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史.doc

《法兰克福学派史》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哲学流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著称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初发展起来，其社会政治观点集中反映在 M.霍克海默、T.W.阿多诺、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形成和发展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建于 1923 年，A.希特勒上台后曾先后迁往日内瓦、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纽约1950 年，部分成员返回联邦德国重建研究所，部分成员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研究霍克海默 1930～1958 年任研究所所长,并于 1932 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除上述几名代表人物外，较有影响的还有：E.弗罗姆、W.本杰明、F.波洛克、A.施密特、O.内格特等人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研究所的成长历程具有密切联系,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30 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战后至 60 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阶段；1969 年以后，研究所逐渐解体，批判理论的主旨仍以不同的形式保持在新一代理论家的著述中，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

批判理论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 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 A.叔本华、F.W.尼采和 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借用 K.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 G.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和建构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 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 。

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中，阿多诺进而赋予“否定的辩证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认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会认识之基本原理，从而在哲学上为法兰克福学派确定了认识论根据在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论同社会理论,归根结柢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阿多诺认为， “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 “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这样，客观的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在对现代社会的判定上， “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 ，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因此，要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批判理论与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作是批判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家 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价值重估”的问题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50 年代末～60 年代中期，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他们就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 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 T.帕森斯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

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一门学科和范围理论的演变与学派的解体　60 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导人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 70 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哈贝马斯按照知识的旨趣把科学分为分析的科学、解释的科学和批判的科学他把社会学和心理分析视为批判的科学，想通过社会学的批判能力来唤醒人们从崇拜社会结构和社会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学的“沟通行动理论” 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还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宗教式的悲悯情怀，关切人类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确立，关切具体的活生生的苦难，在极权主义、工具主义和消费主义相互支持以扼杀自由的现代社会，为了保卫个体的自由和确立一种健全的批判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禀持着一种激进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有人称之为“左派” 我认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继承的思想资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但仅仅是其批判精神，而不是共产主义和历史决定论实际上，法兰克福的批判立场更根本的动力来自现实的苦难，不仅源於纳粹所制造的人类浩劫，而且源於对产生纳粹体制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失望这是一种智慧和良知的双重忧郁，一种知识或精神贵族式的悲观主义虽然其中不乏对未来的审美乌托邦的勾勒，但是理想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不具有马克思式的实践上的现实价值，而仅仅具有批判现实的参照价值；不是要建立马克思式的人间天堂（其结果恰恰是人间地狱） ，而仅仅是为了让人类在近於绝望之中保持信心正如本雅明所说：“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这种理想主义与我 8 年前在《形而上学的迷雾》一书中对理想的阐发具有相通之处：“能实现的仅仅是生活目标而不是理想，永远企盼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才是理想 ”换言之，理想中的完美之物，不是自我标榜的光环和能够实现的世俗目标，而是一种纯精神的尺度，类似神或天堂，是人类得以保持住自我激励、自我压力、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绝对价值和参照系。

换言之，上帝的无限是为了凸现人的有限，天堂的完美是为了反衬人世的不完美，理想的光明是为了朗照现实的黑暗但是，理论的彻底并不能证明人格的彻底，法兰克福学派的诸人物恰恰生活在他们所全力批判的现代社会的恩赐之中，理论态度上的绝决，却被生活中的传统的、现代的方式所动摇也许在现代社会中，唯有格瓦拉的清教徒激情才是独放异彩的真正叛逆现实中的格瓦拉只能是失败者，因为他为之献身的理想必须以灭绝人性为代价，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专制主义、禁欲主义，完全是逆世界的主流文明潮流（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而动但是，如果抛开他所信奉的社会的道德的理想，把他仅仅作为言行一致的个体，他的殉难精神在这个仍然充满不公正和苦难的世界上，将长久地活在所有叛逆者的理想中他不仅在态度上与现代社会绝决，而且用行动来践行自己所信奉的叛逆性在格瓦拉的圣徒人格面前，任何尘世的灵魂都有某些丑陋之处在哲学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西方的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他们认为此传统是现代总体性、一体化的单面人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最深的思想根源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像尼采一样拒绝任何完整的哲学体系，使其哲学批判在一种开放的、对话的方式中展开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凡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大都只关心抽象的本体和真理，而对人类的苦难熟视无睹。

这些大哲人大智者，可以终身沉浸於对终极真理的冥想，却不会去理睬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伟大的神化文学家陀思朵也夫斯基曾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决绝地对真理说：如果用一个真理去换一个孩子的痛苦，那么我就会断然地拒绝这真理我宁可去为解救一个濒临毁灭的孩子而献身，也不会为抽象真理而牺牲如果说，在古代，关心人类苦难的主要是宗教的救赎情怀，那么，现当代的一切理论都应该具有这种宗教的救赎情怀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不仅是法西斯主义所发动的战争对人类肉体的灭绝，更是和平时期极权主义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是二十世纪最醒目的标志好的理论是有现实关怀的理论，它不是去寻找并叙述、论证那些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而是直面人类的苦难、罪恶，为了消除或减轻这苦难这罪恶而催化和指导社会变革伟大的真理需要怀疑的批判，而不是使之偶像化正如阿多诺尔所说：奥斯维辛之後写诗是可耻的法兰克福学派反对高高在上的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苦难的形而上学，也就是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一体化的决定论同时，它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具体的存在——个人——身上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普遍的抽象的精神和存在，而只有具体的根植於一定历史之中的多元的具体存在。

这显然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但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与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息息相通同时，这种批判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也与存在主义哲学对具体的人的生存困境的关切有相通之处如果不关心一个处在自杀边缘的人，或对奥斯维辛的苦难无动於衷，或对极权国家肆意的暴行保持沉默，再大的学问也不配谈哲学哲学应该是血肉丰满的，哲学家应该是具有良知和悲悯情怀的抽象的承诺也许在人的生命中投下一丝安慰，但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却是谎言形而上学是一种高智商的谎言，它只在智力游戏的层次上才真实它确实是有闲贵族的精神奢侈品，但它决不适於大灾难的二十世纪在这点上，法兰克福学派拒绝一切先验的乌托邦承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