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思想比较.docx

本文格式为Word版，下载可任意编辑刘知几与章学诚史学思想比较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思想之比 ——《史通》与《文史通义》读书札记 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中国古代的史学大家，他们的史学思想代表了当时史学进展的最高水平，其代表作《史通》及《文史通义》那么是两人思想精华的表达，他们的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学的进展与昌盛 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进展了刘知幾的思想，因此两人的思想在史学批判理论、史家修养理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但同时两人又在史识与史德、史法与史意及史书编纂等地方各有其独到的见解 一、史学批判理论的共通之处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判进展历程中，刘知幾奠定了古代史学批判的理论根基，而章学诚那么完善了史学批判理论，使其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因此，他们的史学批判思想存在着共通之处，表现在: 一、提防秉笔直书，讲求实事求是刘知幾在《直书》和《曲笔》篇中总结了历代史家两种截然相反的“直书”与“曲笔”操守，他本人倾向于撰述能够“秉笔直书”，反对“文过饰非”他强调史家写史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实录”精神（《史通·直书》）。

在史书文风上，他强调贵在“质朴”，切不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史通·载言》），否那么就会在写作时失实，导致以文害事 章学诚继承和发扬了刘知幾这种“秉笔直书”的修史之法，并强调史学“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章学诚强调史家应“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文史通义·史德》），即在史书的书写中应尽量崇敬客观史实而不要过分地掺杂个人的主观臆测成分 二、强调史学的现实功能，即“经世致用”刘知幾在修史过程中一向坚持着“以史为鉴，以史辅政，以史教化”的立言宗旨他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曲笔》），同时又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那么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史通·直笔》），他 坚信史书的记事载言，能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 章学诚提出对学问的研究务必做到“经世致用”在《文史通义》一书开头他就说：“六经皆史”章学诚认为：六经都是先王的政典，是保存先王制度的史书，“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由此可以看出，章学诚看法通过史书来借鉴治世之道 三、反对文人修史刘知幾认为文与史“较然异辙”，世人看重文采，崇尚浮丽，写史者追求词藻之绮丽，文句之对偶，结果“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这样的史书“行之于世，那么上下相蒙；传之于后，那么示人不信”（《史通·载文》）当然，也不是说他不看法史家修史讲究文采他在《史通·叙事》篇中说道：“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 ”所以，他认为编撰史书确定要讲究叙事，好的史家也确定要擅长叙事何谓擅长叙事？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简、晦、朴简是“文约而事丰”，晦是言简而意赅，朴是明显明白，不滥加修饰，浓墨重彩 章学诚认为文人写作提防手法技巧、修辞炼句，但史家写史那么提防史料，提防言之有据反对文人修史，实际上是反对文人在写史时掺杂过多个人情感他认为，文人不能修史是由两种学科的分工不同造成的，并不涉及个人才能大小 二、史家修养理论的异同 刘知幾提出“史才三长论”，明确指出一个史家应同时具备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指具备历史的编纂方法和表达才能。

史学”指具备广博的学识、积累充沛的史料史识”那么指对历史事情、人物是非曲直的鉴别、判断才能，即史家应具有独立的历史见解、彰善贬恶的立场和气恶必书的态度 所谓“史才三长论”，是刘知幾当时对礼部尚书郑惟忠“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的回复他的回复是这样的：“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那么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 章学诚对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特别推崇，并在此根基上，进一步丰富和进展了刘知幾的“史才三长”，提出了“史德”说因此，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既有一致处，又有不同点 一、刘知幾与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 刘知幾认为：“苟非其才，那么不成叨居史任”（《史通·核才》），从事历史写作，文字语言的表达才能分外重要，没有好的文字语言表达才能就无法切实流畅地表达出的思想，自然也难以广泛流传关于“史学”，他看法博学多闻，广采众说，认为积累充沛史料、扩大眼界是治史的根基。

他指出：“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史通·采撰》）刘知幾明确史家只有做到博学多闻才能成为一家，流传于后世至于“史识”，刘知幾那么强调：“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史家要有忠于史职、坚持直书的精神他在《史通·鉴识》中指出，历史传承主要靠文章，史学家在写文章时应当“辨其利害、明其善恶”他指出史家还应具备熟悉历史的理论水平，“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仆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史通·杂说下》），假设史家对史料缺乏鉴别才能，即使拥有再多的材料和学识也是枉然 同样，章学诚也看法一个良史应具备“史才”，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非才无以善其文”，假设一个史家没有组织史料和文字表达的才能，就不能写好文章，而文章写不好，就不能达成以史传意的效果章学诚也认为历史需通过概括史事来表达，没有丰富的史料，历史的研究进程就无法推进，即“非学无以练其事”（《文史通义·史德》）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说林》中对“史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他认为文辞就像资产货币，而史识像一个精明的商人，会经营比拥有资产更重要。

