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来 掌握主动.docx

把握未来 掌握主动能否把握国际格局发展趋势成为关乎各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只有把握好国际发展大势，才能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掌握主动，赢得先机不久前，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请他就国际关系中长期发展的若干趋势及中国如何积极应对等诸多问题，谈了他们最新思考 趋势一：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强劲有力，越来越密集覆盖至全球各个角落及领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联合国诞生以来，国际制度一改过去几百年间那种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状态，其存在变得比较明显，其功能变得更加有效尤其是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之后的最近二十年间，传统的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方式受到广泛批评，而有助于代表多数国家和地区意愿的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逐渐活跃起来例如，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见证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及日益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后多哈回合进程中国家间经贸诉讼判决的冲击力；在国际军控领域，有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公约的出台，有国际原子能机构之不可忽视的调查取证、咨询建议角色；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领域，先有《京都议定书》、后有“哥本哈根进程”的强力推进；在海洋国际关系领域，世人见证了被称作“海洋大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看到它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制约；在国际政治和人权领域，产生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潜移默化地约束着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司法进程；在解决各种地区热点和局部冲突的集体安全领域，联合国安理会越来越像是主要世界大国不敢轻视的一个协商伙伴和决策角色。

未来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间，这一趋势将持续加强，更加细密、更加有力地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和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虽然少数大国一直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种国际利益集团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各种国际制度和组织内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制度与组织的效能，然而总体上判断，国际制度的网络化进程不可阻挡，覆盖面将不断加大（比如从传统的高政治领域扩展至低政治范围），执行力度特别是履约强度可能逐步提高，对主权国家的权力和各国民众的生活均将产生更加深刻持续的影响虽然看起来，国际制度的兴盛和强化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约束，但事实上，善用国际制度、顺应时代浪潮的国家，能够从国际制度网络进程中获得诸多利益，比如：主动让渡边缘性主权权利的同时增强自己对于核心主权权益的掌控等国际制度与国家主权之间并非线性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呈现复杂的组合与互动，国家权力的弱化或强化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决策精英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眼界和能力国际制度的这种演进趋势，对于中国的未来有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联合国席位的恢复，是中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发出独特而强大声音的关键一步；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从弱到强、由受动者到定价方逐步转换的里程碑；20国集团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形成，尤其是它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扮演的监管、改造和协调角色，以及有关各方对中国关键位置的强调，提示着中国人在塑造国际体系方面的一种新工具和自我能力提升的一种新途径；中国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和坎昆回合的贡献（及各方期待），体现出中国作为能源大国、排放大国、贸易大国、创新大国和决策大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所拥有的巨大潜力与推动力量。

毫不夸张地讲，在几乎所有主要国际制度中间，离开中国的参与，它们的代表性和功能发挥会越来越受到质疑；反过来，离开与这些重要国际规则与制度的积极互动，中国也可能比从前有更大的损失和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一个显著上升的互动趋势趋势二：国际制度改革提速，国际格局不断调整，国际新兴力量参与到各种博弈中来国际力量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正如列宁很早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几百年间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主要西方国家之间争夺市场和资源、控制资本流动和收益、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实力彼此消长与斗争然而，在新的时期和背景下面，发展不平衡的命题具有了更加积极的内涵与衡量尺度就国际制度的演变而言，未来中长期时段内，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从基本目标分析，非西方世界的一批大国（如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和中国、印度等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凭借自身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力图向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逼近，逐步改变传统西方国家长期主宰各种重大国际制度的局面；而传统西方霸权国家（欧美日等国居核心位置）则千方百计维持旧的格局，包括打压非西方竞争者，以避免主导权的旁落考虑到传统与新兴国家实际存在的各种差距，尤其是后者崛起过程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困难与危机），不同势力此消彼长的摩擦会不断加剧，而取代过程则漫长曲折。

这中间，不能排除一些新兴大国中途受挫、停滞不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传统西方强国重振强势、引领新一轮竞赛的前景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迅猛、又曾经在九十年代后期被亚洲金融危机重挫锐气的印尼，便是前一类典型事例；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后期，也曾经有过相当低迷的一段，但随着海湾战争的全胜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经济荣景的出现，山姆大叔似乎依旧强大无敌由此可见，看大国综合国力竞赛，切忌用简单的加减法计量其二，从新旧交替方式看，一种可能出现的方式，是形成各种新的区域性力量中心，这些同时包含西方强国和新兴大国的力量中心，在某些地区强国（中东欧的波兰、西亚的土耳其、南部非洲的南非、中南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的强力引导下，将依托本区域的经贸一体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发展一批区域性国际标准和制度框架（如欧盟法律框架、东盟安全共同体、西非国家贸易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机制等），对原先国际间行用的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挑战或加以修正；另一种出现几率相当大的方式，是在全球范围调整原有国际制度的结构，重新分配投票权、资金存留比例、领导人国别来源或其他决策份额，经过长期而艰难的斗争较量，包括各种结盟与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种全球性国际组织和规范适应新的力量格局。

