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结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docx

    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结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晓【摘 要】本文运用数理统计和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山西省939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不可移动文物的级别结构、类型结构、市域分布、空间分布类型、空间聚集性等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级别结构较为均匀，类型结构为集聚阶梯性，空间分布类型多为凝聚型，空间聚集性强此外，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区的空间分布同本省的地形地貌、文化历史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因素有较强的相关性关键词】山西省 不可移动文物 空间分布 影响因素一、引言人类几千年文明给我们留下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是先人在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的具体遗产或遗址，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多方面领域，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1][2]山西作为中国的文物大省，素有“地上文物看山西”之美誉不可移动文物的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是研究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前期条件和基础本文以山西省939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不可移动文物为研究对象，从级别结构、类型结构、市域分布、空间分布等方面，详细分析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所涉及的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的数据分别来源于国家文物局（http：//二、结构特征（一）级别结构不可移动文物在保护级别上可以分为“世界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世界级”称为“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根据《世界遗产公约》选定截至2016年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世界遗产有1052处，我国有50处，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包括35处世界文化遗产山西省的世界文化遗产有3处，分别为五台山佛教建筑群、云冈石窟和平遥古城国家级”则称为“中国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文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依据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对不可移动文物所实施的最高保护级别，由国务院核定公布截至2016年底，国务院公布了7批全国重点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总数4295处山西作为文物大省，拥有国家级不可移动文物452处，位居全国第一省级”“市级”和“县级”则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山西省级文保单位有487处二）类型结构根据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对国家文保的分类与命名方法，不可移动文物分为五类：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窟石刻及其他山西是全国地上文物最丰富的大省，其中古建筑最多，现存18418处，位居全国首位。

国家级、省级古建筑则有597处，占总量的63.58%，世界遗产五台山佛教建筑群和平遥古城就属于此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称山西为“全国古建筑的宝库”古遗址有144处，位居第二，约占15.34%，山西丁村遗址为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地下文物古墓葬只有75处，占7.99%详情如表1所示三）空间分布特征1.市域分布特征山西拥有11个市级行政区，从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分布数量看，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运城，拥有167处不可移动文物，占全省总数的17.84%，位居榜首第二等级为长治、临汾、晋城和晋中，拥有不可移动文物数量100处左右，分别为129处、112处、101处和99处，分别占全省总数的13.78%、11.97%、10.79%和10.58%，在平均值以上第三等级为吕梁、大同、忻州和太原市等，拥有数量较少，分别占全省总数的8.76%、8.33%、8.12%、5.66%第四等级为朔州和阳泉，分别有23处和16处不可移动文物，只占全省总数的2.46%和1.71%，位居榜尾这表明山西不可移动文物在市域分布上极不平衡，详情如表2所示从不可移动文物的市域密度分布角度分析，11个市域的平均密度为每一万平方千米有59.6处。

如表2所示，点密度分布呈集聚阶梯特征，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级为运城和晋城，点密度约为平均值的2倍；第二等级为长治和太原，高于平均值；第三等级为晋中、大同和临汾，接近平均值；第四等级为吕梁、阳泉、忻州和朔州，远低于平均值由于山西省各市域面积差异大，不可移动文物在市域的数量分布和点密度分布具有一定差异晋城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分布虽较多，但面积较小，点密度更高；运城、晋中、长治、大同等市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分布与点密度分布基本一致；临汾虽然数量较多，但面积较大，所以点密度较低，与其类似的有朔州、忻州和吕梁；太原数量分布较少，但面积最小，点密度反而相对较高2.空间分布类型最邻近点指数表示点状事物的空间分布特征，是表示点状事物的相互邻近程度的地理指标邻近距离指数R为实际最邻近距离与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的地理指标当R=1时，点状分布为随机型；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当R<1时，点状要素趋于凝聚分布表3为山西市级行政区不可移动文物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指数，11个市域中，依据国家级不可移動文物的分布，最邻近距离指数可分为三个层次晋中、大同、太原、长治、运城和吕梁，这六个城市的指数在0.58～0.78之间，属于典型的凝聚型城市，不可移动文物分布较为密集，大多分布在繁华的城市。

