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比较分析.doc

民国时期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比较分析=“news_bd”> 　　近代中国有1 /3 的农户收不抵支，超过40%的农户依靠举债维持生计，而20 世纪30 年代受国际国内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枯竭，农民借贷无门，农业生产爆发了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急的农村经济问题，南京政府设立了许多金融机构以经营农贷业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它们在全国各地广设分支机构，向农户发放贷款，有效地缓解了当时农村的资本竭蹶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开展了研究，姚顺东、傅亮、池子华、黄娟娟等人分析了农本局的金融业务，关永强则进一步分析了何廉对农本局的改革和农本局被裁撤的前因后果; 蒋国河、邹晓昇和黄静以及张天政等人研究了中国农民银行的农村贷款，龚关专门论述了中国农民银行的土地金融业务，还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农民银行的档案资料汇编但是上述研究均为个案研究，将两大农贷机构进行比较分析的则尚付阙如，对档案资料的挖掘也不够充分为明了近代农村金融建设的成败得失，为我们现阶段的金融工作提供经验借鉴，笔者对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作一比较分析。

　　一、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 　　在农本局成立之前，南京政府缺乏专门的农贷机关，而近代各大银行直接投资于农村，出现了区域集中和无序竞争的乱象有鉴于此，1936 年9 月，实业部部长吴鼎昌联合了银行界成立了专司全国农村金融业务的中央机关农本局，计划在全国农村建设合作金库体系和农业仓库网络，以统筹全国的农贷业务农本局( 1936—1942 年)的股本包括了财政资本和银行资本，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孔祥熙任理事长首任总经理为陈振先，总部内设了农资处和农产处，建设了若干包括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在内的分支机构，主要经营农贷业务和农产运销，在此期间由于农本局的资金和人手不足，而陈振先又无力解决，农贷业务的发展非常有限1937 年10 月到1941 年2 月，何廉接任了农本局的总经理，改革了农本局的组织结构，将农资处和农产处合并为业务处，将自己管辖的另一个机构农业调整委员会归并成为农本局的农业调整处，增设了合作指导室为了解决农本局的资金和人力问题，何廉借调了农业调整处的部分资金，招募和培训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在业务内容上有所扩大，新设的合作指导室开展了合作行政工作，以健全合作社的组织质量; 农贷业务除了原来的金库贷款和农仓贷款，还经营了良种贷款和水利贷款; 农产运销业务增添了收购战区物资的内容，主要交由新成立的下属企业福生庄负责。

在此期间农本局的农贷业务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成立了合作金库175 所，农业仓库90 所，总放款规模达两千余万元1941 年2月至1942 年12 月，穆藕初接替何廉担任了农本局的总经理，由于南京政府的政策调整，农本局的农贷业务和相关机构均被移交给了中国农民银行，此时农本局的主要业务为棉纱和棉布的收购、生产与销售，总部科室主要为业务处和运输处，分支机构仅剩下各地的福生庄1942 年农本局被撤销，其机构和人员被改组为花纱布管理局 　　中国农民银行( 1935—1949 年) 的前身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以下简称四省农行) ，设立初衷是为了恢复战后的农村生产，以经济手段配合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四省农行于1933 年4 月在汉口成立，它是股份银行，额定资本为1 000 万元，领导组织为股东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采用了总分行制总行下设总务处、业务处、券务处、会计处和调查处等部门，分支机构包括分支行、办事处、附属的仓库和农贷所等机构，两任总经理为郭外峰和徐继庄农贷业务主要为合作社贷款和农产品抵押贷款，还经营了证券投资、商业贷款和农产贸易等其他业务随着业务范围扩及全国，1935 年4 月，四省农行被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 以下简称为农行) 。

