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解读实践与理论.docx

    文学作品解读实践与理论    【Summary】 在晚周诸子的著作中，《庄子》因其混杂舛驳、歧变较多、细微精深，解读更难，因此诠释版本更多，其中极为突出的是郭象郭象思想依据庄子思想而生发，但又与庄子有所不同，因而被称为“误读”《庄子》但从拉康思想来看，在文学作品的解读实践中，误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阅读本身不是阅读文字，而是阅读文字背后承载的真理和思想，而真理和思想无法被直接传达，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和“二次创造”来实现具象化既然误读不可避免，文学作品解读的意义何在？核心在于“人”，在他人的文本或思想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这既是对自我的找寻和追问，也是他人和客體的建构或重塑Key】 拉康;郭象;误读I207     A     2096-8264（2021）35-0033-02一、傅伟勋的“误读”概念和郭象对《庄子》的诠释傅伟勋从诠释学角度梳理和构筑中国传统思想时，提出了“误读”这一概念，误读不等于误解，而是指从剑走偏锋的角度理解作者，甚至超越作者，从而实现文学的创造性解读，在傅伟勋的研究例证中，有一例是郭象的《庄子》解读在晚周诸子的著作中，《庄子》因其混杂舛驳，歧变较多，同时因其细微精深，解读更难，因此诠释版本更多。

在《庄子》诠释史上影响最大和成果最为突出的便是郭象郭象主张万物“独生而无所资借”“自足其性”“冥然自合”“无心”“无为”“逍遥”等[2]这些思想依据庄子思想而生发，但又与庄子有所不同，以《庄子》中的“逍遥”思想为例，《庄子》文本本意更侧重于阐述一种无拘无束、自由漫游的逍遥，如“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这种状态浑然忘却俗世和自我，在达到这种状态本身后，没有额外的前加条件和后置情况而更显得悠然自得，但达到这种状态前需要一定的条件，即只有“至人”“神人”“圣人”才能领略而郭象认为每个存在皆有属于自己的逍遥之境，只要适应情性、得其所用，不分圣人至人神人，没有大小优劣高低胜负之分，“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庄子注·逍遥游》）郭象在这里强调的“物任其性”主要指“性分”，可理解为天性，即万物生来具有的、先天的禀赋和本性，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物各有性，性各有极”（《逍遥游注》），面对性分，人们需要安于接受，任其自然，“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养生主注》）因为万物存在各有性分，先天不同，比较没有意义，“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足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足大其大矣《齐物论注》）放弃了比较，就能“自足其性”，再进一步就是“无心”，放弃感知，放弃区别事物，做到“齐物”，“夫使耳目闭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将任性直通，无往而不冥《人间世注》）从而达到“逍遥”的境界可以看出，普遍意义上理解的庄子的逍遥是一种不同于世俗、超越世俗、超越普通自我存在的，物我合一、世我相融的大境界而郭象强调的是接受现实、顺其自然、安于自己“应当成为的存在”，并且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倡导放弃感知和自我意识，和犬儒主义略有相似除了对“逍遥”的“误读”，郭象主张“独生而无所资借”（《养生主注》），用“自然”取代“道”，否定了“道”的存在，甚至或许对原文进行部分删改《大慧普觉禅师语录》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郭象和庄子思想的关系二、拉康思想与文学解读在精神分析学出现后现代主义发展趋向时，拉康延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对“人”这个本体投注了更多关怀，将研究的对象由梦境和现实延伸到语言的构筑上。

由于现实世界是需要被“认知”的，因而构筑世界的不是客观的事物，而是被理解和传达后的“事实”，这份“事实”的载体是语言[1]，“事实”经过“语言”的二次解析后天然具备了不可知性语言的衍生物则是“文学”，拉康思想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对“人”的本体的关怀，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可以看出他看重读者和文本的相互作用，而在这语言和社会与人的互动中，在意义的生发方面，更偏重“阅读”这一切的读者，这与接受美学的核心理念一致读者“阅读”的过程、语言和社会与人的互动过程，就是文学解读的过程，这是一个三元一体的系统：具象化文本、对象化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判断具象化文本指使得文本不再是单纯的字字句句，而是将其同外在形象联系在一起，在阅读的过程中在思想中建构起文本对应的形象，从而顺理成章地唤起情感和共鸣对象化自身情感指将情感提纯，将阅读过程中接收到或自己二次创造感受到的情感做好清晰的认定，“认为”自己感受到了什么，“明白”自己感受到了什么，并将认定后的情感作为一种从自身体内剥离开的“对象”而非“内在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和判断，根据头脑中的判断，选择认同或者反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属于自己的判断将这三个元素连通和现实化的手段就是对文学作品解读的实践，解读的实践和建构显现了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主体间的冲突与融合，这份冲突与融合会通过文本解读而成为“对象化”的情感，从而能够以客体的形象在精神世界中显现出来，再进一步方便分析和判断，在判断过程中，人们容易令其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与价值观念，即反观到了“人”这一主体的自身，最终实现自我理解和被理解，这是文学解读与实践的起源和归宿之一。

