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2.docx

          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2                    非佛经类写本占了2/3以上此外有些写本明显是僧徒所为，如伯2187卷（王重民校文）赞誉敦煌守官曹议金“自从仆射镇一方，继统旌幢左大梁至孝仁慈超禹舜，文萌宣略迈殷汤分茅列土忧三面，旰食临朝念一方分明俗家口吻，结句却为“小僧愿讲功德经，更祝仆射万万年”《敦煌变文论文録》下册附有原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所藏唐人卷子五种，完全是宣讲佛法的，但其中《维摩碎金》（?－101）已杂采了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评说：“西施淫魔得人怜，迷得襄王抛国位刹鬼一朝来取你，任君有貌及文才假饶端正似潘安，掷果盈车人物会四相迁移身灭後，空留名字也无常直饶韩信有英雄，灭楚会垓扶汉帝没个心中斟酌取，尽呈虚幻一场空威雄樊哙足功能，踏倒鸿门来救主心猛貌粗增我慢，如今也是一场空前皇後帝万千年，死了不知多与少君向长安城外看，遍山遍野帝王陵维摩如此化王孙，便请王孙皆醒悟异口同声谢居士，特蒙除我忘心生据上述情况推想，三国时期著名的人物故事，如诸葛亮、关羽被纳入俗讲变文，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应该是李商隐《骄儿诗》叙述的情景所本，亦是宋代“说三分”之祖述，不过至今不传罢了。

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介绍，道宣武德九年（626年）著之南山律宗所据重要典籍《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贞观四年（630年）改定其卷下《僧象致敬篇》谈及世俗贤人只要内心刚正，外有威仪，即能获得人们敬重时，有一则举证性质的小注曰：“似刘氏重孔明等”唐时僧人注疏此书者众，因而保留了一些有关三国人物故事的传闻如开元间僧人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卷二六（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一册），文长不録晚唐僧人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一六亦有同注，载《续藏》第一编第六十八套第五册惟文言成分较浓，显系删简前说而来又晚唐人陈盖《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四部丛刊三编》）则又添枝加叶，增添了道家气味，且为後世讲史者所本佛教的这种说法显然与陈《志》及裴注有异，或是在此前民间传说尚有异辞，此说显系据俚巷传闻而来当时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卷五《内篇·采撰》称：“讹言难信，传闻多失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翟义不死，诸葛犹存此皆得之於行路，传之於众口倘无明白，其谁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滨，《晋史》称其呕血而死；魏君崩於马圈，《齐书》云中矢而亡已明言当时有关诸葛亮的俚巷传闻说法很多佛教著作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与佛学毫无关联，倒充满儒家君臣相敬和道家巫术味道的故事，应当是在儒道佛三教论辩中用通俗形式引证故事及注疏戒律，既扩大了影响，又迎合了贞观开元时的求贤政策。

[14]连西域胡僧频来中土，亦学会附会三国故事以化缘可参观唐张读《宣室记》卷之九（《宋高僧传》卷十九《唐西域亡名传》亦载，文字略有增饰）记载之“胡僧谓韦皋为诸葛武侯後身”事：“释天竺亡名，未详何印度人也其貌恶陋，缠干陀色缦条衣，穿革屣，曳铁锡，化行於京辇当韦南康皋之生也，才三日，其家召僧斋，此僧不速自来其日僧必历寺连名请至，韦氏家僮患其长一人，甚怒之，以弊席坐舁庭中既而斋毕，韦氏令乳母负婴儿出，意请众僧祝愿焉梵僧先从座起，摄衣升阶，视之曰：‘别久无恙乎？’婴儿若有喜色相认之意众皆异之韦君曰：‘此子才生三日，吾师何言别久也？’梵僧曰：‘此非檀越所知也’韦君固问之，梵僧曰：‘此子乃诸葛亮之後身耳武侯鼎国时为蜀丞相，君所知也缘蜀人受其赐且久，今降生於世，将为蜀帅，必福坤维之人吾往在剑门，与此子为善友，既知其生於君门，吾不远而来此子作剑南节度使二十年，官极贵，中书令、太尉此外非我所知也’父然之，因以武子为字，又单字武也则西域释氏须藉中国本土人物故事游说豪门，以邀结权势青睐之神态毕现此後俗讲之内容发生本土化的变化，自是情理中事三教冲突磨合的结果，逐渐形成了宋明理学“三教圆融”的格局这种风气初唐已露端倪，如《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云：“七岁就学，日诵千馀言。

