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绪论历史学论文.doc

《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绪论_历史学论文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政府部门、甚至普通公民的重视而生态环境的演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渐进过程，需要将其回溯到久远的史前阶段才会看得清楚些夏是我国古籍中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建立的国家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完成，人们对夏商两大王朝的历史面貌、年代框架、发展脉络已经有了较前清晰得多的认识这不但大大丰富了中国上古文明史的内容，又有力激发了人们进一步探索夏商历史、拓宽其研究领域的热情夏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重要时期，它既是最早建立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王权制国家，又是史前时代与文明时代联结的纽带和交汇点，也处在地球地质和古气候史上的重要时段而在目前的学术界，对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的专门研究还显得十分薄弱，更缺乏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方面综合研究的成果本文将对史前及夏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作一较系统的探讨，以加深人们对史前及夏代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并祈望对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资料和借鉴第一节 有关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的简略回顾一、古代先哲的见解对包括夏代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我国古代的先哲们很早就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在《周易·谦卦·彖传》中，就提出“地道变盈而流谦”的看法，认为地壳的高低形态会发生变化《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歌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实际上已认识到在漫长的地质时代发生的极为悬殊的海陆变迁葛洪《神仙传·王远》提到的“东海三为桑田”，即为表达海陆变迁的成语“沧海桑田”的出处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座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沈括根据太行山麓岩石中嵌有螺蚌化石及沉砾岩的沉积带，推断这里过去曾是海滨，又利用尧舜时代的历史遗迹和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比较方法，进一步说明现在的广袤平原过去却是浩渺的海洋，并指出华北平原的形成是由于黄河等河流的泥沙沉积而成的这就把前述“沧海桑田”的假说建立在有力的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也是对华北大平原形成原因的首次科学解释①对于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情况，元代金履祥曾精心研究了古代中原地区先秦两汉时代所栽培的经济作物，做出了古代要比元朝气温高的推论②。

此外，清代学者张标和刘献廷分别在其著作《农丹》和《广阳杂记》中，怀疑历史时期气候的恒定性，提出各朝气候常有变化的见解如果考虑到20世纪初期欧洲仍有若干天文学、气象学家坚持不合时宜的古今气候一成不变的错误观点③，那么我国古代哲人的上述认识显得多么睿智和富有远见二、近代学者的认识到了近代以后，对古代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率先进行研究的应推蒙文通先生他于1930年在南京《史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一文，以后又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了《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在《图书集刊》上发表了《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等论文，认为古代黄河流域河湖密布、气候适宜、盛产竹子和水稻，“正有似今江南地带，则古时北方气候之温和适宜，必远非今之荒凉干亢者比矣故中国古文化必发生于黄河流域而不在长江流域也并指出气候恶化是黄河流域人民在西周末年大量南迁的原因之一④夏商周密切相连，被统称为“三代”，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商史研究首开三代先河，其中也包括了对环境变迁的研究对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研究较早、用功最勤、建树颇丰者当为胡厚宣先生1933年，胡厚宣发表了《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文中“曾援蒙文通先生之说，以申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暖”⑤。

1938年，他又发表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一文，在文中他专设《农业环境》一节，根据卜辞所载降雨、降雪、获象、捕兕的刻辞，和殷墟发掘出的今多见于南方的竹鼠、獐、大象、圣水牛相印证，推测殷代“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甚或以南者相当也”⑥1940年德国学者魏特夫格(Karl August Witffogel)发表《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一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胡道静、金良年：《<梦溪笔谈>导读》，巴蜀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315页；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311—313页②秦嘉谟编：《月令粹编》卷二十三孟春条下，嘉庆十七年刊③竺可桢：《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光明日报》1961年4月27—28日又见《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④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1930年南京中国史学会出版；《古今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蒙文通讲述，王树民笔录)，《禹贡》半月刊，1卷3期，1934年3月北平禹贡学社出版；《由禹贡至职方时代之地理知识所见古今之变》，《图书集刊》4期，1943年3月出版。

⑤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刊北京大学潜社《史学论丛》第一册⑥胡厚宣：《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民国三十三年，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引用卜辞中有关天象、农稼、征戎、游田之纪月者370条，证明殷代气候较现代为稍暖①这有力支持了胡厚宣的观点但胡厚宣、魏特夫格等人关于殷代气候较今为暖的观点遭到了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的反驳，他于1942年发表了《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认为这一观点尚有可商讨之处，“骨化石所提出者，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卜辞是不能证实，也还有许多问题”②为了对殷代气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回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异议，并进一步确立自己的观点，胡厚宣于1944年又发表了《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的长篇论文，该文翔实地考察了史前时代、历史时代、欧美各地的气候变迁，并深刻分析了古籍中所见气候方面的史料，进而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论证了商代的气候状况文中利用丰富翔实的甲骨文资料，进一步论证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③胡厚宣的这篇力作是在殷代气候研究中影响较大的鸿篇巨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的《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二》)及《再谈殷代气候》④等文中，仍对胡厚宣等人的观点持不同意见，坚持认为殷代气候与今世“实在无甚差异”。