晋城和临汾虽然也属于凝聚型城市，但指数基本趋于1，不可移动文物分布虽然集中但也较为均匀朔州、忻州和阳泉三城市的指数大于1，不可移动文物分布相对均匀，很少在城市中心区集中分布而依据不可移动文物的总体分布，最邻近距离指数值只有阳泉的指数大于1，其余10个城市都小于1，属于凝聚型宏观分析最邻近距离指数，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属于凝聚型，这一分布情况，与山西历史上地理、环境、经济、政治、人口发展基本一致 3.空间聚集性特征核密度估计是一种具有非负性和标准化的非参数密度估计方法，能更直观反映山西不可移动文物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聚集性[3]核密度值越大，不可移动文物在此区域越多，也越集中；核密度值越小，比如0～0.03，不可移动文物在此区域越少，较为分散，也难以集中保护如图1所示，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分布呈现明显的南多北少、分布分散的多空间集聚点中南部的集聚中心较多，分布却较为分散，形成晋中、长治、晋城和运城为中心的集聚区域，核密度值在0.015～0.03个/千米2北部集聚中心较少，但有最大的集聚中心——大同市，核密度值超过每平方千米0.18个大同是九大古都之一，曾为北魏首都、辽金陪都，境内有云冈石窟、华严寺、悬空寺、九龙壁等众多古迹。

三、影响因素分析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差异较大，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较多，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要素等都会对分布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自然地理因素山西省是典型的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境内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米以上不可移动文物主要集中在海拔200～2500米，其中海拔500～1000米区域最多，约占总数的56.3%高原地表起伏度范围为0～912米，但不可移动文物所处区域的起伏度基本在200米之内，约占总数的97.86%山西高原内部起伏不平，河谷纵横，地貌类型复杂多样，有平原、丘陵、山地、台地，山多川少，山地、丘陵占总面积的80.1%，平川、河谷占总面积的19.9%不可移动文物主要集中在平原、丘陵和山地，平原处最多，约占总数的54.5%，其次为丘陵约30.98%如图2所示，山西高原中部从北向南呈S形的断陷盆地，地形起伏度低，地势呈阶梯状递减，盆底平均海拔由1000米到350米气候温和，降水量相对高，适于居住，是历朝历代人类居住生活的聚集地遗留的古建筑古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也较多，尤其适合木结构建筑的保存，宋金之前的古建筑，全国共146座，山西有106座，占总数的72.6%[4]。

山西高原的山脉错综交汇、地势险要，不适于人类居住，遗留不可移动文物相对较少但特殊的位置和地貌使之为兵家必争之地，近代成为中国抗日战争革命根据地，遗留八路军总司令部遗址、平型关战役遗址等89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性建筑二）人文地理因素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横贯山西700余千米，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化，积淀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拥有新旧石器时代的古遗址、古墓葬等有80多处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上古时期的尧舜禹分别定都山西临汾、永济和夏县附近；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圭尺”的出现则确定该遗址为中国最早的“地中之都，中土之国”[5]山西位于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连接中心地带，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北方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相融合的，具有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黄河文化民族的杂居、文化的交融，使得各民族趋于汉化，各自扬弃，取长补短，熔于一炉从旧石器时代的“丁村系”和“峙峪系”两大文化体系，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直至辽金入驻山西，各民族文化的进步和交融，遗留了丁村遗址、洪福寺、麻衣寺砖塔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古遗址和古建筑此外，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与儒、道等多种民族宗教信仰并存，山西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遗留了当今唯一汉藏佛教并存的五台山佛教圣地以及云冈石窟、严华寺、广胜寺等众多宗教圣地。

历史上，山西作为中央王朝的脊梁，是各种力量、各种政权角逐聚合的交汇地，同时也促进了山西政治经济的繁荣从先秦晋南的商业集镇，到唐朝太原的商业中心，直至明清闻名全国的晋商票号，为山西积累了大量钱财，也为大兴土木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世界遗产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乔家大院等晋商大院都为此类典型的不可移动文物四、结论本文对当前山西省国家级、省级不可移动文物的结构类型和空间分布做了相对全面的呈现，以期对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化研究和保护开发工作起到指导作用此外，本文仅探讨了山西省不可移动文物的基本概况和分布特征，而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区的诸多领域都值得探究，如不可移动文物的地理空间分布与地域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等之间的关系，今后将对其深入研究参考文献：[1]何鹏，陈昊.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评估与立法保护[J].江漢考古，2014（6）：113～117.[2]孙危.我国文物监督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J].北方文物，2013（3）：107～110.[3]佟玉权.基于GIS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研究[J].人文地理，2014（4）：44～51.[4]柴泽俊.三十年来山西古建筑及其附属文物调查保护纪略，2011.[5]梁星彭.山西考古的新突破——陶寺遗址发现早期城址遗迹[J].文物世界，2000（5）：4～5.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