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清时期的辽东商人.docx

    浅谈明清时期的辽东商人    张晓静[摘 要]辽东地区由于地处关外，再加上明清之际的战争和清政府的封禁政策，直到清代，辽东地区在人们的眼中仍然是蛮荒之地但是，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辽东地区的社会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与关内地区的商业往来也日益频繁在此基础上，辽东商人也逐渐的活跃起来，并在相当广阔的领域内展开了各行各业的商业活动[关键词]明清时期；辽东地区；商人元末明初，辽东的社会经济主要以狩猎为主，而农业次之，这主要是因为元末明初的战乱使得农民无力从事农业生产自洪武中期以后，由于社会相对稳定，加上军屯的政策，使得辽东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东经济的发展除了国家的政策使得辽东地区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辽东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区位优势也不可小觑在清代，辽东是东北三省中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交通最便利的地区，因此商业贸易也最活跃交通便利是商品经济发展，商人在城乡进行广泛交易活动的重要因素只有具备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才能把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商人这一中介联系起来，构成商品经济发展的网络辽东地区虽在关外，但是辽东内有辽河贯通中西部，外濒黄海和渤海，海岸线东起丹东西至锦州，辽阔的沿海地区，水路交通很便利。

正因如此，到清代，特别是康熙中期弛海禁以后，海运贸易迅速的发展起来，辽河沿岸一批港口城镇迅速崛起如：牛庄、锦州、盖平、岫岩、复州等市镇，已成为当时较为繁盛的商品集散地了并且逐渐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区域商品交流的网络明清时期，辽东商人虽不能与关内的大商人如晋商、徽商等相媲美，但随着辽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辽河沿岸一批商业市镇的兴起，辽东商人的经商活动也逐渐的活跃起来他们当中小商小贩不算少数，但富贵至千金者亦有之他们的经营范围广泛，不仅在东北各区域间经商，也活跃在关内及沿海各处明中后期，晋商进入运河区域，入清后更是遍布于运河沿线的城镇乡村另外，来运河区域经商的势力较大的商帮还有江苏的洞庭商帮、江宁商帮、太仓商帮，有江西商帮、浙江商帮、闽广商帮、辽东商帮等1）明代至清中期，山东临清是北方重要的城市，临清钞关收入曾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因此各地商贾也都云集临清，辽东客商当然也不例外明代，辽东客商是临清市场上的常客，临清与辽东看似悬远，实则交通甚便，乾隆《临清州志》详细记载了由临清经山海关到宁远、广宁、海州、辽阳、沈阳至铁岭的驿堡路线，结论是‘辽与临清地虽遥远，实往来通易之区辽东商人凭着便利的驿路，‘携人参、貂鼠及黄鼠、青鼠皮、海丝菜、八梢鱼、松子、五（加）子等类来临清销售，买回布帛、粮食、杂货等并在临清开辽东商铺至13家”。

2）在辽东商人中比较活跃的有以下几个：凤凰城商人本地商人值得一提的是凤凰城的车户朝鲜使团来沈回还时，一行员役所市货物随便雇车出栅门，辽凤商人坐享其利自康熙年间，凤凰城车户胡嘉佩等12人称曰“拦头”朝鲜行人往来“卜物榷其车脚，脚价倍增，而拦头等益饶于财”胡嘉佩等每年自愿向沈库交纳银2000两，“多输货物，专其后市之利3）海城县商人海城县在乾隆后期成为辽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因而商业最盛该县也多是经营木材的商人《海城县志》载：“（河西）土人，将薪材用车运至（辽）河干，架小屋贮之，商船有用干材者，则就此贸易”4）而“东山木材多行销于牛海两城，皆有木行收买”据载“海城县析木城有商铺十余家，以木材为大宗，有木厂，冬令贸易最盛乾隆后期，该县东南二乡与正东一乡，蚕业尤盛乡中居民有专业此者，丝房蚕场比处皆是蚕丝“一年获额，平年可得六十万斤，丰年可得八十万斤，由盖平、营口等处输出”该县还生产缸盆和石灰他们生产的缸盆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还卖往其它地方如《海城县志》载：“县城东南缸窖岭有商窖三处，岁烧缸数万，运销本境及姑岩等处除了缸盆生产之外，石灰产额也极富海城县商人还不只这些，小商小贩到处皆是如获鱼虾之利的鱼户；以“屠牛为业”的回民；城乡各镇用来聊资补助的烧油坊、烧酒坊等等。