农行成立以后，财政部为其增资了5 000 万元，1936 年春季农行获得了法币发行权，即它发行的银行券与中央本券一律行使，1942 年发行权被中央银行收回领导组织上，1935 年农行将理事会改为董事会，设立了常务董事，将监事会改为监察人会抗战期间农行迁至重庆，将常务董事改为董事长制，孔祥熙和陈果夫先后担任过董事长，四任总经理为徐继庄、叶琢堂、顾翊群和李叔明业务机构上，1940 年5 月前，农行沿用了四省农行的总分行制度，总行内部主要设立了总务处、营业处、会计处、调查处和稽核室等科室;1940 年5 月将总分行制改为总管理处制，总行被改组为总管理处，内部科室主要为总务处、业务处、农贷处、储蓄处、信托处、发行处、经济研究处和土地金融处农行分支行的数量和范围增长较快，还增设了农贷通讯处、简易储蓄处和合作金库等下属机构农贷业务也相应地扩大了，不仅放款规模成倍地上升，1940 年还尝试经营了土地金融业务但是中国农民银行在1942 年之前并非专门的农业银行，它将大部分资金投资于商业和证券，直到1942 年奉命接管了其他国有机构的农贷业务以后，农行才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农业银行 　　二 、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机构与制度比较 　　南京政府对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政策定位不同: 农本局是中介机构，即以农本局为桥梁，将资金、技术及人才等资源引入到近代农村，健全和发展合作组织，建设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注重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培育以农民为经营主体的农村金融制度。

农行是金融企业，在近代农村广设分支机构，向农民提供正规的现代化金融服务，抑制传统高利贷的不良影响，以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政策定位的不同导致了农本局和农行在营利性质上有所差别，农本局是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而农行是营利性的国有银行 　　在股本来源上，农本局原计划由政府出资3 000万元和银行界出资3 000万元，分五年缴清，但是银行界的资金仅兑现了第一期的600 万元，剩余的资金在抗战爆发后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被落实，农本局的总股本仅有3 600 万元农行的总股本为6 000 万元，其中来自于国库和省库的资本有5 525 万元，遗族学校、武岭学校、黄埔抚恤委员会和中央军校同学会抚恤金认购了剩余的股本，所以农行的股东均来自于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各部门 　　在融资渠道上，首先，农本局和农行都可通过吸收存款、发行债券和累积利润进行筹资在存款业务上，截至1940 年底，农本局共吸纳了存款约290 万元，而同期的农行拥有存款4. 48 亿元其次是发行债券，由于抗战期间的公债贬值厉害，销路不畅，农本局从未发行过债券，而农行为开展土地金融业务分两次发行了11 亿元的土地债券，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才销售完毕。

再次是利润累积，由于南京政府在农贷业务上实行了利率管制，农本局农贷业务的利润并不丰厚，虽然附属企业福生庄的棉纱业务收益颇丰，但是福生庄在财务方面独立于农本局总部，福生庄的利润不能挪用于总局的农贷业务农行实行的是合并核算，其他业务如证券投资和信托业务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贷收益的不足此外何廉借调了农业调整处的资金2 000 万元用于经营农贷业务，而农行拥有发行法币的特权，截至1942 年它一共发行了数十亿元的货币总而言之，农本局的资金并不宽裕，可用于农贷业务的资金约有6 000 万元，但举债能力不强，面临较大的预算约束，而农行则资本雄厚和具备了较强的融资能力 　　在管理结构上，农行和农本局都是股份制结构，但是总部组织略有不同农本局的总部只有理事会，没有监事会，23 名理事中有一半是银行经理，另一半是政府官员，这样的理事结构原本是为了集合政界和金融界的力量共同发展农村金融，但是随着抗战的爆发银行理事纷纷自顾不暇，他们对农本局的业务经营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农行总部有股东大会、理事会( 董事会) 和监事会( 监察人会) ，其中不乏政界要员，如陈布雷、陈果夫、孔祥熙、吴铁城等人关于农贷业务的内部科室，农本局在陈振先时期设立了农资处和农产处，在何廉时期主要为业务处、农业调整处和合作指导室，而农行总部在1940 年之前并无专门的农贷科室，农贷业务由业务处或营业处负责，1940 年农行改为总管理处制度以后，专门设立了农贷处、土地金融处等处室负责农村金融业务。