由上可见，两人都认为“才、学、识”是史家务必具备的优秀品质 二、刘知幾重“史识”，章学诚重“史德” 刘知幾认为“史识”最重要他认为史识是史学的灵魂所在，“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史通·采撰》）在收集材料时，应具有史识，要能分辩材料真伪，要具备对 历史事情、人物是非曲直的鉴别及判断才能在写作历史时，一个重要原那么便是秉笔直书为此，刘知幾在《史通》中特意作《直书》、《曲笔》两篇，强调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他全力赞扬历史上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家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大无畏气概，对那些曲笔之徒那么举行了猛烈批判，把他们当做“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因此，在刘知幾看来，“史识”最为重要 章学诚那么最重“史德”虽然章学诚对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极为赞美，更加对“史才三长”中的史识更是推崇，但他认为假设仅用“史才三长”来概括优秀史家应具备的全部修养是明显不够的，正如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所说：“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此，章学诚在总结刘知幾理论的根基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史德”说，深化和进展了刘知幾的史家修养理论。

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文史通义·史德》）所谓“史德”就是史家的心术，这种心术指史家在从事历史写作时，是否对历史存有敬畏之心，能否忠于客观史实章学诚在《史德》中指出：“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惑，而气失那么宕，气失那么激，气失那么骄，毗于阳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故曰心术不成不慎也”（66~67）写文章时要有史德，要心平气和，心术端正假设一个人没有史德约束，不能做到心平气和，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轻易参与个人感情，轻易流失客观真实性因此，章学诚认为“史德”是更为重要的 虽然刘知幾的史识中也包含按照客观事实、秉笔直书的观点，但章学诚把它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在刘知幾“史才三长论”根基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说 三、“史法”与“史意 ” 刘知幾撰写的《史通》主要探讨和总结史书体裁、体例，尤其细致议论了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源流和得失，专心分析和总结了纪传体史书的编纂阅历，提出了一些改造前朝史的看法和设想与刘知幾所不同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侧重对史家撰述思想的研究，他自己也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文史通义·家书二》） “史法”，按章学诚的说法大体是指“馆局纂修”，即史书编纂的方法《史通》全书的主要思想是史学批判，刘知幾自称此书“商榷史篇，下笔不休”，（《史 通·原序》）此后书内容看，刘知幾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撰、文字表述、撰述原那么等从以上来看，《史通》可看作是一部探讨“史法”的著作当然，刘知幾不仅重视“史法”，而且也并未忽略对“史意”的探讨，如“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史通·自叙》）刘知几的“史意”在于维护名教，实现史学的彰善瘅恶的社会功能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如此由斯言之，那么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 章学诚通过对前代史学家更加是刘知幾的对比分析，认为只有具备“史意”的史学才是正真的史学，“史意”是史学的核心问题章学诚所说“史意”就是治史的“意旨”，即宗旨和意图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之力以成之”（《文史通义·史德》），“史意”务必要表明历史进展的客观规律，在历史进展中得出客观熟悉，才能达成“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最终目的。

可以说，刘知幾切实重“史法”，但同时也重“史意”刘知幾的“史意”倾向于维护名教，惩恶劝善，强调史学彰善瘅恶的社会功能；章学诚的“史意”那么着重指出史家要有自己的史学思想体系，形成所谓的“独断之学” 四、史书编纂看法的对比 刘知幾与章学诚同为我国史学大家，他们对于以往史书的编纂方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批判，并同时有着自己的观点 刘知幾对历史编纂学的论述，在《史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无论是对各类史书的批评，还是对历代史书修纂处境的论述，都贯穿着自己对于修史方法的看法内篇对纪传史各构成片面的撰写方法、义例尺度详加申述，对史书载文、书事、记人等，都有专篇探讨他的看法主要表现在： 一、看法史书编纂的模范化，提出本纪只能记载帝王，批评《史记》为项羽立本纪；批评班固不该在《汉书》中设《古今人表》；批评《隋书》纳入南朝梁代史事不合断限指出本纪不能写成列传一样的形式，对世家、列传等义例的问题也都有明确见解，看法史书模范化的倾向特别明显 二、看法改造创新书志他看法删改《艺文志》，认为汉书以下历代正史多 设艺文志，“夫前志已录，而后志仍书，篇目如旧，频烦互出，何异以水济水，谁能饮之者乎”（《史通·书志》），这样长此以往重复记载现象严重，因此他建议“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后世大量纪传体史书采用了这一看法。

再者，他还看法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刘知幾提出“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