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向南移动)@.doc

1向南移动：1945 年以来的全球基督教（美）达纳·L.罗伯特（Dana L. Robert） 、徐以骅译[内容提要]：本文对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基督宗教的变革，即基督教从欧美向南半球的大规模文化和地理上的转移作了宏观的描述作者指出，一位典型的 20 世纪末的基督徒已经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女基督宗教是欧洲殖民压迫者宗教的年代正在更迅速地成为与我们时代渐行渐远的过去当前世界基督教的主要动力来自赤道以南当基督教南移时，拉美、非洲和南亚人民对基督教的解释也就变得重要起来世界教会面貌的改变也对历史学者提出了新的解释上的挑战即需将其视线超越西方模式的界限，而落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信奉耶稣的活生生民众的心灵和处境之上[关键词]：世界基督教 向南移动 全球/地方结构1938 年 12 月 12 至 29 日，迄今为止世界基督教最具代表性的会议在印度的坦巴兰召开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中国部分领土已被日本占领，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耀武扬威，而斯大林主义正在到处逞威正是此时，来自69 个国家的 471 名代表会集马德拉斯基督教大学，参加国际宣教协会第二届 10年一次的大会来自非洲大陆不同地区的非洲基督徒第一次彼此相遇。

非洲代表团旅行数周，坐轮船先从西非到开普敦，再绕过好望角直抵印度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并被军阀及国共斗争弄得四分五裂的中国，派遣了 49 名正式代表，其中几乎2/3 为中国人，其余为传教士当时其影响正处于高峰时期的妇女宣教运动，要求在马德拉斯得到妇女的充分代表权她们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结果 60 位妇女由各国基督教协会派遣与会，另有 10 名妇女作为特邀代表那些来自不久就要兵戎相见的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在委员会一起工作，他们共同的基督教信仰超越了存在于比利时人、丹麦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荷兰人、挪威人以及其他人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一多重全球危机的时刻，把这么多人吸引到印度来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后进教会建成历史的普世基督教社会之一部” 1随着基督教宣教事业在世界许多地方取得成果，较后进的非西方教会站出来与较先进的西方教会共同考虑普世教会的信仰、见证、社会现实和责任的时机业已成熟与会者名单读起来就像 20 世纪中期基督教世界的名人录 2 * 本文原发表于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April 2000),曾被译为日、韩等多种文字。

中译曾发表于徐以骅、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学术》 （第 7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此次重版略有修改另外在征得达纳·L.罗伯特教授同意的情况下本译文在涉华部分略有删节1 The World Mission of the Church: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Tambaram, Madras,India, Dec.12-29, 1938 (London: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 1939), p. 7.2 与会者包括第一位印度圣公会主教亚撒利雅(Azariah)主教和日本社会基督教的倡导者贺川丰彦(Toyohiko Kagawa)新锐神学家如黄金海岸的贝塔（Christian Baeta）和锡兰的奈尔斯（D. T. Niles） ，两人当时都还在而立之年未来社会斗争的年轻领袖们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未来的主席、1960 年成为非洲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艾伯特·卢图2但是，1938 年国际宣教协会的大会是理想者们的聚会，因为它所拥护的全球基督教还只是没有血肉的躯壳，或还只包括正在领导新生基督教机构的受差会教育的少部分人。

在 20 世纪之初，欧洲人支配了普世教会，他们约占世界基督教人口的 70.6%到 1938 年，也就是二次大战的前夕，欧洲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支配仍强有力但是到 20 世纪末，欧洲人在世界基督教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降至 28%，而拉美和非洲教徒的比例加起来已占世界基督徒总数的 43%尽管北美人在二次大战后成为跨文化差传力量的主力，但其数量上的优势正在被来自那些仅在 50 年前还被认为是传教区域的国家的传教士所赶超一位典型的 20世纪末的基督徒不再是欧洲人，而是拉美人或非洲妇女 31938 年时的躯壳现在已有血有肉本文以粗线条勾勒自二次大战以来世界基督教的变革，即从欧洲人及他们的后代向南半球居民的大规模的文化和地理上的转移 4这一南移开始于 20 世纪初，1938 年的宣教大会就是在教会和国家两方面强有力的本地基督教领导地位的生动证明，尽管当时的传教运动还受制于殖民主义的结构和态度但是在二次大战后，不断高涨的政治和宗教自决运动在实质上改变了非西方教会的活动处境，从而使基督教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兴盛起来本文首先考察全球基督教增长所得以发生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背景，举例说明正在形成的基督教运动，继而就基督教认同令人震惊的转移对历史学者的挑战提出一些看法。

基督教与民族主义除对欧洲、北美和西非的蹂躏外，二次大战还暴露了欧洲帝国主义腐烂的软腹在战后新的政治氛围中，长期酝酿的民族主义运动终于成功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在新成立的联合国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下，一个个国家转向当地自治1947 年印度从英国那里获得自由，开始了从缅甸（1947 年） 、加纳（1957 年） 、尼日利亚（1960 年） 、肯尼亚（1963 年）一直到全球范围的非殖民化进程英国的间接统治政策在一些地方促进了有序的过渡，但在另一些地方则留下了种种弊端，如在苏丹，1956 年时英国让信奉伊斯兰教的北方来统治传统主义和基督教的南方1946 年，美国在菲律宾引入西方民主制度后，让其获得了自由荷兰、法国和葡萄牙等殖民强国抗拒民族主义浪潮，但均以失败告终比利时人对失去他们的殖民地这般恼火，以至他们在刚果真干了把机从墙上扯下来这种事，使殖民地基础设施陷于瘫痪法国人在与独立运动打了 6 年仗之后，撤离了阿尔及利亚只有葡萄牙的一场政变才最终说服葡萄牙人在 1975 年给予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自由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在欧洲人离开利(Albert Lutuli)酋长，及 1950 年中国基督教宣言的作者吴耀宗。

