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梅：古代中日漆艺交流论述.doc

古代中日漆艺交流论述程红梅(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510632)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卷（总第4期），2002年9月JOURNAL OF GUANGZHOU RADIO Vol. 2　Sum No. 4 &TVUNIVERSITY Sep. 2002摘　要:中日漆艺交流历史悠久,几乎贯穿中日文化交流的整个历史,中国漆艺较早发展成熟,对日本漆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日本积极学习中国漆艺,并在吸纳中国漆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建立起本民族传统漆艺体系;日本的创新技艺回流中国,丰富了中国既有的漆艺宝库中日两国的漆文化在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中互动发展,对世界漆文化作出了贡献关键词:中日　漆艺　交流漆艺是工艺美术园中的一株奇葩异卉,它以悠久的生命力和不断更新的艺术形式表达着不同时代人们的审美需求,在人类文明史上绽放着奇光异彩中日两国的漆艺具有悠久的历史,均在各自新石器时代已经生发,其发展贯穿古今,但是两国的漆艺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为漆艺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使得中日两国的漆艺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民族特色中国漆艺较早发展成熟,从而对日本漆艺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因此,早期的中日漆艺交流实际是中国漆艺对日本漆艺的单方向影响。

随着日本漆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以及传统漆器艺术风格的确立,中日漆艺逐渐形成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局面由此,笔者将中日漆艺交流的历史大致分为唐宋以前、唐宋和明清三个阶段一)华漆东被———早期中日漆艺发展的巨大差距及中国漆艺对日本漆艺的影响中国漆器制作在7000年前已经出现,[1]到两汉时期,臻至辉煌高度,漆器的实用普及和工艺水平同时达到了一个高峰精美奢华的漆器渗入中上层阶级的日常生活,当时“富者银口黄耳,金垒玉钟;中者野王器,金错蜀杯”[2];漆器的品种繁多,有生活用品、乐器、礼器、兵器、车马具等等,几乎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漆器的胎骨制作、髹漆技法完备,造型优美、纹饰丰富、色彩多样,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艺术境地;漆绘艺术与两汉的绘画艺术交相辉映,展现出大汉气势磅礴的精神境界当中国漆器已进入黄金时代的时候,日本漆艺才刚刚起步,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日本的奴隶时代)的漆艺在二色髹涂和二色彩饰的基础上出现透雕和镶嵌,但技法相当原始,其品种也只有少量装饰品、武器和生活用品有学者认为早在中国的新石器时期,中国漆艺已对日本漆艺的发展产生影响现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漆器物品有: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木胎漆碗,常州圩墩遗址出土的二件涂漆残木器,余姚反山墓地出土镶嵌玉饰的彩绘漆杯,良渚文化的黑陶上常有漆绘的花纹,上述遗存年代均为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2000年。

日本绳文文化的漆器和涂漆陶器都比较发达,唐津荣火田遗址出土的黑陶上也有漆绘的花纹,同良渚文化比较接近[3]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则表明上古时期日本漆艺的发展受到中国的影响朝鲜乐浪发现的大量汉代漆器揭开了中国漆器东传的面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朝鲜乐浪附近发掘出大批带铭文的两汉时期中国漆器,时间从西汉永元二年(公元前85年)到（P.51）东汉永平十年(69年),[4]这充分表明汉代漆器输入朝鲜半岛的数量之多乐浪,汉时属于中国版图,是当时朝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据点据学者考证,汉代中日交通路线是循海北道中到达弁韩,然后沿着马韩的海岸,顺各岛屿海湾北上,到达乐浪郡,最后由乐浪郡取道陆路辽东到达后汉的首都洛阳,这是汉代中国文化输入日本的最主要渠道[5]漆器已经到达乐浪,想必不会停止它东进的步伐朝鲜漆艺是在中国漆艺直接影响下发展的学者普遍认为朝鲜在西汉时出现漆器制作业,现已发现的朝鲜本地所产最早的漆器是一件高句丽时期的藤藤漆篮,其上书有“忠孝楷范”四个汉字早期日本漆艺通过朝鲜接受中国漆艺的影响在日本保存有完好的朝鲜早期漆艺作品,如朝鲜三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7世纪)的一件木质神龛和两件木雕堆漆佛像。

