争论就是后者的典型之例。

但因为本身实力、权威和号召力先天不足，东汉政权一直缺乏坚固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河北、山东豪族势力在光武帝和明帝时代仍然不断挑战王朝的权威明帝虽然在刘秀的安排下继承皇位，但其地位并不稳定在河北、山东豪族势力的策动和参与下，诸王谋反的事件一再发生明帝对楚王英之狱彻底追查、残酷镇压，就是针对河北、山东的豪族势力 　　直到永平十六年，明帝还严厉惩处了淮阳王延之狱因此，永平十七年明帝询问班固等人对《秦始皇本纪》的看法，并严厉批评司马迁，提出贾谊秦之社程未宜绝也的观念是微文讥讽，贬损当世，其目的就是要向天下指出汉王朝是天命所归，是历史的神圣终结，其背后指向两汉之际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思潮 其次，班固创立断代史，还与班固的出身、其家传观念及个人遭遇有关班氏在成帝时已跻身于外戚之列班彪之父班稚与其伯父班伯、班游都受到汉成帝及成帝之母王太后的赏识班游曾与刘向同校秘书，并被成帝赏赐秘书副本据《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王刘宇作为成帝的叔父求《史公》诸子书而不许，可见被赐秘书是非同一般的荣耀因此班氏对于汉朝有着特殊的感恩之情更始灭亡之后，班彪著有《王命淤以阐发汉室受天命、天下必然归于刘氏的观念汉书班彪传》云: 惚乃著《王命淤，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柞，非诈力所致。

　　这是与贾谊挝秦姗完全对立的历史观念班固向汉明帝提出《过秦淤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并说明这是自己素所闻知的观点他的观念显然也来自其父班彪而不全是屈服于压力的迎合之语在西汉，天命无常、天命不可恃的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而与阴阳五行观念相融合的儒家思想也认为王朝的盛衰更迭是理所当然的历史进程贾谊、司马迁的历史观念，刘向、杜邺、谷永等儒臣的奏章，都反复申说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弊政展开激烈批判与之相比，班氏父子的政治、历史观念体现出东汉士人独立性和批判力的严重衰退 　　据《汉书》本传，班固在着手编撰权书》之初就因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而被系入京兆狱，若非其弟班超诣阀援救，班固是否能逃脱此难殊难逆料出狱后的班固在汉明帝的命令下与同僚一起编修东汉开国历史所成《祖本纪》、列传妃录东汉开国功臣的传和载记妃录两汉之交军阀混战之事二十八篇，都是呈献给汉明帝的可以推断，这些史著必然包含着相当多歌颂东汉的成分，不会像《史记》那样充满批判精神正是在通过这一考验之后，汉明帝才允许班固重新继续西汉历史的编写 　　班氏所依附的政治势力一直处于光武帝和明帝的猜忌之中班固之父班彪曾依附院嚣，后为窦融从事班固、班超兄弟也都附于窦氏。

窦氏数代经营凉州，加入刘秀集团最晚在光武帝时代，窦融小心谨慎，仅得自保明帝即位以后，从永平二年至永平五年连续对窦氏家族予以严厉打击虽然后来窦氏有所复兴，但一直处于明帝的防范之下一一作为窦氏派系之一员，班固必然也时时受到汉明帝的监督在这种动辄得咎的处境之下，班固无论出于何种缘由都必须颂汉、迎合汉明帝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 　　断代史的体例也体现出政治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司马迁用外攘夷狄，内修法度来概括汉武帝时代西汉是中国帝国的奠基时代，对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对外不断用兵扩张，扩大了国家版图和政治视野随着王朝政治的复杂化、制度化和精密化，需要更为完备的史书形式来记载王朝政治历程《汉书》对后代史书影响非常巨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断代史比通史更易于翔实细密，更切合官僚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在司马迁时代，上古史材料较少，故可以用通史包罗而在后代史料丰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事件复杂，通史难免会失之简陋《史通六家》对《汉书》的评价正说明断代史的长处: 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该密评价恰如其分刘知几论纪传体史书，尤其注重断限严格，其着眼点在于断限严格在史学上的便利。

如果断限不严，在刘知几看来就会产生材料重复而叙事夹缠不清之弊的体例更加严密切合官僚制度的运行状态，这对理解权书》和后代正史的历史书写模式都十分重要，对此将在下文详加分析 　　《权书》大体继承了的体例，但在实际编纂方式上又多有修改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体现在列传之中权扮和《史卿相比最显著特征是叙事性的衰退以及与之伴随的公文、章奏、诏书的大量引用这就是赵翼《廿二史札记提出的多载有用之文: 迁喜叙事，至于经术之文，干济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简固则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此其所以卷峡多也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 　　班固非常重视有关国家大计的文献，与国家治乱有关的章疏诏令，班固皆极力载入而《史褂所载之文献，往往不尽备史学之价值一巧一贾谊的传记就是明显之例在《史记》中，贾谊与屈原合传，着眼于他们都是才高而遭贬滴，多感慨抑郁之情因而在《史记》只收录其《吊屈原赋》和《鸟赋》为贾谊单独列传，除了《史记所载二赋之外，大量增加了贾谊论政章疏，计有《陈政事疏》、《论淮阳王等励》 ,《谏封淮南厉王四子励》此外，在《食货志》中也载入贾谊民背本趋末。

这些都是与汉初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献尤其是《陈政事疏》，篇幅极长，针对文帝时汉朝所面临的内政外交困难提出一系列积极的解决方案文帝以后解决匈奴、王国问题的政策，也大体延续贾谊的思路总之，贾谊主要是以悲哀伤感的年轻文士面目出现，这不但未能表现出贾谊的全貌，还隐没了汉初国政方针的诸多重要方面无论就了解贾谊个人历史而言，还是就了解汉初政治而言，《汉书》在史料上都更加完备 　　《权书》的这一特征建立在汉代政治运行制度的基础上大一统的官僚体制至汉才确定了那些基本原则、规范与特色，官文书在汉代政治中有重要作用在汉代，官府之间、官府与皇帝之间的事务处理、相互沟通主要是依赖文书来实现，文书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草拟例行公事的报告和收集治理帝国所需的基本材料吏的工作是抄录诏令和历法，以便向各郡县分发《汉书》中记录的诏令、奏章文书以及近代西北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犊，都可以说明文书在汉代的重要作用 　　汉代的官文书在中央收藏于石渠阁洒、东观冻、兰台、尚书台诸处收藏文书档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参考前例，为施政、决策提供借鉴司马迁在编撰《史记时，曾经利用到兰台石室中收藏的文书。

所谓系由史记、石室金匾之书中的石室，就是指兰台石室而言西汉的文书档案在东汉依然得以妥善保管，和东汉的诏书奏章一起存放在南宫的尚书台阁谢承《汉书》记载: 承父婴，为尚书侍郎，服事丹握，弥纶旧章，每读高祖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佐国诩治，窖愕谏争，诸节隐逸，儒林征聘，策文通训，条在宫禁，秘于有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