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则洛下闳、安期先生之畴也《宋高僧传·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还有具体故事，：“有处士孙思邈尝隐终南山，与宣相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久时天旱，有西域僧於昆明池结坛祈雨，诏有司备香灯供具凡七日，池水日涨数尺有老人夜诣宣求救，颇形仓卒之状，曰：‘弟子即昆明池龙也时之无雨，乃天意也，非由弟子今胡僧取利於弟子，而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护！’宣曰：‘吾无能救尔，尔可急求孙先生’老人至思邈石室，冤诉再三，云：‘宣律师示我，故敢相投也’邈曰：‘我知昆明池龙宫有仙方三十首，能示余，余乃救尔’老人曰：‘此方上界不许辄传，今事急矣，固何所吝’少选，捧方而至邈曰：‘尔速还，勿惧胡僧也’自是池水大涨，数日溢岸，胡僧数将尽矣，无能为也[15]孙思邈为後世道教崇奉之医仙，道宣索要之“昆明池龙宫仙方”，亦分明道家者言可知在宋时释徒记载中，“远来的和尚（西域胡僧）”念经，已未必那么灵光了又《宋高僧传·唐湖州杼山皎然传》：“释皎然字昼，姓谢氏，长城人，康乐侯十世孙也幼负异才，性与道合，初脱羁绊，渐加染削。

登戒於灵隐戒坛守直律师边，听毗尼道，特所留心於篇什中，吟咏性情，所谓通其微矣文章隽丽，当时号为“佛门伟器”哉後博访名山，法席罕无不登听者然其兼攻并进，子书经史，各臻其极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诸郡则邦伯所钦……以陆鸿渐为莫逆之交，相国于公岫、颜鲁公真卿命裨赞《韵海》二十馀卷好为《五杂俎篇》，用意奇险，实不忝江南谢之远裔……生常与韦应物、卢幼平、吴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肃、崔子向、薛逢、吕渭、杨逵、或簪组，或布衣，与之交结，必高吟乐道道其同者，则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释交游传》及《内典类聚》共四十卷，《号呶子》十卷，时贵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正、会稽释灵澈同过旧院，就影堂伤悼弥久，遗题曰：‘道安已返无何乡，慧远来过旧草堂余亦当时及门者，共吟佳句一焚香’”交儒访道，俨然性情中人，而称“佛门伟器”者，已证明所传之教纯然为中国佛教了，其人所以能以《诗式》著称後世，正为此耳八，“三教论衡”与佛教中土化治近代史学者讨论中国何以落於西方之後问题时，每究疑於晚明以来西方天主教士开始的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何以中断，造衅之“仪礼之争”责任为谁时，多勇於“自我批评”，且广为散扬按耶稣会士与多明我、方济各会的教派争端，及康熙与教宗克莱孟特十一世所争之“仪礼”，即中国教徒拜孔祭祖之当否事，可参法国人士Isabeletjean-LouisVissiée及Etiemblle等的论文（耿升编译，巴蜀书社1993年版《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及江文汉《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六章等。