由于对甲骨文字的解释不同和对考古材料认识上的参差，导致了董作宾与胡厚宣在殷代气候上的“根本不同”的见解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环境尤其是气候状况的变迁徐中舒先生于1930年5月发表了《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一文，他根据甲骨文中“获象”、“来象”的记载，结合《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商人服象”之传说，指出殷墟之象，“必殷墟产物”，并非“他处贡献”而来他又考释出“豫”字为“象邑”之合文，得出“殷代河南实为产象之区”的结论，并诠释了“爲”字“从又牵象”，“实为殷人服象之证”他还根据西方地质考古学家桑志华1923年在内蒙古、宁夏及华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黄土地层中发现的犀、象等动物化石，认识到当时北方的自然环境适宜这些热带动物生存，并推测它们“由旧石器时代绵延至于殷商以前，(或虞夏时)仍生息于黄河流域，实为意中之事”⑤1928年殷墟开始进行科学发掘之后，伴随古代器物出土有一些古动物标本，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1936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和中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联合发表了《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⑥这篇专门研究殷墟古动物的论文之后，杨钟健又发表了《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Karl August Witffogel，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GeograpHcM Review Vol．xxx No．1 Jan．1940。

又见陈家芷译：《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月刊《大学》一卷一、二期②董作宾：《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民国三十一年，刊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3卷1—4期合刊③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年④董作宾：《再谈殷代气候》，作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原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又见《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篇第三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⑤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⑥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其意义》①，杨钟健与刘东生合作发表《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②等论文文中将殷墟哺乳动物共分为29种，指出这些动物的种类与今日安阳之动物有明显的不同，认为：“此不同之故，恐气候与人工，兼而有之以上这些有关殷墟动物的研究，对认识夏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研究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包括夏商在内的远古时期生态环境的研究虽未出现过热潮，但也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1957年，台湾学者张秉权发表了《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一文，该文力图从材料上驳倒殷代气候较今稍暖的观点，以维护董作宾有关殷墟气候观点的“极为正确”③他在后来发表的《殷代的农业与气象》一文中，专门列有“殷代的气象”一节，坚持己见另一位台湾学者丁骕于1965年发表了《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他根据对黄河冲积量和黄土被蚀去容积的估算，推测出夏代之前及夏商时期华北地区的地貌状况，认为“禹之前”华北黄河沿岸的气温为夏热冬温，到禹时逐渐减低，商代早、中期最冷，盘庚迁殷时又转暖，“约同今日九江一南昌、岳阳一带的气温”④狩猎是商王的一项经常性活动，狩猎的动物及其分布区域与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中就提到过商代田猎的地域问题董作宾在《殷历谱》中涉猎了田猎区域问题1956年陈梦家先生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中也论述了沁阳田猎区及有关田猎的方法李学勤先生在1959年出版的《殷代地理简论》中也认为商代有田猎区，并考证了其所在的地理位置而1964年台湾学者黄然伟先生的《殷王田猎考》则是较早系统论述商代田猎的专著文中不仅对商代田猎卜辞进行了分类、分析了卜辞中田猎的诹日和采用的方法，还对田猎的禽获物、田猎的区域做了较深入细致的讨论⑤。

姚孝遂先生于1981年在《甲骨刻辞狩猎考》一文中论述了狩猎的手段、种类、参加者和狩猎的性质⑥此后孟世凯⑦、杨升南先生⑧等也对商人的狩猎活动作了探讨而陈炜湛先生的《甲骨文各期田猎刻辞概述》对甲骨文中的田猎地点及田猎中心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辨和论证这类有关田猎的文章在一些方面涉猎了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信息，但还缺乏将二者(即狩猎活动与生态环境)有意识联系起来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①杨钟健：《安阳殷墟扭角羚之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②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③张秉权：《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之商榷》，《学术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57年④丁骕：《华北地形史与商殷的历史》，《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0期，1965年⑤黄然伟：《殷王田猎考》，《中国文字》第十四册，1964年⑥姚孝遂：《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⑦孟世凯：《商代田猎性质初探》，载《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⑧杨升南：《商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