妇女领袖包括社会工作者、第一位参加国际会议的非洲妇女米娜·索嘉（Mina Soga）以及著名日本教育工作者小川圭治 (Michi Kawai)与会者名单可见上引书第 187-201 页3 数据来自 David B. Barrett and Todd M. Johnson, “Annual Statistical Table on Global Missio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24, no. 1 (January 2000): 24-25.4 本文的较早版本曾报告于 1999 年 1 月 9 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教会史学会会议根据“国际经济新秩序” （布兰特委员会）的术语和现今大多数教会正在何处增长的地理现实我此处选择使用“南方”基督教一词然而， “北方”/“南方”的称呼并不准确和充分，就如“西方”/“东方” 、 “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或“第一世界”/“三分之二世界”等术语一样3后这两个国家即刻发生内战曾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携手的各种种族和政治团体现在发现他们自己正为争夺国家统治权而战，而这些国家的边界、大小乃至政治体制却都是外国人所设定的。

反帝独立运动的胜利，以及随后在许多新兴民族国家中争取统治权的内斗，是在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中影响非西方基督教增长的最重要的政治因素要了解为什么非殖民化深刻影响了非西方世界基督教的状况，人们必须探讨此前存在于西方差传事业与欧洲帝国主义之间的那种具有两面性的关系一方面，虽然传教事工通常早于西方的殖民统治，但帝国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西方差会置于某种具有压迫性的、有时被它们利用来为自己谋利的政治处境之中如在中国，1842 年和 1858 年的不平等条约允许差会在少数几个通商口岸活动和购置土地外国差会在中国也从治外法权中获益，使它们不受中国法律法规的约束在非洲殖民地，差会受赠土地如 1989 年，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将 1 万 3 千英亩土地赠与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以表彰其在罗得西亚的差传事业然而，有时传教士们为当地人民站出来反对欧洲人的掠夺法国新教传教士莫里斯·莱昂阿特(Maurice Leenhardt)面对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法国殖民者的巨大压力，起来捍卫卡纳克人的土地权利1909 年，长老会传教士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pard）和威廉·莫里逊（William Morrison）因揭露在比利时刚果的橡胶采集工所遭受的虐待而被审判。

尽管一些有勇气的传教士个人减轻了帝国主义对当地人民的危害，但就一般而言，传教事业在实质上得益于欧洲的殖民统治大多数传教士自认为不涉政治，并且宁要殖民主义的现状，而不要民族主义革命的动荡理解在非殖民化之前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两面性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会学校的重要性基督教学校首先在非西方世界引入西学1935 年，各种差会在全世界经营着近 5 万 7 千所学校，其中包括 100 多所大学教会学校用欧洲和当地语言进行教学，它们传播了民主政治、个人权利及妇女和女童可受教育等西方理念尽管有种种局限，差会通过学校为当地领导阶层提供了其所需的挑战外来压迫的工具基督教对亚洲民族主义有极其重要的贡献，尤其是教会学校的影响如韩国在 1910 年被日本据为殖民地，而在当时，教会学校是该国现代教育的唯一形式1911 年，日本宪兵指控一所长老会学校的学生计划暗杀日本驻韩总督他们以阴谋罪共逮捕了 123 名韩国人，其中 105 名是信奉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者1919 年，33 名韩国人签署了韩国独立宣言，其中 15 名是基督徒，虽然基督徒只占当时总人口的 1% 5结合本地语言和西学的教会教育显然在培养民族主义领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培植民族主义领袖方面，教会学校的重要作用不仅限于亚洲，而且也体现在非洲差会先于殖民地政府兴建了学校，其中包括 1827 年在塞拉利昂建立的最先为非洲人提供高等教育福拉湾学院（Fourah Bay College） ，以及 1916年在南非福特哈尔建立的为南非人提供高等教育的学府到二次大战时，西方在非洲所设教会已经培养出一个基督教精英阶层，正准备建立各国的独立政府当独立来临时，虽然基督教是少数宗教，但其追随者所发挥的作用，却比其人数比例重要得多大多数非洲黑人领袖是基督宗教徒赞比亚第一任总统卡翁达（Kenneth Kaunda）就是长老会牧师之子马拉维第一任总统班达5 Donald N. Clark, Christianity in Modern Korea (Lanham, Md.: Univ. Press of America, 1986), pp.8-10.4（Hastings Banda）在教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并在美国念大学加纳第一任总统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曾上过天主教学校并以在其中教书而开始职业生涯列奥波尔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在从政并出任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之前曾修习做神甫。

与此相同，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理尼雷尔（Julius Nyerere）也曾在天主教学校读书和教书教会学校不仅训练了许多民族主义领袖，一些教会有关机构还提供了培育本地领导阶层的机会在二次大战后，随着从非殖民化到独立的进程的充分推进，在非西方世界的基督教面临一个全新的处境1954 年，一些东亚基督教领袖合撰了《基督教与东亚革命》一书这些基督教领袖对 20 世纪的社会动乱进行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