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竹枝词》看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四川话”的形成精编.docx

从《竹枝词》看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四川话”的形成 从《竹枝词》看清代“湖广填四川”后“四川话”的形成自初唐始，四川巴渝地区出现了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民间乐歌——竹枝歌（词），在以刘禹锡为代表的诗人骚客整理发掘下，竹枝词逐渐以巴渝（川东）峡区为中心向四川腹地传播，同时也向整个长江流域，尤其是荆楚地区流传，故有“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宋代黄庭坚云：“《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1]元、明、清三代，（竹枝词）泛咏风情，不避俚语，通俗易懂，文人之间还相互比赛，民间更是广为传唱，故清代郑板桥在《道情》中云：“尽风流，小乞儿，数莲花，唱竹枝，千门打鼓沿街市[2]清嘉庆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序云：“古之竹枝词，多以记风土人情也，习俗移人，贤者不免《竹枝词》创作中模仿了民歌、民谣、农谚，故语言上比较通俗和口语化，不避俚词俗语，故其能承载明清之际大量的语言文化因子清代竹枝词题材相当广泛，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华夏各地的风土人情[3] 明清以来荆楚地区本来便盛行《竹枝歌》，而清初四川主体移民的湖广移民是沿长江溯水而上，自然要经过盛行竹枝词的三峡地区，且多有留住，形成第二次迁移，又再次受到竹枝词的感染。

以湖广籍移民为主体的湖广文化在四川占据了主导地位，经过“湖广填四川”后，《竹枝词》迅速传遍四川盆地各地，这本身是湖广文化氛围的一个明显表现[4]故作为四川文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四川语言文化，必然打上移民的烙印，而《竹枝词》便是移民四川语言文化的直接体现笔者以清代《竹枝词》为基础，以竹枝词描述到：“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道光时陈谦《三台县竹枝词》）又有“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康熙时陆箕永《绵州竹枝词》）作者自注云：“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对四川普遍通用的四川官话，又叫“湖广话”，四川的语言文化是如何受“楚语”影响而一统川话予以粗略探究一、 清初四川《竹枝词》反映的移民聚居杂处和乡音各异情况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首先提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许多文献对此都有描述，嘉庆时陶澍《蜀游日记》卷17：“（川东北）献贼屠而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道光十五年（简阳）《王氏族谱·序》：“我祖自康熙、庚申年由楚（湖南长沙府）入川，居四川成都府简州之龙泉驿道光二十七年（黔江）《向氏族谱·序》：“祖惟成公…自乾隆七年由楚 迁川，落业酉阳民国（隆昌）《吕氏宗谱·续修序》：“我朝康熙年间先祖自楚入。

等等[5]，笔者在巴中县关渡乡八家坪村见佘家墓碑刻有清初移民状况：“……有如公之父祖由楚迁罗隶籍通巴，已经数世，然每东望楚地……故伊族重修宗谱……”由此可见清代四川是以湖广（楚）籍移民居多，故有“湖广填四川”之说除文献记载外，流传于四川的《竹枝词》有大量描写移民的状况，清道光时陈谦《三台县竹枝词》：“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认为湖广（楚）籍居多清人吴好山《成都竹枝词》：“湖北荆州拔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清初移民“半楚”，这与湖广与四川毗陵，有长江水利之便，巴蜀与楚自古经济文化交流很多有关[6]康熙时巴县陈祥裔《竹枝词》：“渝江下与湘江接，怪道巫云尽楚云此指出四川湖广（楚）二地有地形之便和文化接近的事实宋人苏辙《竹枝歌忠州作》：“不至舟行千里楚，忽闻《竹枝》皆楚语则直接指出四川与湖广两地的语言的近似性除了湖广籍的移民外，《竹枝词》对其他省籍移民也有描述，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大姨嫁陕三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吴好山《成都竹枝词》：“秦人会馆铁桅竿，福建山西少者般。