这一时期的朝鲜工匠还来到日本,为日本制作了许多佛教造像,并用漆工艺装饰日本的庙宇、寺院[6]日本在绳文时代(公元前300年以前)只有二色髹涂和二色彩绘技法,到古坟时代(4世纪—6世纪),制胎技术已可与中朝相媲美如果没有外来的影响,这种飞速进展的取得是难以想象的二)漆苑和歌———唐宋时期中国漆艺的嬗变与日本漆艺技法的成熟和风格的确立瓷器的诞生是中国日常生活用具制作材料的一大变革,它以质价多样,可批量生产满足了各个阶层的需求,一经出现,便迅速占领了日常生活用具领域隋唐时期,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使得漆器从这一领域大规模撤退漆器在实用领域的发展受到抑制,并没有影响到漆器自身的发展,它作为工艺美术品的审美功能和奢侈消费品的地位反而益加突出唐代繁荣的社会经济和发达的工艺制作,使漆艺获得创新和发展,在制作技术方面开辟了崭新的格局,除原有的螺钿镶嵌与夹造像有进一步的发展外,又创造了平脱、雕漆、末金镂、库路真等新的技法和品种,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金银钿工与漆工的结合后世所具有的漆艺技法在唐代基本上都已出现,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已成熟的漆工体系进一步完备,漆器从社会生活领域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美术门类之一种。

到宋代,又出现了素髹和戗金两个新品种与唐代相比,宋代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漆器艺术方面,对当时的周边民族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明代著名漆工杨明在《髹饰录序》中称中国漆艺“以唐为古格,以宋元为通法”现代漆工研究学者朱启钤先生在《髹饰录弁言》中称:“彼(日本)中治漆,悉依我法,墨守精进,通国风行[7]这里的“悉依我法”当指唐代的中国漆艺唐代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日本以遣唐使为媒介,全面引进中国文化,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制度,从文学艺术到生活习俗,从生产技术到工艺制作等等,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漆艺也在此时大规模输入日本,使日本迅速建立起完整的漆艺体系,出现了奈良——平安时代(749年——1192年)的漆艺盛世唐初,漆艺的一代风格尚未形成,从这一时期日本的漆器来看,日本漆艺深受中国六朝风格的影响时值日本飞鸟时代(593年——710年),这一时代被视为日本早期漆艺与中世纪漆艺的分水岭其代表作“玉虫橱子”融合了各种漆艺技法和六朝艺术风格从整体上看,它是一座集建筑、雕塑、绘画和工艺美术于一身的微缩建筑,以黑漆为底,上面用密陀僧描绘各种图像和纹样其中漆绘纹样有四种,混合了中亚传来的植物唐草纹和中国传统的云气唐草纹;图像姿态与中国六朝俑姿态相通,绘画技法均出自中国汉魏以来的绘画手法,既有汉代山石画法的古拙程式,又有六朝人物画的清秀神韵;漆绘线条流畅,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玉虫橱子表现的独特创意和精湛技艺表明日本漆艺在技巧和艺术营造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意味着日本漆艺形成阶段的结（P.52）束,预示着日本漆艺发展高潮的到来[8]此后,唐朝漆器制作的技法和流行风直接带动着日本漆艺的发展,“唐风劲吹”席卷了日本文化的奈良时期和平安前期中国漆器主要以遣唐使为媒介大量流入日本,奈良正仓院珍藏有许多唐代文物,以螺钿和金银平脱为最据当时的献纳目录《国家珍宝帐》记载,仅螺钿器就有20余件,如“螺钿紫檀琵琶”、“螺钿紫外线檀五弦琵琶”、“螺钿紫檀阮咸”、“平螺钿背圆镜”、“平螺钿背八角镜”、“纳绀玉带圆形合子”、“桑木木画棋局”、“木画螺钿双六局”、“螺钿枫琵琶”、“螺钿玳瑁八角箱”等20余件金银平脱则有金银钿装唐大刀、金银平脱漆胡瓶、金银平脱花鸟八角镜、银脱盒子等等螺钿和金银平脱均是唐代盛行的漆器品种[9]唐诗人白居易的《素屏谣》有:“尔不见当今甲第与王宫,织成步障银屏风,缀珠陷钿怙云母,五金七宝相玲珑这是当时螺钿所制之器的华贵气象的体现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唐太宗赐给安禄山的物品中有很多是金银平脱器,如金平脱犀头匙箸、金银平脱隔馄饨盘、平脱着足叠子、银平脱破觚、银瓶平脱掏魁织锦筐,银平脱食台盘等等。

