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哲学论纲-人学视野中的大学1.docx

“大学的哲学”论纲人学视野中的大学 大学是按照大学师生的主观意愿——用“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而创办的，因此，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现实价值，于是，大学天然地具有人才培养的功用或职能由于人才培养本身就是以“高深学问”为手段和内容的，大学里的这群人也确实在传承知识的同时，又凭借求知的天性不断生成知识，因而，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探究“高深学问”的优越条件，具有开展“高深学问”探究的内在价值人们发现，跟以前个体的“高深学问”探究相比，在大学里进行“高深学问”探究更加有效，于是，人们赋予大学且大学也实际具有“高深学问”探究的功用或职能人们还逐渐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大学还有实现“高深学问”应用转化的潜在可能性或潜在价值，便试图把这一潜在价值也变成现实价值，于是，人们希望大学履行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的功用或职能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并实现的大学的价值、职能与功用是：人才培养、“高深学问”探究和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大学的第一个职能是人才培养这是大学的高等教育功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内涵、历史必然性和实现途径。

他认为，只有在“自由劳动”条件下，才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时间实际上是人们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19]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过程是让受教者在实践中自我练习、自我学习和成长，而实践的特性是自由游戏和不断尝试”[20]大学的高等教育活动是以“高深学问”为中介或桥梁，通过智慧启迪、知识探究等师生交往实践活动，实现大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因此，大学必须成为大学生自由发展的保障平台，超越成“人”与成“才”的对立，实现“精英”与“大众”教育并存，成为各类创新人才成长的乐园与表演的舞台大学的第二个职能是“高深学问”探究贝尔纳指出，“的确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英国完成的基本科研工作约有五分之四是在大学实验室里进行的”[21]雅斯贝尔斯认为，“科学家从无限多的可能性里选定一个问题，促成这个选择的可能是莫名其妙的冲动、热爱和仇恨”[22]马克思则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3]因此，“高深学问”探究主要强调“合规律性”，这一“合规律性”既是指探究活动应遵循事物的规定性，也是指探究活动应重视探究的历史性与连续性。

当然，知识创新与知识生成总是基于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社会经验和个性化知识结构这就要求探索者首先实现“自我超越”，遵循文化演进的规律，坚守治学道德与操守，开展知识创新马克思认为，“直接把社会必要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人腾出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4]可见，创新活动的外部保证条件是把人从繁重而单调的“必然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为人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必需的自由时间，使其劳动成为“自由劳动”大学的第三个职能是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任何学术活动主体不仅是“知识人”，还是“社会人”其实，“所有知识和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25]人根本就找不到一个阿基米德支点来使自己脱离社会关系和人类知识之间的相互限定”[26]美国学者赫伯特A西蒙把“似乎只是靠目的或意图而作为一个系统纳入其生存环境之中才得以生存”的事物，统称为“人为的”事物[27]显然，“学术”具有“人为性”为学问而学问”的人类活动当然是“学术”研究，但是，不可否认，把具有潜在价值与功用的“学术”成果转化为现实化的社会“财富”也是“学术”研究。

因此，学术成果既包括纯粹知识，也包括专门化的、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与生产问题的知识与方法后一种知识往往是由纯粹知识的应用转化而生成的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属于“实践科学”——“明智”(或“实践智慧”)和“技艺”[28]——研究，需要大学师生把握“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摆脱既有的社会实践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束缚，超越现实人类实践方式，提出新方法、新对策与新观念，发明出新的技术与设计出新的产品四、大学的实践内容与交往实践方式从实践论的角度看，大学中实践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自然、社会、工程、技术和人自身等都是教师和学生实践的客体或对象大学师生实践的内容与性质决定了他们与自然、社会、他人之间的交往实践关系与机制胡塞尔认为，“我们必须探问事情本身”，“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29]大学师生总是带着一定主观选择的目的而进行交往的一般来说，交往总是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交往包括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所进行的物质的、精神的交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30]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来看，大学师生以“高深学问”为客体或中介，开展了“双主体”的“主体-客体-主体”形式的认知和实践活动他们通过主体间“师-生”、“生-生”、“师-师”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围绕他们感兴趣或符合他们发展志趣的问题开展学习和探究，借助类似于苏格拉底跟学生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对话方式[31]，回到洪堡的“习明纳”，共同完成意义领会与意义建构，各自建构与丰富个人的、独特的文化视界大学师生具有自我“筹划”与“自我超越”的品质，他们在追求个人理想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履行社会责任，并在实践中完成自由发展与快乐的表演大学师生往往带着主观的兴趣、动机与观念，理性地走进感性、客观的实践的场域，以求“善”、求“真”为神圣的“天职”，实现人类文化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发展大学师生的实践具有能动性、社会性和创造性他们通过有目的的学习、实习、教学、调查、阅读、实验、设计、制作等实践活动，不仅获得了“高深知识”、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现、提出了自洽的理论、制订了完美的方案和设计了精良的产品，更丰富了自我、实现了超越从群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来看，大学中重要的群体间交往实践活动是学科组织与专业组织之间、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之间的相互关联与作用。

