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流大学促进教师学术创业的动因、策略及启示.docx

    美国一流大学促进教师学术创业的动因、策略及启示    苏洋Summary：美国一流大学促进教师学术创业，主要源于创新政策重塑了学术创业环境、高校对其自身使命有了新的理解以及联邦政府科研经费的削减通过以下策略，进一步推动了教师学术创业的发展：以“市场营销”模式组建技术转化办公室，对接科研成果;规范学术创业流程，提供学术创业资源保障;建立标准和程序，平衡与教学、科研之间潜在的冲突;制定合理的收益分配比例政策，兼顾各方利益;将学术创业纳入教师晋升和终身制评价政策等借鉴相关经验，我国大学需打破路径依赖，建立学术创业支持体系;重塑认知，走出学术创业与传统使命完全对立的误区;完善教师评价机制，突出学术创业的“学术”和“贡献”导向Key：美国;一流大学;动因;教师学术创业;策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持要發挥创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必须进一步促进大学教师参与学术创业，提升大学助推经济增长的能力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如下放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建立负责人尽职免责的制度保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破除了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中制约教师学术创业的制度壁垒。

但是出于对大学商业化的忧虑，担心教师参与学术创业会使大学变得功利化和私有化，在具体实践中，高校对教师学术创业依然持迟疑态度顶层制度设计缺失，相关配套政策细则依然没有落地，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教师学术创业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尝试分析美国一流大学促进教师学术创业的动因及采取的策略，其积累的经验对我国大学促进学术创业具有借鉴意义一、美国一流大学促进教师学术创业的动因（一）外部因素：创新政策重塑了学术创业环境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状态，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为扭转这种局面，政策制定者提出“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发展”的新论点，出台了一些旨在以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所涉及范围包括税收、养老金以及专利政策等（见表1）这些政策虽政见不同、支持者各异，其中许多决策的目标甚至并非指向高校，但这些政策改变了高校教师学术创业的不利环境，清除了监管障碍，提供了新的资源例如，1977年美国国会决定取消对DNA重组研究的管制，消除了生物学领域创业的障碍1978年《税收法案》和1979年劳工部相关法规的修订，允许养老金投入风险资本这两项政策决议引发了风险资本投资的热潮，大幅改善了生物学领域初创公司的资源环境。

1980年《拜杜法案》通过赋予大学享有联邦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促进了高校专利数量的增加1975年大学专利数据在美国所有专利中所占比例不到1%，而1990年增长到接近25%拥有技术许可办公室的大学数量从1980年的25家增加到1990年的200家，许可收入由1991年的222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698亿元[1]（二）内在因素：高校对其自身使命的新理解“赠地学院”的出现，打破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完全脱离的状态，激发了大学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性，并由农业领域扩展到其他行业同时期，受德国洪堡新的大学理念“教学与研究相统一”思想的影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相继创立，标志着“学术研究”正式进入美国大学但在当时，由于经费限制，研究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两次大战的爆发二战期间，在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和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的提议下，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研发活动以满足战时技术需要利用战时特定际遇，大学建立了大规模的研究中心，如MIT雷达实验室，加州理工大学喷气动力实验室等，大批科学家加入合作研究项目，科研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产生诸多重大科研成果，迅速推动了教师科研成果与技术的紧密结合。

这种在战时形成的“政府资助大学科学研究，教师研究成果助推军事技术进步”的新模式，重塑了大学的角色和功能，使大学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走向中心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顺应政策制定者的指引，大学渐渐认识到学术研究是开创新行业或彻底变革旧行业的创新源泉，对其自身作为经济引擎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2]这种转变赋予了高校一项全新的使命：将研究市场化以推动经济增长三）催化剂：联邦政府削减科研经费美国联邦政府对学术研究的资助经过2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下降趋势研究型大学因获大量资助形成了高增长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很难消除[3]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组织植根于由其他组织组成的环境中，资源供给或多或少存在着稀缺性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可以通过变革来调整对环境的依赖程度[4]政府经费的削减，推动了高校寻求外部任何可获得的资金支持来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促使高校对其舒适区之外的学术创业实践活动转为更为开放的态度，希望通过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增加其外部收入，扩大资金来源渠道政府削减资助并不是促使高校促进教师学术创业的直接原因，但加速了这一进程首先，教师学术创业活动并非由高校领导发起，而是教师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过程。

最初由教师担任公司咨询工作，到教师申请专利，再到特定学科教师寻找风险投资者创办衍生企业个别教师学术创业的经历无疑会对群体中其他教师产生“群体压力”和“示范效应”教师与企业之间的咨询活动、研究与创业之间交互模式变得普遍起来，自下而上推动了大学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其次，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快速发展的教师学术创业活动——生物领域，并不是来自受联邦资助影响最大的学术研究领域[5]二、美国一流大学促进教师学术创业的核心策略（一）以“市场营销”模式组建技术转化办公室，对接科研成果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通常围绕管理或法律模式设立技术转化办公室管理模式中，技术许可工作分配给行政人员，通过拓展行政人员职责范围以适应许可需求法律模式则说明许可实际上是保护发明专利，技术转化办公室主要由律师组成，律师提交专利申请并尝试对专利进行许可加州大学系统、威斯康星大学系统、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都采用这种模式然而，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法律模式，实践效果并非令人满意1970年，斯坦福大学赞助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尼尔斯瑞莫尔斯（Niels Reimers）提出基于市场营销模式组建技术转化办公室他认为技术转化办公室成功的关键在于：一是寻找具有科学或工程学学位以及行业经验或先前许可经验的许可从业人员。