唐肃宗时因国家财政困难而下令禁做高级工艺美术品,其中就有螺钿和平脱:“(至德二载, 757年)十二月丙午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六月,又“诏诫薄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平脱、宝钿等物”由此可见螺钿和平脱在当时之盛行及贵重唐代螺钿器传入日本后,螺钿技术为日本所学并获得进一步发展奈良正仓院南仓现有倭琴10张,其中见诸《国家珍宝帐》的“桧倭琴”保存完好,琴身是紫檀,镶嵌螺钿,以贝材施云草花纹,工艺虽略显粗糙,但整套技术已能运用自如因倭琴是日本特有的乐器,故可断定此螺钿工艺出自奈良工匠之手到平安时代,螺钿已经广泛应用于日本的建筑和室内装饰,螺钿器成为日本引以为骄傲的传统工艺品并被作为珍贵的礼品赠给外国《高丽史》记载:“延久五年白河天皇时,高丽文宗世家二十七年(1073年)秋七月,东南海都部署奏:日本国人王则贞、松永军等四十二人来,清进:螺钿鞍桥、刀、镜匣、砚箱、栉、书案、书屏、香炉、弓箭、水银、螺甲等物日本螺钿器还被赠送给中国端拱元年(988年),东大寺大周然遣弟子向宋太宗进献方物,其中有螺钿花形平函、螺钿梳函、螺钿书案、螺钿书几、螺钿鞍辔等日本长和四年(1015年),为助缘天台山大慈寺重建,藤原道长献“螺钿莳绘二盖橱子莳绘箱”,藤原实资进“大螺钿鞍”。

由于日本螺钿技术在宋代已经超过中国,致使宋人方勺在《泊宅篇》中误认为:“螺钿器本出倭国,物象百态,颇极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753年,鉴真东渡将日本超大“夹造像”的制作风推向新的高潮鉴真弟子曾与日僧合作,为奈良唐大招提寺塑造三座夹漆像大佛,其中的卢舍那大佛高3·30米,以布糊漆13层,是日本最大的夹佛像鉴真弟子为鉴真塑的干漆坐像则成为中日文化友好交往的象征由于武宗禁佛,毁掉大量佛像和像具,唐代夹佛像在中国已不可得见,我们惟有从日本所保存的唐时的夹佛像一览唐代夹造像之风采日本漆艺传统风格和传统技法在平安后期确立公元894年,日本废止遣唐使,断绝与中国的官方往来,它也成为日本美术界的重要分界线平安后期,日本美术领域出现全面的国风化倾向,寻求与以平安为中心的风土人情相适应的和风表现样式在漆艺上表现为纹样图案与造型设计上的和风式变革,如在家具、风筝的山水风景中,以自然主义的彩绘画法忠实摹写自然形态:山峦叠翠、断崖悬藤、飞蝶舞蜂、戏溪鸳鸯等等,融装饰性与写实性于一体,在中国山水花鸟卷轴画上创造了丰富的绘画风格与此同时,日本传统漆艺技法的骨干“莳绘”在10世纪初已发展成熟,莳绘的雏形是末金镂,得名于正仓院所藏末金镂唐大刀,这一技法似可追溯到战国时的施金银彩漆器。

P.53）至此,日本漆艺在唐朝漆艺的基础上,创造发展了本民族的漆艺技法与风格,确立了日本传统漆艺,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日本官方对漆器制作业的支持是漆艺在日本获得长久生命力的重要条件奈良时期,日本出现官营漆产业和漆树种植园,政府八省之一的大藏省设立了“漆部司”和专为漆部司供应胎骨的“稆部司”;民间漆器制作和漆树种植也在政府的要求下得到发展,漆和漆器是当时缴纳的庸调实物之一,漆树遍植日本各地漆器制作业在日本蓬勃发展,为漆艺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推动了明清中日两国的漆艺互流三)漆艺互流——明清时期中日漆艺相互交流的局面明朝漆艺继元朝之后,走上了单一品种的发展道路明朝建立官营漆器作坊——果园厂,专制“雕漆”和“填漆”两种在宫廷口味的引导下,各地纷纷效仿,制作雕漆,著名的有云南雕漆、平凉雕漆、山西木雕款彩雕漆以及福建蒲田、广东潮州、浙江东阳地区的木雕金漆其它传统技法或被摒弃,或因受抑制而日渐衰败,以至明末所著《帝京景物略》说:“古犀皮、剔红、戗金、攒犀、螺钿市时时有,国朝可传则剔红、填漆、倭漆三者雕漆和填漆是明清漆器的特色品种,曾通过朝贡贸易输往日本但在明代,更多的日本漆器进入中国市场,深为各阶层所喜爱,“倭漆”风靡一时,中国也出现仿日本漆器作品,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