三、从拉康思想看文学误读的不可避免郭象解读《庄子》，析出“真理”真理是被语言承载和遮蔽的存在，是“经过语言及语法加工后的事物和人工现象”，哪怕郭象一板一眼地按照庄子的本意解读《庄子》，也不存在“不误读”，因为阅读本身不是阅读庄子的文字，而是阅读文字背后承载的真理和思想，真理和思想无法单独存在，只能依附于文字之类的客观载体，而一旦依凭载体，就意味着阅读或解读这一文学活动多了一个“中介”，这就决定了误读的不可避免，只是有大小和是否被人群承认的区别而已[3]“误读”，是读者通过阅读或解读对文本的二次重塑，重塑的过程就是结合自身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历，在他人的文本或思想中寻找自己、认识自己、塑造自己的过程，核心在于“人”这既是对自我的找寻和追问，也是他人和客体的建构或重塑郭象作为一个魏晋玄学家，主张“任自然”，安于现实和天性，倡导入世和出世相统一，在注《庄子》的文学过程中，郭象并不从挖掘作者本人思想的角度出发，而是先代入自己的思想，再进入《庄子》的思想，寻找佐证、支撑或者延展，在这个过程中，活动的主体不再是原作者庄子，而是读者郭象，他在《庄子》中寻找和构筑自我，透过语言辨析被遮蔽的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理，将新的真理用新的语言传递出去，作为世界“事实”的一部分，再由其他的解读者解读事实，析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真理。

新的文学解读过程中，活动的主体再次被变更和取代，不再是庄子，也不再是郭象，而是新的读者文学”自身没有价值，“价值”这个词本身也没有价值，所谓的被大众认可的价值是人为的添加物，这种添加便是一次经过自我反馈的再塑造，从而使“价值”不再是纸面上的两个字符，反而活跃并真实起来，成为大众认可的一种客观存在的观念而这个文学活动，从始至终，都是通过“人自身的解读”来进行的，而非作者的叙述，这来自作者的叙述但并不以此为根基，反而因为“误读”“牵强附会”“强行解读”之类的事情存在而远远脱离“根基”的地位阅读是自文字中寻找共鸣、自我或者他者指引及治愈，但这些感情生发的主体都是人，有情者，一字也可辨得千言四、文学行为在于“人”自身再反观回拉康的理论“三界说”，他在《象征、想象与实在——1953年在SFP的就职演说》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想象、象征与实在这三大维度想象维度是世界构筑的第一维度，这个过程发生在人完善自我认知之前，重点在于自我感知，在摸索中寻找和建立自我，易出现误认自我等问题象征维度的关键在于使文化浸染“人”这个个体，使生理意义上的存在变为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存在，获得主体性实在维度是抗拒符号化、表达化、能被一次性接受的直接的“实在”，它通常以“效果”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创痛，天然具备“不可知性”。

无论是想象、象征还是实在，每个维度的生发和存在的基础不仅仅是阅读者，更是写作者，只是阅读者的阅读使文本活跃，生发出文学活动的最终意义，即当“事实”从写作者出发、被阅读者接受后，才能完成具象化文本、对象化自身情感、对文学创作主体做出判斷这个过程，在“判断”中让“价值”脱胎诞生在这个过程中，从始至终，文学行为的起始和终结不在于文本文字，甚至不在于他人，而在于“人”自身Reference：[1]卢毅.意识形态与无意识——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一种对话[J].社会科学，2020，（04）：127-136.[2]吴昕玥，郭淑新.郭象对《庄子》的“误读”[J].滁州学院学报，2019，21（06）：39-43.[3]赵靓.拉康与维特根斯坦：以语法、真理及欲望为轴[J].学术研究，2020，（11）：41-4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