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北京人雇河间妇，南京人佣大脚三西蜀省招蛮二姐，花缠细辫态多憨道光时陈谦《竹枝词》：“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由上可知，清时四川是八方移民杂处，竹枝词所提省籍有：湖广（湘、鄂）陕西、江西、广东、北京、江苏、河北、福建、山西等从《竹枝词》描述可知，湖广籍占有绝对优势，其他省份没有像湖广籍移民有“半楚”之说，故其他省份移民对四川话影响力就没有湖广大了蓝勇先生通过计量分析法认为：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的主体移民是湖广移民、江西移民、陕西移民，分别占移民的37%、23%和12%左右[7]；张国雄、梅莉研究认为：川东湖广藉为62%、川中为56%、川西为52%[8]；曹树基先生认为：川中、川东湖广籍比例达到70-80%，川西则30-33%[9]笔者统计全四川（含重庆市）一共有明清省籍移民地名1038个湖广籍移民地名有832个，占整个省籍贯移民地名总数的80.15%，几与曹树基先生同今人的研究与古文献所记载湖广籍移民占优势是一致的如大宁（今巫溪）“宁邑为蜀边陲 ，接壤荆楚，客籍多两湖人[10]川西安县“荒郊十之七八招民开垦，楚与蜀连，县境各场占籍者以楚人为最多。

[11]名山县亦是“人多楚籍十居八九”[12]成都亦有“湖广占五”之说[13]这种以湖广籍为绝对优势的八方汇聚的清代移民状况奠定了以湖广文化为主体的四川文化，为以湖广话为基调的四川话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湖广填四川”这次以湖广为主体的移民大换血奠定了清代四川的社会文化基础，为清末及民国乃至现代的四川话形成创造了条件，故乾隆对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气候不齐连六诏，土音错杂半潇湘由于客籍人“半楚”故才有土音（四川话）“半潇湘（楚）”之语言之“半楚”的结果清代四川以湖广文化为主的文化形成有一个过程，蓝勇先生认为清初及清中期应该是以湖广文化为主体的多彩文化氛围并存的状态，由于后来四川各地移民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接触增多，相互之间文化认同感加深，逐渐形成融洽和统一的文化氛围[14]语言是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清初由于全国各地移民涌入四川，造成四川语言的“五方音杂”局面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称：“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清人杨国栋《峨边竹枝词》亦称：“楚语吴歌相遇处，五方人各异乡音嘉庆时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摇唇故作齿音扬，轻薄成都有别腔上面三首《竹枝词》分别描述了当时川东北、川西及四川省城语言的差异。

由于语言的差异，清初四川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必然会受到影响清人孙太钧《梁山竹枝词》描绘道：“叙将风土并人情，那得黄钟大雅声鄙俚方言琐屑事，不加笺注不分明另“恶语良言未出唇，梁山口语实堪 频乍闻两字装头起，不问而知此地人描绘了梁山话难懂，这种情况当时四川各地都普遍存在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嘈杂乡音入耳中，掌家籍贯半川东另“吾处土音听不得，一乡风俗最难齐道光时钱召棠《竹塘竹枝词》：“听来乡语似长安，何事新更武士冠都是描写的四川语言各异的情况造成这种语言差异是清“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活动中，外地人大量迁入，把他们方言和民俗带入四川，使四川方言、词语发生很大的变化[15]重庆地区“州自明季……土著无几遗风旧俗弗可得而详已国朝康熙、雍正间，秦、楚、江右、闽、粤之民，著籍插占，各因其故俗以为俗，不必尽同[16]江安县：“江安自明季兵燹后，土著仅十一二，余皆五方杂处，俗尚各从其乡[17]五方杂处，风俗殊异，语言肯定互异 永川县“永治五方杂处，语言互异[18]达县“咸同以前，语言尚异[19]清时四川各地语言互异除五方杂处原因外，还与清代迁入四川移民的迁徙聚居方式有关如巴县界石区地名广东湾：“明末清初，广东移民在此聚居得名。