沈阳商人沈阳作为辽东的中心城市，人口繁盛，商业尤其发达.康熙年间的盛京城，物价已随市场波动，“富家多买贱卖贵，以为垄断焉”沈阳商人中参貂商人最著名人参、貂皮、鹿茸是东北三宝，而沈阳是东北人参的三大集散地之一，所以参貂业促进了该地商业的发展沈阳的参貂商人中不仅有富至千金的普通大商人，并且有实力雄厚的官商，还有处于底层的无数的揽头、刨夫他们中也有坐贾和行商之分坐贾中多是官商和普通商人如乾隆三十三（1766）年查出，官参局管理参务佐领王睿等以子侄名义合伙开设的德聚号、德锦号两商铺，专营人参买卖而普通的坐贾，如前所述的，沈阳城中的专门经营人参转销内地业务的店铺商参貂商人中多是资本雄厚者如康熙五十三年，盛京商人王修法等人“呈请赏给参票八千张，自行雇觅刨夫八千人前去采参”可见其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永吉县志》载：“有苏州、山西参商来买者，亦有揽头、刨夫自赴苏州去卖者参貂商人中的行商也不在少数乾隆五十六年，奉天承德县商人杨吉总到三姓城的皮毛店贩运貂皮4513张沈阳商人中的亦有专门从事粮谷行业的粮栈，还有开设酒坊、油坊的杂货铺乾隆年间，奉天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酿酒业迅速发展起来辽东商人也有去外地经商者。

有的往来于关内外，或奔波于东北各区域之间，还有的往来于沿海各省间会馆可以做为观察商人足迹的窗口，辽东商人在北京还设有东三省馆和奉天会馆，地址都在繁华的商业街附近，足见其在北京的商业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去吉林和黑龙江两地经商的也很多如吉林产烟最佳，《广宁县志》载，“外埠输人之货以烟为大宗—本境之设烟店者，多以冬季由吉林采买运归，销售各类杂货商”至于辽东海商，则活跃于沿海各处据载：“关东每岁有商船二三千只至于上海”，“其来也则载豆、麦、杂粮”，“而其去也则仅易布帛、棉花诸物”此外，每年常有关东、山东商船600多艘在宁波泊岸 总之，随着辽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盛，辽东商人逐渐崛起，为辽东与关内地区物资交流做出了贡献其中，辽东商人与山东地区的通商往来密切，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民间自发，辽东与山东各地区通商不断明政府曾经大量征调山东的棉布和粮食，如洪武四年以辽东缺马，命“发山东棉布万匹贳马给之”洪武九年户部令由登州运粮5万石赴辽东，同时，“就令（山东）附运棉布二十万匹，棉花一十万斤”，洪武九年诏给北平、辽东、山西、陕西四都司所属卫所棉布215万匹，其中北平都司60万匹，辽东都司55万匹，“俱以山东布政司所征给之”。

成化十四年记载称：“辽东军士冬衣布花出自山东，民间每粮一石折布一匹，岁由海道以达辽东明清时期，民间商人往来更加频繁山东从东北输入的主要是粮食清代中叶，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粮食需求量大增，山东半岛愈来愈仰赖“奉天米物商贩接济”每年从东北输入的粮食约为数十万石至百万石，清末也许更多辽东商人虽然地处相对偏远的辽东地区，但是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和明中期海禁等政策的开放，其与关内关外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不仅与国外的朝鲜等地互市，而且与关内的京津、山东甚至江南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往来货物涉及各个行业，有鱼虾、豆米、果品、瓷器、竹木、纸张、布匹、棉花、干草、香烟、铁器等这一方面说明了辽东商人逐渐产生了经商意识，而且经商有道，能够凭借辽东商人特有的品质和方法打通商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全国商业界的活跃，各个地区商人大量出现，并且出现了著名的“十大商帮”辽东商人虽然未列十大商帮之中，但是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尤其是辽东商人的品格特征，虽说无商不奸，但是辽东商人也同样有着豪爽、憨厚、正直的一面正是因为这一品格特征，辽东商人博得了各地区百姓和其他地区商人的信赖，而能够在商界小有名气，获得立足之地进而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注释：（1）李泉：《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2）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3）《通文馆志》卷三“开市”4）《海城县志》“销路”参考文献：[1]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杨寄蓉：《清代东北人参的采掘与经营》，《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一期[4]佟冬：《中国东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5]杨余练：《清代前期东北特产与对关内的贸易》，《东北地方史研究》，1988年第1期[6]李泉：《中国运河文化的形成及其演进》，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