他们必须能够与行业中的学术研究人员、企业高管、专利律师以及资助机构的政府官员进行有效沟通二是赋予许可专员一定的决策权在一般指导原则和政策约束下，他们负责发明从披露到市场化的全部环节，日常决策不需经过大学委员会、院长和副校长的审查和批准[6]该技术许可办公室自成立以来，每年平均接收发明披露400项，产生的许可总收入每年以超过20%的速率增长，是研究资金增长率的三倍以上[7]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被其他大学所效仿，逐渐成为大学组建技术转化办公室的通用模式以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杜克大学为例，技术转化办公室人员组成情况见表2所示可以看出，大学技术转化办公室主要由技术许可专员、企业联络员（处理赞助的研究协议，软件许可和材料转让协议）、知识产权管理员（负责知识产权管理、专利数据协调）和支持人员（计算机支持、人力资源、财务、行政事务等）组成技术许可专员的专业背景与大学重点支持的领域相对接如斯坦福大学重点支持学术创业的领域包括生物技术、生命科学、物理科学和化学工程，因此，技术许可专员的专业背景除了涵盖法律、工商管理，还包括化学工程、生物学等相关专业，其中多位获得化学、生物学等博士学位。

此外，这些专员都具有一定的经验，或创办过初创企业，或担任过公司的负责人，或熟悉产品开发流程以及市场营销策略等技术许可专员只负责市场营销和许可谈判，专利申请及起诉或由外部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支持（如斯坦福大学），或通过在技术转化办公室内部设置专利律师，如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杜克大学均由内设律师专门从事专利服务二）规范学术创业流程，提供学术创业资源保障通过委托-代理形式，美国一流大学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处置权授权给技术转化办公室，形成了一套规范、成熟的学术创业流程（见图1）第一步，发明者提交发明披露表格①，由技术转化办公室指派许可专员与教师进行对接第二步，许可专员基于专利检索、市场分析、竞争技术、资金和时间成本等因素审查发明披露并评估发明的潜在商业价值每种发明适合的最佳学术创业形式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发明的开发阶段、满足市场需求的程度、专利的可行性等[8]第三步，由许可专员决定是否对发明申请专利或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版权、商标、专有技术、材料等）由于专利成本较高，通常仅在有充分迹象表明专利费用可以从被许可人处获得时或者被判定为重大发明时才申请专利若经评估后不对此项发明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可将发明所有权转让给发明人②。

第四步，将技术广泛推销给潜在的被许可人，创建营销概述、评估潜在候选公司的专业知识、资源和商业网络，以及技术市场化能力第五步，完成对教师的利益冲突审查后③，与公司签订许可协议或创办衍生企业（start-up）第六步，被许可人对技术进一步开发，以满足市场需求第七步，大学根据收益分配政策将许可获得的收入在发明者、大学、部门等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配第八步，对被许可人进行监管，跟踪产品开发和销售，并确保产生的收入按比例流向大学美国一流大学为参与学术创业的教师提供多重资源支持一是提供学术创业咨询和例如密西根大学、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等依托学校的法律学院设立创业法律诊所项目（Entrepreneurship Law Clinic），由法律学院学生在私营部门律师的指导下为初创企业提供免费的法律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等创建了驻场企业家计划（Entrepreneur-in-Residence），聘請有多次创业成功经验的创业者担任驻场企业家，聘期多为半年至一年，通过现场或咨询的方式帮助教师启动初创企业二是通过学术创业奖学金、捐赠基金、创业大赛以及设立孵化器等多元途径提供学术创业资金支持。

例如斯坦福大学于2006年发起的火花（SPARK）计划，致力于通过促进生物医学发现用于患者的治疗，为具有潜在价值的项目每年资助5万美元[9]麻省理工学院于2002年设立的启动基金（Ignition grants），目的是为了弥补政府对基础科学支持和私营部门对新兴技术资助之间的资金缺口，基金申请获得者通常可获得最高5万美元的资助，启动初创企业[10]三是建立概念验证中心，填补高校科研成果和市场间的鸿沟，分担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化的早期风险例如，哈佛大学于2007年启动布拉瓦特尼克生物医学加速器项目（Blavatnik Biomedical Accelerator），旨在帮助对生物医学教师的原创成果进行概念验证，提供战略支持、种子基金和创业加速器项目由独立的咨询委员会进行筛选，每个项目通常获得10-30万美元的资助三）建立标准和程序，平衡与教学、科研之间潜在的冲突学术创业这一新使命的出现，是否会背离传统的教学、科研使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质疑者认为大学在卷入这些活动时正冒着失去其独立身份和特殊使命的危险[11]学术研究成果商业化会使公共科学变得“私有化”，限制了科学的进步，或称之为“反公共效应”[12]。

商业化利益驱动下，会诱使教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创办公司或者参与咨询活动，甚至一部分教师会劝说他们的研究生从事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而不是更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这种做法会削弱基础研究，破坏学术自由[13]支持者认为利用学术创业获得的资源、资金、与行业相关的知识、技能以及专业网络，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克服研究经费的限制并提高学术成果的实用性[14]争议往往是旧的秩序正在瓦解、重要而积极的社会变化正在发生的一个标志[15]通过公开辩论，美国一流大学设计了具体操作制度来规范教师学术创业活动，平衡其与教学、科研之间产生的承诺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