[20]巫山县秀峰区吴家营：“明清时，移民来川，吴姓聚居于此地，故名侯家营：“明清时，移民入川，侯姓聚居于此，故名骡坪区高家营：“相传，湖广移民来川，为高姓聚居之地，故名骡坪区吴家营：“相传，湖广移民入川，为吴姓聚居之地，故名[21]清初四川移民最初采取同乡、同族（姓）聚居的方式，乡籍、族籍的内聚力很大，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之说，这亦是清初、中期四川语言互异的重要原因例如笔者家谱民国二十四年《黄氏家谱》记载峭公生二十一子分家时的诗写道“……年深外境犹吾境，身达他乡及（即？）故乡朝夕莫忘亲命语，辰昏须荐祖宗香……”这诗可证“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在四川移民心中的影响，但是为何四川（巴蜀）地区相对经济、交通文化更发达的闽粤、江浙地区语言差异反而更小，整个巴蜀范围语言却基本统一呢？二、 清代四川《竹枝词》反映“湖广填四川”后的语言文化整合清代的四川在“湖广填四川”后是如何打破五方杂处，乡音各异，最终形成四川话（四川官话），使之成为四川各地各族的通用语言的呢？清代四川打破各省籍语言互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上文可知移民原因是首要的一）“湖广填四川”湖广主体移民对四川语言文化的压倒性辐射影响。

前面已经探讨湖广籍移民是清代四川的主体移民，在整个省籍比例中占压倒性优势，在各地方志有记载大宁（今巫溪）“接壤荆楚，客籍多两湖人，风尚所乎，由来久矣……岁时同乎荆楚，今犹昔也……”；[22]芦山县“……汉夷杂处，无不夷音楚人徙居独存楚语[23]安县“（移民进入后）音皆多浊，近数十年交通便，声音皆入于清，而各省之人腔调渐归一致，音皆清而浊者少矣[24]这种风尚习楚，声腔调渐归一致，独存楚语，与“湖广填四川”移民以两湖为主体是分不开的湖广主体语言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在清代四川竹枝词有所反映道光时陈谦《三台县竹枝词》：“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康熙时陆箕永《绵州竹枝词》：“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作者自注云：“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由于楚（移）民为最，故清人胡用宾《旌阳竹枝词》有“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楚歌那得 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乾隆时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称“气候不齐连六诏，土音错杂半潇湘由此可见清代四川由于湖广藉移民数量上“半楚”必决定了四川语言上的“半潇湘”格局《竹枝词》本身发源于四川的川东三峡地区，清康熙时陈祥裔《巴渝竹枝词》：“梅子初黄落雨天，插秧妇女满山田。

山歌唱出《巴渝曲》，交易工夫不用钱其《巴渝曲》就是竹枝词竹枝词在唐宋时就流播于荆湘大地，故宋诗人苏辙才有“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声苏轼《竹枝词自序》略曰：“《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25] 由此看竹枝词好象是用楚声吟唱，实际体现两地语言相互影响，比较接近在清代“湖广填四川”湖广移民沿长江溯水而上，自然经过盛行竹枝词的三峡地区，且多有留住形成第二次迁移，再次受到竹枝词的感染随着湖广移民西进，竹枝词就远播川西以及云贵[26]由于“渝江下与湘江接，怪道巫云尽楚云两地地理相邻，文化相浸，四川用湖广方言咏唱《竹枝词》（《竹枝词》本楚声）就不足为怪了经过“湖广填四川”的历程后，《竹枝词》迅速传遍四川各地，正如蓝勇先生所言，这本身是湖广文化氛围的一个明显表现而清末前人《成都竹枝词》描写打连宵云：“贫女谋生亦可怜，竹竿凿眼贯青线逢人高唱湖南调，柳柳连来柳柳连此直接指出竹枝词是用湖南（广）调歌唱的自古巫（巴）云（话）与楚云（语）同，而“湖广填四川”则将巴楚文化同源推广到全川范围由明代之前的半巴半楚或亦巴亦楚的时代，发展到亦巴蜀，亦荆楚的时代[27]这在四川语言文化上，则体现在清代“湖广话”成了“四川官话”。

过去地方志有将四川话叫“蜀话”、“蜀方言”甚至“普通话”的，这些都是清朝前期以湖广地区为主的移民入川，从而形成的四川话和西南官话的体系[28]“湖广话”成为“四川官话”，这是清代主体湖广移民语言的压倒性辐射作用的结果但真正让全四川人能懂能说四川话（湖广话）必然有一个过程和外部的推动作用四川话最终成为四川“普通话”是如何完成的呢？（二）清时四川各地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四川话的认同与推广古人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