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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_历史学论文 　　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 中国 古代的台谏 政治 ，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1]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 历史 借鉴，值得今人进行政治改革时 参考 依笔者个人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从制度上说，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能够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却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生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2]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是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宋人苏轼说：“平居有犯颜敢谏之士，则临难有伏节死义之臣[2]陈公辅说：“平时既无忠言直道，缓急讵肯伏节死义[4]蔡戡说“无事之时，则有犯颜敢谏之士；多难之世，则为伏莭死义之臣[5]宋人此类议论不少，有深刻的哲理　　在儒家思想的 教育 下，历代也确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论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

[6]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7]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然而明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如嘉靖帝“震怒”于杨爵上谏奏，“下诏狱搒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后箠死狱中”浦鋐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8]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搒讯”，险此送命[9]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10]　　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批台谏官或诤臣应是些十足的大傻瓜，好端端的官不做，甚至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反省一下，自己这一生，不得不屈服于权势，又曾经说过多少违心的话？甚至为贪图一星半点其实是不足道的富贵，不惜迎合权势，廉价出售人格。

与那些忠于自己理念的古代诤臣相比，岂不有愧？毫无疑问，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1]　　第二，强调“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12]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唯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13]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14]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司局级的干部，甚至还不够司局级，却可公开批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某种平等和民主精神　　不仅如此，儒学者们认为，在理想化的上古社会中，平头百姓也人人应当尽谏诤之责宋人有一段议论说：“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后世谏官有常职，而言路弥塞。

古者工诵箴谏，则百工得以谏也；瞽诵诗谏，则朦瞽得以谏也；公卿比谏，则凡在朝者得以谏也；士传言谏，则庶士得以谏也；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则庶人、商贾亦得以谏也上而公卿大夫，下而至于士、庶、商贾、百工之贱，莫不皆得以谏，是举天下皆谏诤者也，固不待处谏官之职，然后即取以为谏也岂非古者谏官无定员，而言路益广欤？后世不然，立谏官之职，将以求谏，而不知谏诤之路反由此而塞……既以谏诤为职，则不居此职者，皆不得而谏也有所谏则曰‘侵官’，有所谏则曰‘犯分’，语及天子者则曰‘指斥乘舆’，言关廊庙者则曰‘诽谤朝政’所以然者，盖由谏官之有定职故也[15]事实上，古代除了台谏官外，另设有登闻鼓，允许布衣士人上书言事之类，也多少体现广言路的精神　　第三，强调欢迎和容纳直言，允许“风闻言事”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16]“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17]唐太宗虚心纳谏，成就了古史上最著名的贞观之治，自不待言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

[18]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宋人彭龟年说得好：“言路通塞，天下治乱系焉言路通，则虽乱易治也；言路塞，则虽治易乱也[19]将“言路通塞”作为天下治乱兴衰的标尺，无疑是深中肯綮　　自东晋十六国始，因长期分裂，南北两地在学术文化方面呈现出很多差异这些差异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是回顾以往的研究史，我们发现研究者对涉及南北差异的一些关键性史料的理解并不相同，比如对《世说新语》记载的一段有关“南人”、“北人”的对话，研究者的认识就有分歧这些分歧不解决，进一步讨论就很困难一 “南人”、“北人” 　　《世说新语·文学》篇：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针对这段对话， 唐长孺 先生曾经解释说：“从来引这一段来说明南北学风的都以为褚裒、孙盛和支道林所说的南北就相当于以后南北朝的界限我觉得在东晋时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褚裒（季野）为阳翟人，孙盛（安国）是太原人，所谓南北应指河南北东迁侨人并不放弃原来籍贯，孙褚二人的对话只是河南北侨人彼此推重，与《隋书·儒林传序》所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虽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

[1]　　 唐 先生关于“南北”地域界限的推测相当有分寸，只是说“可能范围有些出入”，而没有把话说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的确没有过硬的史料可以支持这一推测《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　　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唐 先生试图用这条史料证成己说他说：“祖纳为范阳人，钟雅为颍川人，这又是河南北人的彼此诋毁，与褚孙的相互推重事虽不同，而同以河南北相对比则一范阳在河北、颍川在河南，这 自然 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当时人钟雅、祖纳所使用的称谓恰恰不是“南人”、“北人”，而是“汝颍之士”、“幽冀之士”此外， 唐 先生还引了卢毓《冀州论》中的一段文字：“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徐、雍、豫诸州也 唐 先生解释说：“何晏的贬抑冀州也许意在贬抑河内之司马氏但卢毓为涿郡人，何晏、邓颺都是南阳人，卢毓为汉代经学世家，何晏则新兴玄学之创始人，这里的徐、豫与冀州也是河南北的对比，雍州只是作为陪衬而已 [2]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例子相同，卢毓等人使用的也是具体政区的称谓而非“南北”。

　　对于幽冀地区，除“幽冀”外，当时人也常用“河北”来指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武帝纪》载曹操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晋书》卷七一《陈頵传》载，解结问僚佐：“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未见将“河北”省称为“北”的例证　　对于大河以南地区，当时人也并不以“南”视之《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曰：　　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曰：“ 中国 饶士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邪！”《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晋书》卷七三《庾亮传》载庾亮上书曰：　　臣凡庸固陋，少无殊操，昔以中州多故，旧邦丧乱，随侍先臣远庇有道，爰容逃难，求食而已《晋书》卷一○○《陈敏传》：　　及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敏建议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从之，以敏为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以上如汝南孟公威、谯国桓彝、颍川庾亮籍贯均在大河之南。

又《陈敏传》前云“京师”，后称“中州”，据此可知当时人对大河以南地区习惯上是称“中州”，或称“中国”[3]与此相适应，对该地之人则多称“中州士人”、“中州之士”、“中州人”等，如陈寿书称：“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全）琮居者以百数”，[4]华谭致顾荣信中云：“诸贤何颜见中州之士邪！”，[5]孙盛《晋阳秋》曰：“吴人以中州人为伧[6]类似的例证很多，不一一列举　　关于“南人”、“北人”的含义，史籍中是有明确记载的《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注引《九州春秋》：　　初平三年，扬州刺史陈祎死，袁术使瑀领扬州牧后术为曹公所败于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世说新语·排调》篇：　　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寿万春《晋书》卷五七《吾彦传》：　　会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彦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饷陆机兄弟，机将受之，云曰：“彦本微贱，为先公所拔，而答诏不善，安可受之！”机乃止因此每毁之长沙孝廉尹虞谓机等曰：“自古由贱而兴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干、侯孝明、唐儒宗、张义允等，并起自寒微，皆内侍外镇，人无讥者卿以士则答诏小有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