甚至1764年法国国会议决，1773年教宗通谕解散耶稣会并没收其财产时，“在世界的另一端还保留着一个耶稣会士中心，即中国的传教士们”，并保留他们的全部财产，补偿岁入，其中一些人被逐出教会後终老华夏该事是非甚明，此不枝蔓其实佛教西来，渐而独盛之际，未必没有类似冲突，虽时与势移，不能简单比附，但略作回顾，未始无益陈寅恪曰：“支那佛教信徒，关於君臣父子之观念，後虽同化，当其初期，未尝无高僧大德，不顾一切忌讳，公然出而辩护其教中无父无君之说者佛法之入中国，其教义中实有与此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如东晋至初唐二百数十年间，“沙门不应拜俗”及“沙门不敬王者”等说见於彦悰六卷之书者唐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义》皆以委婉之词否认此土君臣父子二伦之议论，然降於当世，国家颁布之法典，即有沙门应拜俗之条文（见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及清律卷十七《礼律仪制僧道拜父母条》）僧徒改订之规律，如禅宗重修之《百丈清规》，其首次二篇，乃颂祷崇奉君主之《祝厘章》及《报恩章》，供养佛祖之《报恩章》转居在後夫僧徒戒本本从释伽部族共和国之法制蜕蝉而来，今竟数典忘祖，轻重倒置，至於斯极橘迁地而变枳，吾民族同化力可谓大矣《〈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实际上，在佛徒是否应当遵从世俗社会儒家礼仪上，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斗争。

晋成帝时庾冰主政，就主张沙门应跪拜皇帝恒玄和宋孝武帝也曾先後诏令沙门拜王者，但宋废帝又废除了这道诏令，齐梁陈三代遂让释徒无所顾忌初唐旧事重提，夹杂政权交替，南朝贵族以佞佛为名，拒絶与新政权合作，矛盾开始加剧，如《旧唐书》陆叁《萧瑀传》记叙，略云：“瑀字时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察，後梁宣帝父岿，明帝好释氏，常修梵行，每与沙门难及苦空，必诣微旨太宗以瑀好佛道，尝赍绣佛像一座，并绣瑀形状於佛像侧，以为供养之容，又赐王褒所书《大品般若经》一部，并赐袈裟，以充讲论之服焉会瑀请出家，太宗谓曰：“甚知公素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瑀旋踵奏曰：“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对群臣吐言，而取舍相违，心不能平瑀寻称足疾，时诣朝堂，又不入见太宗谓侍臣曰：“瑀岂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诏曰：“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敝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在释门，简文锐意於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佛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

身俗口道，莫辨正邪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概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於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虽然李世民送像送经，加意笼络，但萧瑀身为前朝国储，“时诣朝堂，又不入见”，摆明是借佛徒之名，不拜新君，惹恼唐太宗，放逐了事而太宗诏令中对於梁朝举国佞佛而致覆亡的理论批判，倒是相当尖鋭严厉的又释彦悰《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载有贞观十一年（637年）正月（适园丛书本《唐大诏令集》壹叁作二月）《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略云：“至於佛教之道，甚於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华神变之理多方，报应之缘匪一暨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当年之福，家惧来生之祸由是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始波涌於闾里，终风靡於朝廷遂使异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反，於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解张，阐兹玄化自今已後，齐供行立至於讲论，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

庶敦本系之化，畅於九有；尊祖宗之风，贻诸万叶显然是正式贬抑释徒，树立新统的重大举动龙朔二年（662年）四月十五日，他的儿子唐高宗企图再接再厉，进一步颁布了《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云：“敕旨：君亲之义，在三之训为重爱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释、老二门，虽理绝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极尊之地，不事跪拜之礼因循自久，迄乎兹宸宋朝暂革此风，少选还遵旧贯朕禀天经以扬孝，资地义以宣礼，俾以名教，被兹真俗，而獭乡之基，克成天构；连河之化，付以国王，裁制之由，谅归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寺详议奏闻李治为了显示不偏不倚，还特地把道教带上一笔，作为陪衬但佛徒依然不肯就范，反而乘势组织反扑道宣[16]等僧为了抗拒此诏，不仅“使京邑僧等二百馀人往蓬莱宫伸表，上请左右相，云：“录令详议，拜不拜未可定，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寺，相与谋议，共陈启状召集人众中包。