哈佛大学校长洛韦尔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越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32]虽然大学及其文化组织内部构成要素或“子组织”存在着很强的利益冲突性以及各自运行的独立性，但大学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受到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彼此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结的特性官僚组织的管理人员所追求的目标是理性，学会组织的管理人员所追求的是意见一致，政党组织的管理人员追求的是和平，象征组织的管理人员追求的是感觉，而控制组织的管理人员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平衡”[33]代表“学术权力”的学科组织、专业组织等“学术组织”各自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它们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学术组织目标的模糊性，造成了大学学术组织的松散性特征学术系统与其说是从一种观点看世界的专业人员紧密结合起来的群体，不如说是许多类型专业人员的松散结合”[34]由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联，这些学科组织、专业组织存在着相互合作、相互妥协、相互协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既关联又相互独立的松散联结特性，是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共同体”不同于其他组织的独特性质。

大学师生实践的内容与性质的差异性也决定了大学学术组织的“松散性”和“自组织性”代表“行政权力”的科层结构的大学“行政组织”，具有“紧密性”和“服务性”它承担大学管理、协调和服务师生的职能如果行动者所追求的是彼此完全独立的目的，他们就会毫无负疚之心地利用其它行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而作为假设当中的极端情况下，会导致一场霍布斯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35]也就是说，从起源上看，行政权力的目的是将学者们从行政性事务中解脱出来，使他们专注于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授一方面，大学是由多种关注特定学科、专业的利益主体构成，有限的大学资源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和斗争，谁来解决这些冲突？另一方面，大学逐渐从“象牙塔”走入社会中心，由于作为“学术权力”主体的学者的保守性，他们往往并不欢迎这种变化，谁来保持大学和社会之间的信息畅通？谁能使得大学充分实现自己不能回避的社会责任？要解决这些问题，大学必须有一个超越于学术利益主体之外、能够完成大学与社会对接的权力机构——行政组织，从学校发展规划的总体格局出发，进行平衡、协调和沟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共存是大学发展的现实需要与历史必然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不应该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我们知道，任一组织内部如果不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都会导致权力的泛滥和腐败，致使组织行为失范而危及组织本身的生存，大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学术权力”还是“行政权力”，都存在着在没有制约下的无限膨胀的危险大学的本质决定了学术权力重要地位大学行政权力的功能则体现为，在纠正学术权力偏颇的基础上，通过为学术活动提供支持与协调，从而共同实现人才培养、“高深学问”探究、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以及大学自身发展的目标因此，大学要确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互补与相互制衡的机制在实现二者目标达到或尽可能达到一致之后，就要重视大学既是一个按知识和学科内在发展逻辑组织起来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具有科层化特征的行政机构一方权力的局限性就是另一方权力的合法性，两种权力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性，不能截然分开由于跨学科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大学传统的学科组织、专业组织正在从“封闭”走向开放，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之间的博弈也将持续下去随着社会和大学的发展，大学的公共服务形式已经趋于多样化，其人才培养、“高深学问”探究和学术成果的应用转化等服务已经变得更为广泛和直接大学不仅要竭力满足人才培养和文化创新的社会需求，还同时还要直接承接国家的工程与项目，为国家、社会与企业等提供咨询报告等。

因此，大学必须与国家、社会、企业等建立更加密切的交往实践关系参考文献：[1][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1.[2][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3.[3]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目录.[4]教育部人事司.高等教育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目录.[5]杨德广、谢安邦.高等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目录.[6]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1，目录.[7]周川.简明高等教育学[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目录.[8]顾建民.高等教育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目录.[9]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目录.[10]胡建华等.高等教育学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目录.[11][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5.[1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2007，97.[13][法]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9.[14][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65.[15]R. M. Hutchins (1936). T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