在总经理方面，农本局的总经理陈振先、何廉和穆藕初均为海归学者，他们对于近代农业经济都有着自己的思想理念，在日常管理中都将自己的经济理论用于实践，可谓学者从政; 农行的总经理郭外峰、叶琢堂和李叔明均为企业家出身，之前主要从事银行工作，而徐继庄和顾翊群为公务员出身，先前主要从政，因而他们在领导风格上与农本局的学者型总经理大相径庭 　　在与农贷业务有关的分支机构上，农本局除了农业调整外，还在各地广泛设立了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农业调整处主要发放了农田水利贷款、粮食生产贷款、经济作物产销贷款和农村手工业贷款，其财务核算独立于农本局总部合作金库是一种金融互助机构，主要业务是向加入金库的合作社发放信用贷款，金库的股份本应由合作社全额认购，但是近代农民普遍贫困，难以筹集到金库资本，南京政府便规定农本局可先行认购合作金库的股本，以便金库开业和向农民放款随着贷款发放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合作社可逐渐购回金库股本，实现金库的民营化，为促进合作社认股，农本局在金库经营中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规定同时在何廉的要求下，金库经理一方面邀请当地政府加入金库，以便金库和政府结成利益共同体，减少高利贷集团的业务阻力，例如定番金库邀请了定番县县长出任金库的理事长; 另一方面，在每年农历的一月份到三月份，金库职员必须下乡到各村解答农民关于贷款的问题和劝导各个合作社增购金库股本。

农本局的农业仓库面向农户开设了抵押贷款，包括农产储押贷款和农具抵押贷款农行从事农贷业务的分支机构除了分支行外，还有吸收农民存款的简易储蓄处，办理抵押贷款的农民动产押款所和农业仓库，1939 年开始设立了合作金库等机构，因而，农行的机构种类更加丰富在数量上，截至1940 年底，农本局有168 所金库和69 个农仓，农行有83 个分支行、分理处和办事处，以及159 所合作金库，两者差不多; 在地域分布上，农本局覆盖了15 个省，农行为19 个省，农行的业务范围更加广泛，而在抗战期间双方都以川、黔、滇、桂等省为主要区域，经营范围发生了重叠 　　在职员方面，为了贯彻农本局以合作组织为先导、以金融工作为中心，重视应用农业技术的指导思想，何廉为农本局打造了一支年轻人居多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首先，聘请了被经济部裁撤的合作司司长章元善出任了合作指导室的主任，接收了一批原合作司的人员，派往各地协助金库经理进行合作社的工作其次，农本局在汉口和长沙成立了招募站，招募了数百名大学毕业生和愿意从事农贷工作的社会青年，大学生多来自清华大学和金陵大学等著名学府，平均年龄为20 岁左右，社会青年也不超过30 岁，在重庆成立了合作训练班，由林熙春、徐仲迪、邹枋、张履鸾等农业经济专家教授他们关于会计、法律、合作等方面的知识，再由卫生部门和技术机构对这些学生进行急救、卫生、保健、种子鉴别和产品分级等实务经验的培训，以便更好地适应农村生活和经营农贷业务，农本局将这些大学生分派到了各个金库和仓库从事农贷工作。

再次，农本局招募了许多因为战事而失业的水利工程师，在农本局的水利贷款中负责勘测设计工作; 聚拢了因为撤退至重庆而星散的中央农业实验所和全国棉花改进所的技术人员，由农本局提供运输工具，将他们派至各地协助农本局推广改良种子相比于农本局，农行的职工多为从事金融和会计工作的人员，合作行政的指导人员和农业技术的专业人才比较少 　　三、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比较 　　首先，比较农本局和农行在放款规模上的差别由于农行的资金雄厚，历年农行的农业放款余额均大于同期的农本局，1937—1940 年，农行的年放款余额分别是同期农本局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