其三，从主要领域观察，在全球层次上，国际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将持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与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领域，联合国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安理会结构的改革，以及安理会所决定的集体解决国际冲突与维持和平的方式，将成为未来十年不同力量和声音较量的一大平台；在经贸和环境领域，以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为主要象征的传统西方大国和新老国家并存的两类国际机制，包括受到它们左右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的调整过程，将以互补、合作和竞争、超越的双重博弈，通过复杂的磨合进程，在长期的此消彼长中，共同制约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在文化与社会领域，以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经社理事会与教科文组织为主要体现的国际文明制度及其规范，在被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来解释本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战略、外交方针合法性的同时，自身也将不断地得到各种充实、修正和完善，成为更加显著与有效的全球性伦理价值与国际法来源，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世界范围各式民族主义、“文明间冲突”、新生态政治和重大社会思潮的起落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安理会改革的必然性与复杂性可以说，在当代各种国际机制里面，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国际冲突的制衡和对国际安全的推动是最重要的一个，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它在未来的作用可能还会上升。

也正因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希望在这一机构里有代表权甚至主导权，而六十年前在二战结束背景下确定的五常任加十非常任理事国的结构确实不能完全适应日新月异的现实这才有了激烈角逐、明争暗斗的安理会改革议论和各方博弈作为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国家，中国对于国际集体安全这一中枢机构的变革，务必有全面的统筹考虑和相应的战略策略，例如，必须考虑日本、德国、印度等国入常后的实际影响，考虑广大发展中区域的普遍代表权的实现，考虑与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协调与磨合关系，尤其是考虑中国维护自身利益和承担全球责任之间的平衡点，在研究界、主管部门和政治高层的密切磋商配合的前提下，提出中国的总体方案和具体步骤这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期而动态的调试过程，持续的时间将伴随整个战略机遇期 趋势三：在国际制度的生成演进中，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过程中，经贸、外交、法律的作用增强，军事制度在保持强势地位的同时，其主导性和便利性受到更多约束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主要国际制度诞生和作用的世纪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针对两次世界大战和若干重大局部战争的严重后果，战争与和平问题始终是各国决策者和民众关注的首要事项，与此相应国家中，军事关系保持了在国际制度创造过程中的强大而首要的位置。

在几百年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上,在重大争端的解决方面,军人一直是决策圈子的核心成员,军费开支始终占据国家预算的最重要部分,国防和对外军事干预的开支从来是大国(尤其是老牌西方大国及俄罗斯)优先安排的内容,尚武风习直到二战结束之前在很多国家的对外事务里都是主导性的社会风气可以说,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或商务手段或其他对外交往工具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先性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和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法律制度，目标旨在防止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再度发生；联合国系统中的多数国际制度与规章，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理事会、人权委员会和难民署以及维持和平行动（PKO），占有了大多数国际资源和排在各国政府议事日程的最前面，成了国际社会关注和国际组织活动的绝对重心从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今天和未来一段时间，在上述逻辑继续有效的同时，有不少新的线索出现和新的要素介入，令国际制度的生成与变迁过程呈现多元、非线性的特点，也令传统的军事、外交、商务等等交往手段的重要性顺序及使用频率发生复杂而重要的改变，出现日益增多的变化与改观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个地区，政府不得不适应社会公众更大知情权的要求并做出一定改变，NGO在国际组织和各种论坛上的发言权得到增强，信息的迅速传播和新媒介的层出不穷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某些垄断。

因此，可以说，新的社会运动和思潮加入到国际制度制订和修改的有力参与者之中典型事例如NGO在国际禁雷公约和对中小武器的管制加强过程中的角色其次，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贸一体化的势头日益强劲，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和生活方式的紧密联系（包括生产过程/消费偏好/融资流动之相似性的增强），从积极意义讲，无形中加大了各国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发动战争、以武力解决问题的代价，外溢出政治对话、军事缓和、军备控制的效果联合国秘书长在解决地区热点事务中调解作用的增强，安理会决议的特定威慑力和道义影响力的提升，各个地区联盟的安全对话与协调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政治化、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更大互动再次，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从长时段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终结之后，国际制度乃至总体国际关系的一个进步趋势是，各种武力霸权、政治威权、外交强权虽然没有消失，某些时候甚至强势显现，但它们受到的有形无形的约束在增多，战争使用的禁忌在增多，约束来自更多方向，相对过去而言其权重和便利程度均有所下降这方面，美国给出了最好的教训：这个超级大国在军事上依然是超群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务的愿望和能力依然强烈而有力，但美国在军事战场之外的失败到处可见，支撑美军战斗力的财政资源受到更多约束，来自联合国和其他大国的制衡越来越明显，最近半世纪里几乎每隔一、二十年美国介入全球大型冲突的能力就要降低一个层次（从宣称“同时在两个半战场作战”，到“同时在两个战场作战”，直至近期所说的“同时在一个半战场作战”），而“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性等因素被迫放在更高的位置。

显而易见的是，军事便利性将受到更多约束的预测，会引起不同的质疑，特别是考虑到现今军备竞争依然无休止、某些地区（如东亚和中东）依然存在严峻的军事紧张对峙的局面这里，并非否定军事的重要性，以及它在未来很长时期仍将占据的国际事务决策过程的巨大权重我们的观点仅仅是说，从长时段观测，从全球社会与国际关系几个世纪的演化看，军事的主导权和军事使用的便利性呈现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传统的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